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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甚麼叫保育？

Maggie Leung — Mon, 09 Nov 2009 05:01:08 +0000

（回應施政報告「保育中環」系列．之一）

今年四月，為了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都市歴史地景」的國際論壇，去了一趟河內。我們一行人住在舊城區一間每人每晚收費折合八十港元的旅店，每晚吃完飯便施施然在街上遊蕩。河內舊城區內固然有店鋪販賣異國風情，但與之共存的是朝氣勃勃本土日常：咖啡館多如牛毛，每日每刻都有無數人坐在路邊的膠櫈上享受茶水和閑暇，是故舊城區雖租金不菲，但小店只賣茶和咖啡仍能經營下去；週五晚上，年輕人騎摩托車外出耍樂，好些住地下的家庭中門大開，在門前行人路鋪上薄布，架起炭爐，一伙人烤魷魚乾，每街飄香；如果想遠離喧鬧，可以到舊城中心的還劍湖，四周縱然車水馬龍，湖水依然波平如鏡。河內市有好幾個湖，每個環湖公園的設計都讓人能觸到湖水，當然也沒有在長椅上加兩個把手防止人們躺下，更遑論在湖邊（如果不是把湖填平）蓋滿屏風樓。我好喜歡看舊城區裏的電線桿，它們不很高，頂上是一大陀錯綜複雜的電纜，糾纏不清地往各個方向延伸。如果都市是個石屎森林，這是森林土生的樹。

河內舊城區所展示的是一個怎樣的越南？作為一個遊客，我得到甚麼經驗？除了還劍湖有神龜和一千年歴史，其它的河內「文化」資料，我記不得了。但我記得河內舊城區那種「天大地大」的氣質，從區內越、法、中／傳統、殖民地、現代建築的和諧混雜到人們不緊不慢的生活，都展示了本土文化時空(space-time)的深遠悠長和生命力：舊城區本身是國家歷史的舞台也是平民日常生活的場所，同時亦是河內發展的座標，與新開發區相映成趣，拉開了城市面貌、生活和發展模式的維度和可能，繼而日復日地延續著河內和越南的文化時空。河內舊城區所保育的是以本土人民為對象的歴史文化，外來者難以參透，但亦因此為之著迷，產生一訪再訪的衝動。

每個有歴史文化底蘊的城市各有不同的面貌和性格，但都有這種「天大地大」的氣質。施政報告的「保育中環」政策，也能把香港的時空拉開，讓「地少人多」的都市有廣闊的生活空間嗎？我看很難，問題在於香港政府本身思想狹隘又充滿控制慾，但「保育」的工作正是回顧本土經驗、吸收和整理知識、判斷和傳承意義及價值，其成果之一也是香港政府最懼怕的：一個知性、有良知的公民社會。施政報告裏連出了七個位於中環的保育項目，先不說為甚麼是這七個項目或這些項目之間有甚麼關係、代表一個怎樣的中環，除了終審法院之外，政府已經決定了其它項目的用途或去向，完全忽視了這些空間的歴史、文化意涵，實體結構和人們對這空間的了解、願景和權利。夢想超英趕美、與紐倫齊名的香港政府大概不屑向河內學習，那就看看紐約：紐約市設有「地標保育委員會」(Landmark Preservation Commission)，市民可提出申請評核他們覺得有價值的地方，委員會便會進行多方面研究，然後舉行公聽會，由委員會報告研究成果，公眾討論發言，之後再撰寫報告，最後由委員會投票決定是否把申請地方劃成地標。這個保育程序未必完善，但當由古至今有權力的人才能製造地方（make place），一個以市民意願為開端的規劃地標過程的意義便超越了拆少了多少舊建築，而是把製造地方的權力分散到公民手中。另外，這個過程本身也不是消耗官民心力的公事程序，而是一個經由研究和討論生產大量知識的過程。查看委員會網頁，其中一個新設地標叫Lamartine Place，是個在曼哈頓的小社區。聽過嗎？我沒有，Google一下看來也不是旅遊熱點，但本土知識和經驗，本來就不是消費品，也不會被出賣；保育也不是為了製造旅遊景點，而是從檢視經驗開始，定義甚麼是重要的價值，再發揮創意讓現存實體（例如建築物）可以傳承這些價值。

雷蒙．威廉斯在解說「情感結構」時提到，不同世代各有其獨特詞彙，當中包含了只屬同代人的經驗和情感。「保育」和「重建」二詞成為當今「潮語」，我一直相信這象徵了許多人對香港觀感的改變：「香港」不再是一塊踏腳石，而是一個由許多代人撐起連綿不斷的時空，每個小家庭開始有歴史可言，城市的一些地方漸漸成為大小事情的背景。那天問起中央書院遺址，九十二歲的阿嫲若無其事地說，我知，我嗰陣住堅道，成日係屋企騎樓望落去佢地個操場。恍如隔世的現實原來有跡可尋，歴史由每個有限的生命默默地傳遞。中央書院於我現在有了新的含意，在那個想象的空間裏，有個懷春少女向男校暗送秋波。「保育」和「重建」不是銀幣的兩面，而是當下時空的兩端，拉開了「現實」的空間，讓我們實實在在意識到活着的空間、流動的時間，從而發現自己在現實裏的角色，通過製造事件，把「現實」從「事實」鬆綁，拒絕讓一些事情輕易了結。很明顯這是代溝：我一直也不明白為甚麼當年反對清拆天星的訴求一出政府便說「太遲」、西九一開始便要「盡快上馬」、所有的重建項目都「刻不容緩」；而政府也許亦不明白，怎麼動不動就「不遷不拆」，有這麼多古蹟嗎？不，喜帖街、天星皇后、灣仔市集、深水埗重建區、嘉咸街街市、菜園村等等全都不是古蹟，而是許多代人生活的時空。

前幾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整理了研討會的資料後發佈了《河內宣言：有關歴史性都市地景的聲明》（Hanoi Declaration on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其內容說的已超越保育或發展，而是如何去理解長久存在的時空和裏面的人。讀的時候有點想哭，既是為字裏行間對人、對文化的謙卑和謹慎感動，也為香港政府沒有這種品質和因此而受傷害的人而難過。僅以以下五點此作結：
2.14歴史性都市地景是社群居住和生活的基礎和必要環境。規劃和研究都市歴史地景的時候不可以傷害當地群體。
2.15所有相關和會影響都市歴史中心和城市的政策要尊重在當地工作和生活的群體的生活模式，因為那是組成無形文化傳承的的重要原素；並要訂立介入條件　　和保障其文化權利。
2.16　生活模式、介入條件和文化權利裏包含了不可觸及的關係與價值，雖然有時這些無形的文化要依靠專業人士和學者的了解、鑑賞和分類才得以呈現，但它們和歴史性都市地景的實體元素一樣舉足輕重。
2.17歴史性都市地景所展現的多元文化，是長久不斷的文化層叠成果；其中的實體象徵和承載了無形的價值，要通過感觀經驗、學習在地知識和考察文化層次之間關係的來理解。
2.18任何對都市歴史地景的措施的主要考慮都是其傳承價值。

痞子撒賴：市建局揚言興訟威脅城規會

Maggie Leung — Thu, 03 Sep 2009 12:56:55 +0000

某天和K談起關注市區重建的運動何去何從，結論是我們都該去學佛，去處理兩大負面情緒：一是無力感，二是無名火。前日一早讀到《南早》頭條「市建局著手起訴規劃師」（"URA set to take planners to court")和《經濟日報》的報導＜市局爭取士丹頓街Ｃ地盤重建＞，不由得又無名火起。事緣一群H19士丹頓街市建局重建項目地盤C的小業主早前向城規會申請把該地盤剔出重建範圍，城規會罕有地考慮申請並着規劃署重新了解業主意向。結果市建局痞子撒賴，揚言一旦城規會通過了這個申請便會通過司法覆核(嘗試)推翻決定。還能不感到無能為力嗎？經由正常程序和制度向市建局表達意見，和與痞子講道理是沒有分別的。我總覺得，市區重建問題中最難面對的，不是制度缺失、不是法律漏洞，而是被放大和合理化的人性缺陷；而一想到這是人的問題，便覺得無力。（總不能把那些人解決掉吧。）
我相信「事在人為」，不論是好事或壞事。這次城規會考慮業主們的申請，固然是業主們的努力和決心、城規會委員難得開恩的結果，但也是由過去那些排山倒海投往城規會但不通過的民間方案、不被接納的意見所長出的一株勁草。（想起來這是多漫長的過程，生活中不知不覺增加了大量難以理解的規劃、工程、地理、法律、政治、哲學詞彙〔像May姐常說的「意識形態」〕，然後學習把寫信到政府部門和落區聲援變成日常。）縱使現時市建局、重建策略、土收條例諸如此類都很有問題，但當許多人都堅持做自己覺得對的事，便總有方法制衡／影響看似牢不可破的建制。如果城規會以後都可以這樣謹慎處理申請，考慮意見時重視的不是數量、來源而是理據的重量，那麼以後星期六下午我便無需争扎是否要把大好時光浪費在沒完沒了但效用不明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工作坊之上。我希望這次不是城規會網開一面，而是當市民竭盡心力學習參預公共事務，公民社會日漸成熟，公共機構也上了一課，學會尊重與溝通──這是由多少居民的血汗淚來寫的一課啊。
而市建局很明顯缺乏學習的能力，所以面對新規劃文化的萌芽才會拍枱拍櫈、喊打喊殺。撇開所有城市規劃、舊城保育、重建發展等等等的理念不談，如果市建局真的「以人為本」──像其策略所說的，基本的考慮便是居民有沒有重建的意願。市建局本身沒有／不願問這個問題，好在仲有城規會，H19不願搬家的業主便通過這個渠道表達意願，這某程度上是在為市建局補鑊。昨日《南早》社論無端轉口風，劈頭便說「市建局和城規會對於－中環重建區的角力是不應發生的」。不，我們正是要更多的拉扯，一個能讓個人與制度拉扯、讓手無寸鐵的公民申張自己的意見的社會才有文明。而文明的高度──不是建築物高度或恆生指數──才是發展的真正目的。這種拉扯應該成為公共事務程序的一部份（說的當然是真正的學習和意見交換，不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工作坊那些無效儀式），不單要政府「用文明說服」大眾，公民之間也要通過拉扯產生張力，打開溝通的場域，才能把「集體」(collective)變成「公共」(public)。
不過再想想，市建局撒賴，是出於害怕吧。如果「謝安琪一歌唱，市建局就偷笑」，那麼市建局害怕的時候，我們應該很高興:哪一天「家」不能被出賣、居所(shelter)不被當作資產(property)炒賣，市建局倒台的時候也到了。那天和N說我和K要學佛，他說「要看化嗎？」不是，不要看化，但要看穿，而且還要埋身肉搏到底。

[代貼〕H19業主回應報導之新聞稿

Maggie Leung — Thu, 03 Sep 2009 12:59:59 +0000

URA Out of Order
URA Threatens Town Planning Board and Staunton Residents

The owners of private properties at Staunton Street are shocked by the threats from the URA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as reported in today’s papers. The URA has reportedly decided to Judicially Review the Board to prevent the removal of private property from the URA scheme.

Spokesman Dare Koslow considered this typical of the URA

“The URA is so insensitive to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and proper procedures, and now it is threatening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hey threaten individual landowners with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of their property if they don’t agree to sell. They force people out of their property for no reason other than to sell to big developers to build out of scale development.”

“We, as a group of land owners have presented a reasonable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retain our rights and to keep the character of the area, and now the URA wants a public fight with the independent Town Planning Board. Surely the URA should follow the law and proper procedures?”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considered an application from the owners on the 24 July and deferred making a decision requesting further information. The hearing has to be reconvened to conclude the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to remove the private properties from the URA scheme was supported by legal opinion for the applicants that showed they had a right to be heard and that the Board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 facts when making a decision. This view was supported by legal advice from the URA’s Counsel an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applicants were able to show to the Board that :-

• Some of the existing properties had been refurbished by the owners and had been improved to a good standard so that the URA process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 There was no ‘public interest’ reason for the URA taking over the ownership rights of the existing owners and selling the land on to a developer;
• The URA did not have an approved Master Layout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e;
• The URA had purchased properties on the open market within the area and were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same risks as other property owners when rezoning takes place. They could always re-sell them on the market.

Koslow said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gives citizens rights of application and appeal and we will use those right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aw allows. When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decides to change the zoning it provides the URA with a right to object to that zoning. Why can’t the URA follow the usual legal process just like normal citizens rather than threatening legal action before a final decision is even made?”

“To threaten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beforehand is totally out of order. They are trying to unduly influence its decision. We can also Judicially Review the Board if it acts improperly, and if the URA continues like this it may be providing all the ammunition we need.”

“However, it might be even better for the public if the URA and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battled it out in court and a judge decided how the rights of the small citizen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the URA process, which is so obviously out-dated.”

End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

Dare Koslow
Sawada Wong

[代貼]聯署要求阻止市建局進一步發債及暗地坐大

Maggie Leung — Sun, 26 Jul 2009 15:33:11 +0000

各關心市區重建問題／關心香港經濟合理發展／關注公帑用得其所的朋友：

市區重建局日前已正式外向發行債券，並聲稱首批債券經已超額認購，稍後會繼續發債集資達十億美元，這意味市建局將「拉更多大機構落水」來鞏固自己存在、甚至是作為盈利的藉口，這亦等如已否定正進行中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結構性轉變可能。

隨之而來，是市建局會成為金融體系中舉足輕重機構，如各大銀行、金管局等的負債人；亦即市建局的存亡，甚至盈虧，都影響這些機構的盈虧，這就出現捆綁式連鎖反應，屆時將連法例上有權監管及指令市建局的發展局亦將被迫受制市場環境，形同虛設。　

市建局成立這些年來，為社會帶來嚴重傷害，當中部份既得利益的，本來就不應得到，無辜成為受害者的，更是不該受害。市建局一直以全資收購的方式運作，以納稅人金錢冒上極高投資風險，曾有不少業主表示可以樓換樓的方式合作發展，這其實減低收購成本及風險，才是多羸的明智理財策略，然而不濟而欠制衡的市建局管理層，在全盤土地政策傾斜兼利益全歸市建局的不公平市場遊戲規則下還夠膽聲稱蝕本，枉費公帑而理直氣壯接受政府注資，為什麼我們還可以容忍這麼一個百害而無一利的機構存在，至今還要眼巴巴看著它坐大，對社會為害更多？

權力使人腐化，市建局的問題，是法例及制度欠缺制衡的錯，如果不在削弱它權力處想，其失控情況將更嚴重，這不單是領匯翻版，這是比領匯為害更深的嚴峻問題，遺憾是連發展局林鄭月娥都低估了影響，有關討論在上月二十三日立法會討論時，議員涂謹申提及市建局發債會阻礙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結構性轉變可能時，林鄭的回應是：我們從沒認為有這樣的影響！她認為發債只是短期安排，是較銀行利率更低的借貸。

然而，社會至今對市建局發債可能帶來的影響還未足夠討論及評估，更欠缺制衡機制，現在就已經忽然推行，市建局勢力澎漲的失控情況已迫在眉睫。

關注市區重建的公民社會朋友認為必須叫停市建局進一步發債這災難，這是非常急切要做的事；我們懇請大家聯署要求政府公開評估市建局發債的影響，並要求政府盡快制定規限市建局權力及對其制衡的機制，並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得到結論前，叫停市建局「非土發餘下廿五個前期項目」以外的新項目，避免對社會繼續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和破壞。

市建局這問題已臨界極端，懇請各方關心香港合理而公平經濟發展，及關心社區的政黨、團體、個人，團結共同為阻止市建局坐大而設想，並提出各種可行的方法面對如此困局。

聨署請到: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13001696695, 或張貼回應留名。

聯署人

思網絡鄭敏華
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
環保觸覺
關注城市規劃社區大聯盟
保護堅尼地道小組
肇輝臺關注組
司徒薇
胡恩威
李維怡
馮炳德
何耀生
麥海珊
曾冠榮
何榮興
何榮佳
何國才
何婉屏
羅群英
宛明臻
宛明雋
宛子櫻
宛子茵
岑少惠
戚玉珍
吳彥強
周連鳳
吳犖思
Irene Suen

[譯文]Jose Rizal：域多利監獄之行（香港）,及請支持規劃申請Y/H3/4

Maggie Leung — Fri, 27 Feb 2009 01:42:45 +0000

譯按：找到菲律賓民族英雄Jose Rizal這篇日記的時候，本想借題發揮，用這個封塵的故事指出以加插巨型現代建築為招徠的賽馬會活化中區警署古蹟群計劃，會把「歷史」從古蹟淘空，而這是對保育工作的最大傷害，因為從此「古蹟」的價值會變成地產價值，以「實用面積」作為指標（偏偏城中就有一座豪宅叫凱旋門。也許下一個樓盤會叫金字塔。）。但當把文章譯完，卻發現在這篇故事面前，評論將變成多餘：只要能讓一八九二年的域多利監獄以原貌呈現，便能體會歷史之美，也會明白為甚麼無需要對古蹟畫蛇添足。如果政府真的覺得中區警署古蹟群珍貴得值投放十八億元去活化，那麼拜托，請把這些錢花在日常保養之上，不要以活化之名把歷史活埋在巨型竹棚之下。英文譯文載於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Dr. Jose Rizal，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出版。在此鳴謝素未謀面的網友Gil C. Fernandez從美國寄來文章。

又：請支持規劃申請Y/H3/4 ，保留域多利監獄的ｆ倉及限制在古蹟群內新建築物的高度

今天，1892年3月2日，在9:30分我和獄醫Marques醫生，到他負責的監獄──域多利監獄，走了一趟。我們走路去，在穿過幾條街後沿荷里活道而下，走進了一條掘頭路，那是砵甸乍街的延伸。門衛和其他工作人員向我的同伴行禮，而大門己為我們開啟。我們走過法院，那裏有無數中國人和印度警察。那些中國人被捉住了長辮子；有一個穿着破爛的衣服。他因為做賊而被捕。

有人通傳我們的到來，大喊Isang（醫生）。

中國囚犯們向我們敬禮並準備接受檢查。他們舉高雙手至額頭，手掌向外，手指這樣伸着：(註:：插圖從缺)

我們看見一群囚犯在天井──貧血，蒼白，骯髒。他們的衣服是白帆布做的，縫得很結實，有襯衣和長褲。在左胸心臟對上的位置縫有亞拉伯數字的囚犯編號；右方縫着另一布條，寫着幾個中文字，可能是中文的名字和號碼。在正面近下方邊緣印着Victoria Gaol。如果他們的右肩上有兩條一指寛的黑帶──沿着衣袖和軀幹的接口、互相平行的帶子──他們便是慣犯，或至少，他們正在服第二階段的刑罰。

Marques醫生批准了幾個聲稱虛弱的犯人入院之後，我們走進一條陰暗，呈圓形的走廊，從一邊可以看見外面許多鐵枝焊成的門，大概一vara寛（註：西班牙長度單位）。這些是受罰囚犯的囚室──漆黑一片，裏面只有一扇關上的百葉窗。當我們走近，一個黑影浮現到門前行禮，像之前形容那樣，然後開始用中文發牢騷。有個實習生，一個會說中文的葡萄牙人，翻譯了他的說話。他們都聲稱肚瀉，希望藉此能搬離囚室。但每當醫生要求證明，他們甚麼也拿不出來。他們的懲罰是只能吃飯和水，所以每一個人都很虛弱。這些囚室本身就是對囚犯的一種懲罰。這些囚室不在地下。我們離開，囚犯又沒入漆黑當中，門被關上。

從那裏我們走到一個八角形、有時用作禮拜堂的房間。許多中國人正在排隊等候。他們舉起雙手向醫生行禮。由於他們將要接受吃水飯的懲罰，所以他們需要讓醫生檢查，看看他們有沒有不宜受罰的狀況。有一個老鐵匠，因為偷柴生火而被罰，他因為太虛弱所以可免除受罰。醫生為他把脈。我們看見當中有很多吃鴉片煙的，從他們的膚色，骯髒的牙齒，或牙齒脫落，便秘，貧血，黑眼圈和瘦骨嶙峋都可看出。

從那兒我們走到另一條兩旁都是囚室的走廊。中國人的囚室都很乾淨；裏面的設置有一條又長又粗的繩，大概直徑有十厘米，固定在地上，作枕頭用；另有一個載滿木屑的四方箱子和一個鏟作為解手處。每天早上，負責的囚犯要拿箱子去清潔。我們見到一個曾印過Marques醫生的作品的中國印刷工因偷竊而被關在這裏。Marques醫生建議把他送到North Borneo。中國犯人還有張睡覺用的紅被子。我們又看了附近的幾個部門，我看見一些歐洲人。他們有很窄的床，中間屈摺，像一張椅，有一張中國作為床墊。我們看了三層樓。

當囚犯表現良好，六個月之後，如果他的刑罰是公共建設，他便會被調往室內工作，例如做鞋，釘裝書本和印刷。但這些待遇的名額很少，如果表現稍有不當，他們便要再受罰。我們看過他們做的鞋子。這些囚犯，還有印刷工和裝釘工人，看來過得不錯。一個鞋匠甚至帶著一頂漂亮的黑羊毛帽，像菲律賓牧師帶的那種呢帽。其他人正在梳理用來織麻布纖維，他們每天要完成一磅半，完成不了便要受罰。在地面那層，有些人在用椰殼纖維造墊子，有的在造中國和地。醫生告訴我，對於生手來說，織麻布是件苦差，指頭會損傷。到處都有人在織麻布，在單人或多人的囚室都有。下層有一個秤，用來秤一札札捆好的、每札一磅半的纖維。有些中國人受僱負責這項工作。監獄裏的苦役之一是在室內來回走動，囚室的一端牆上有一柄皮革包裹著的曲軸。軸上有個牌，記著每餐之前要轉動曲軸的次數。囚室很黑，從外面只能看到旋轉中的曲軸的末端；有個箭嘴指示轉動的方向。每個受罰的囚犯每天要來回走12,500次，不能完成的話便會受罰。整個過程都在半黑裏進行，我們看見一個赤膊的囚犯正在受罰。曲軸的負重是十至十六磅，誰轉了多少次、還要罰多少天都記錄在一本簿裏。這是很辛苦的勞役，不把這些勞動力花在有用的事上面，實在可惜。

另一個苦役，也是最出名的，便是搬鉛球。這些鉛球造工很好，一個個放在石墩上面的凹位，差不多一英尺高。每一個石墩相隔大概一或二尺，排列成橢月形，囚犯便站在石橔之間，一個跟著一個。有一個人發出指示。囚犯們向同一方向彎腰，雙手提起鉛球；然後向相反方向，挺直腰，一步走到下個空位；再沿相反方向，彎腰把鉛球放在石墩上，然後不斷重覆。我不知道這個動作要做多久。

有一個不太多人知道的苦役是用竹擔挑起兩塊麻石，圍着天井走動數小時。我們看見四、五個中國人在受罰。

厨房也是由中國囚犯打理的。他們吃的飯是棕色的，洋人囚犯吃的是普通麵包，但生病的時候，他們吃的麵包和上好的店子裏賣的一樣。

有一個為被囚債仔而設的地方叫Debtors Ward。我發現他們都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監獄的囚衣。我們看見的那兩個都是這樣，不知他們是否新來的囚犯。他們其中一個因為三十披索的債務而被判──如我沒有搞錯的話──監禁五個月。

在監獄醫院我們視察了那個不幸從奧卑利街那邊的圍牆跳下的囚犯──那面牆有十vara高。這個可憐的惡人是其中一個在中國犯事，香港被捕而將要被押回中國的盜賊。他嘗試越獄，卻不知監獄的結構。獄吏們向他開火但打不中，他跳落地面的時候雙腳着地，向前摔倒時兩手撐着地，臉部朝下。結果他得了關節破裂，metatano tassiana，在頭顱底部。剛開始時他發了低燒。他三十歲。

我們還看見其他病人，有一個患了肺結核，另一個有痔瘡……

我們見到可憐的Woodin，留了一把白鬍子，在其中一個病房內。

之後我和Marques醫生分別。我在探訪者名冊上簽了名，我看見當中有一個英國女傳教仕的簽名，一個多明尼加人，一個Augustinian，和一些Christian Brothers的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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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警很易，強姦很難：一些香港法律迷思

Maggie Leung — Sun, 18 Jan 2009 17:47:57 +0000

我們要注意的是，「合法」並不一定「正當」和「道德」。
──朱耀偉，冼偉民：《以法之名：後殖民香港法律文化研究》，頁四十八

一．
在荔枝角。馮炳德面紅紅，說是血壓高，雖然還是想吃M＆M。住在病房，有床瞓，有被「冚」，「很有home feel。」還說，剛看完《鹿鼎記》，「因為早瞓，所以佢地錄起俾我睇。」

我說，JU媽，你真係令人法指。

如果林官知道馮炳德竟然覺得監獄有家的感覺，大概會咬牙切齒罷。馮炳德活得很好，不難過，還自得其樂；法律制度打碎了自己頭上的普世光環，它的裁決不不能讓人信服更不能讓馮炳德屈服。蔡瀾說自己「法律上結了婚」，馮炳德也不過是（被判）「法律上有罪」，而「罪」在有兩種，sin和crime。本來這種二分是多餘的，「罪」不應該都是「惡」的嗎？但林官對馮炳德的判詞的基本邏輯錯誤或曰向權力的明顯傾斜（看這裏）明顯地呈現了這個分野，並暴露了法官和法律條文本身的「惡」－－「罪惡」的「惡」（evilness)和「聲大夾惡」的「惡」（authority)。

二．
傅柯在討論強姦的法律時有這麼一段話：「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應成為懲罰對象。批判強姦時所批判的應是肢體暴力，僅此而已。（如果強姦不等同肢體暴力，）言下之意是，性之於身體，是尤其重要的一回事，性器官和手、頭髮和鼻子不同，因此特別需要法律保護。……應批判的是肢體暴力，不應摻和性的概念。」（來源）傅柯問的是，為甚麼用性器官襲擊人和用拳頭襲擊人的性質不一樣？想起這段話的時候，我正在看《侵害人身罪條例》第三十六條，原文如下：
(a)意圖犯可逮捕的罪行而襲擊他人；或
(b)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或
(c)意圖抗拒或防止自已或其他人由於任何罪行受到合法拘捕或扣留而襲擊他人
我想問的是，為甚麼襲警比『襲』其它人更不能接受？對任何人使用暴力都不對，但為甚麼36b尤其要突出「警員」這種行業／身份／角色呢？食環職員經常「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小販或在協助該小販的人」並多次逼死小販，為甚麼他們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在香港，襲警很易，強姦很難──我的意思是，法庭判一個人襲警很易，判一個人強姦很難。襲警有多容易，看看馮炳德的例子就知道，不再重覆。至於強姦，舊老細以前研究法庭审訊強姦案的傳譯問題時，其中一個發現是審訊審的是受害者，不是被告。在香港法律定義之下，構成強姦罪的重點有二：女事主是否同意進行性交及陽具有否插入陰道（請查閱香港法例對「強姦」和「性交」的定義。在此定義下，女性是不能強姦男性的，男男之間和女女之間也不會有強姦出現。還有，根據200章117條，「任何男子與其妻子性交並非在『非法性交』」，沒有「婚內強姦」[marital rape] 這回事的。）。在法庭上，辯護律師的焦點往往在受害者是否自願之上。大部份強姦案的事主都互相認識，辯護律師往往會由此出發：「你地點識（口架）？上網識（口架）？你係咪成日上網識人（口架）？你識咗人地幾日就同人地出街（口架）？」當中的潛台詞當然是，你出得嚟玩，都預咗啦。之後的許多問題都順流而下：「你嗰日着咩衫（口架）？短裙呀？你着短裙去見個男仔呀？你係咪平時都咁豪放架？」到終於來到事發的經過（強姦──作為一個事件──究竟從何時開始？）：「你唔想同佢做點解要比佢鍚你呀？你有無推開佢呀？你做咩唔打佢呀？點解唔踢佢呀？你真係唔想做？」為了保障「客戶利益」，辯方律師會千方百計讓事情看來是女事主自找和自願的，套用訪問過的一個大律師自述打強姦案的心得：「八個字：小事化大，無中生有。」

不是說每一個強姦案都要被告罪名成立才叫公正，問題是現時有關強姦的法律不是為了保護可能的受害者而是給予施暴者洗脫罪名的空間，审訊的過程不是為了找出被告做過甚麼，而是受害者如何把自己置於施暴者的視野之內。女權主義者對傅柯的批評也正在於他對女性／受害者的經驗的忽略──一個「姦」字有三個「女」，強姦（作為一個概念）不等於以（性）器官傷害另一（性）器官，而是衝着受害者的性別身份而來的。如果強姦衝着女性而來，襲警呢？試想一下，如果審判馮炳德的法庭上，被襲的警察要──像強姦案的受害者──陳述自己如何遇上馮炳德，然後如何被施以暴力；辯方律師則力圖證明是被襲的警察引起馮炳德襲擊的動機，所以受傷是他自找的。又或者把情景對調，想像用審理馮炳德襲警的方法處理強姦案：受害者強調自己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和被告發生性行為，雖然有證人證明被告沒有插入，但受害者堅持自己被強姦，被告因此強姦罪名成立（就像有關襲警的法例有兩條，刑罰一重一輕，性罪行的法例有很多種，許多被告都能洗脫強姦的指控，改判刑罰較輕的罪如猥褻侵犯）。這兩個情景都很荒謬吧，和判馮炳德監禁十五週一樣荒謬，而法律現實的荒謬源於對權力／暴力的偏袒和沉默：「被襲」的警察在法庭上有沒有解釋為甚麼他的同僚「拉一條行車線」，他要拉「一條半」呢？這是挑釁嗎？在事件中警察就是那麼中立，沒有意圖也沒有動機嗎？他如何用後腰的傷解釋馮炳德對他胸口施的暴力？把強姦和襲警一同討論，我想說的是，這不單是36b的問題而是整個法律制度內在的暴力。

三．
而香港法律制度的暴力的最大來源是社會對「法治」的普遍盲目崇拜。記得第一次讀到香港法律對「強姦」的定義時我受到的震動：一方面是為自己長期無知地崇拜這麼原始而無稽的法律而感到慚愧，但同時又為神話的脆弱而感到充滿希望。只要肯做close reading ，從我們最深信不疑的神話開始，作最稹密仔細的閱讀，要拷問一字一句的含意，才知道那些要改寫，那些要傳承──是的，因為珍惜，所以才要去蕪存菁，才要時刻自省：「質疑法律規條不等於反法治，而要支持法治更應該解構那些［不道德］的法理原則和批判現存有問題的法律規條。」（《以法之名：後殖民香港法律文化研究》，頁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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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A狂轟市建局，力撐嘉咸街：香港建築師學會對市建局修改H18設計大綱之回應

Maggie Leung — Wed, 10 Dec 2008 03:51:24 +0000

(按:原文為英文,此乃非協會譯本)

香港建築師學會極度擔心市建局H18項目中的「市區更新」手法和該項目對位於嘉咸街、卑利街和結志街、對歷史和民生都至關重要的街市的影響。我們在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發出的信上已強調，保育應有包容性，不能只著眼於老建築，更要包括街景和地區的氣質特徵。我們也強調過，這個地區是是香港過去市區生活面貌的重要印記，應該保留。雖然市建局嘗試改善他們的項目計劃，但我們仍希望對計劃表逹以下強烈關注：

１．保留現有街巷佈局
項目中受影響的街道（包括結志街，吉士笠街，嘉咸街、卑利街和士他花利街及連接街道的後巷）構成香港其中一個最古老的市區佈局，因此香港建築師協會強烈要求政府和市建局保留現有街巷形態。我們反對鏟除吉士笠街和後巷及為了建新的大廈而縮短士他花利街。加插市建局提議的斜行通道和開放空間只會進一步抹去歷史街道設計和原有的城區組織。

2．保留現有城區規模和格局
協會強烈要求把市區重建策略從「高樓、高密度、單一模式」轉為「層數較少、風格多樣」以保留現有城區規模和格局，並提供小規模經營空間（配以向街道沿伸的空間），吸引不同企業，引入多樣性。現時計劃興建的四巨塔並不適合該區，完全誤解了連接熱鬧的荷里活道和蘇豪的歷史城區的比例與密度。

3．保留現有建築，以填充式重建保持原區風貌
協會知道市建局會保留個別戰前樓宇，但我們強烈要求盡可能保留重建範圍內現有建築。如果有建築物老化損壞的問題，便以復修解決；如果實在無法復修，便把該建築物拆卸，之後在原址重建並修補鄰近的建築物。都市裏的文化古迹是整片的城市構造，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不單是幾幢建築。市區重建策略有立即檢討和修改之必要。

4．保留現有市區構造和建築形式以確保城區的生命力
協會強烈要求市建局和政府維持原有市區構造和地鋪向街道伸展、連接週邊的建築形式。我們對提議的「露天廣場」有極大保留，因為街道與小巷本身就是公共開放空間（尤其是行人專用街道）。在街市裏新設的廣場不會增加人流、改善街景和豐富該區特色。

5．改善內巷衛生和環境
協會促請政府和市建局改善區內環境衛生以達至現時要求，同時建議、鼓勵和資助店鋪和販商修葺去水渠和頂蓬、改善衛生、收拾齊整等，以不破壞地區環境的方法優化和改善環境。

6．讓業主參予重建
協會強烈要求讓私人業主參予該區的更新和重建，市建局不應壟斷該區的重建項目。應有政策和機制鼓勵和資助私人業主復修物業。

7．保護和支援社區，提高生活質素
「市區更新」應該保育和幫助現有社區和鄰里而非把他們逼走，但現時很多居民都已被逼遷出，這只會打散社區和帶來不滿。政府應考慮原區為市民改善居住和生活環境，資助已搬走的居民以可以應付的價錢重返舊居。

8。促進街市生機，確保小商販生計
協會知道這個街市和週邊區域是國際知名景點，為市民和遊客所熱愛，同時也有重要的社會功能，為每天在區內工作的人們提供就業機會和區內外人士提供價錢合理的新鮮食材。商販們很擔心日後在市建局所建的商店和商業大廈之間如何營生，我們要求整個重建項目的重點應在維持小販生計和推動旅遊業，並主動地處理衛生問題。

香港建築師學會

二零零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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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嘉咸街的故事，和說故事的人

Maggie Leung — Fri, 17 Oct 2008 16:21:51 +0000

一九八四年，陳偉群博士﹝中﹞代表長春社出席監察大亞灣核電廠聯合組織記者會。

我給你說一個故事。從前，有個說故事的人，叫陳偉群，我叫他Dr. Chan。去年的嘉咸街街市節講座，陳博士說了一個關於嘉咸街的故事。其實也不太是個故事，就是政府收地發展，把嘉咸街劃入重建範圍，要市民搬走，市集搬遷──也就是，現在正在嘉咸街發生的事。

不過陳博士說的事，發生在一八四四年。陳博士當日圖文並荗的故事叫《第一個重建項目》，現在我只能根據他留下的簡報檔案來覆述了。話說香港開埠之初，市場自由蓬勃，不過這個「市場」是最質樸日常的街市。其中兩個分別叫上市（Upper Bazaar，或中市Middle Bazaar）和下市（Lower Bazaar，位處今日蘇杭街和文咸街一帶。），圍繞市集週圍住的都是華人。上市就在今日的嘉咸街一帶，有兩排舖頭，每個三十六乘十四尺，年租四元。一八四二年，殖民政府把這些土地賣出，都是真金白銀的交易，有白紙黑字的地契。但到了一八四三年，眼見大量華人和歐洲人湧入香港謀生，土地需求大增，殖民政府生起了收回上市地段的念頭，一是為了通過賣地增加收入，二是把在那裏居住的華人都趕去太平山住，免得華人四處散播傳染病，也把這個便利近海的優質地段留給殖民新貴，整頓和擴充維多利亞城。一八四四年，重建工程開動，政府在拍賣上市地皮之前的一星期，通知業主要在六個月之內交出物業。
　　

歴史與當下的距離，咫尺天涯，尤其當歴史回歸當下，和當日常變成歴史的時候。到嘉咸街走一趟吧，自去年年底市建局開始收購物業，昔日川流不息的街市如今變得冷清，許多住宅人去樓空，街市販商們清閑得能在以前繁忙的下午六時吃下午茶。一百五十多年前，可有相同的情景，同樣有人走過，想像在當下與歷史的夾縫中如何自處？在經歷過天星皇后拆毁、舊區瘋狂重建和生命的稍縱即逝之後，我才知道平淡的日常原來脆弱如斯。三個星期前才在「關注城市規劃社區大聯盟」的會上見過擔任主持的陳博士，現在我只能把這些片段編成他的故事，his-story。陳博士，怎麼走得這麼匆匆？那天我才說過，你的新眼鏡很好看呀。你知道嗎，故事很難寫，關於你的，關於嘉咸街的。這個故事關於嘉咸街歷史的永劫回歸，但這次多了許多角色，縱然還是有許多歷史的過客和旁觀者，但也有許多人用盡各種方法打開故事的缺口，擠進歷史的既定事實，要改寫和延續這個故事。記得那次在一個關於灣仔舊區發展的論壇碰到陳博士，而他為了去「街市閃一閃」行動，竟然中途離開討論，還為此吃了我一記白眼。陳博士，那天你在街市揮舞的，是辣椒還是青瓜？
　　

我還是繼續說吧，生命越過越短，故事卻能越寫越長。好了，天要下雨，政府要收地，不過當年的政府還未學會把自己雀巢鳩佔的行為叫作「保育」。一八四四年一月廿二日殖民政府賣出了數十幅地皮，但賣地通告只刊登在英文的政府公告上，於是無聲無息地，上市的華人業主們便失去了自己的家。他們到甚麼時候才知道自己將會無家可歸呢？是新業主來敲門的時候嗎？這很難說，不過翻一翻當年的資料，還真是待到賣地結束四個多月後，在五月四日，當時政府公報和報紙的混合體Friend of China and Government Gazette刊登了華人業主們的請願信和港督砵甸乍的回應。請願信被翻譯成英文，下款是「八十九個業主」。苦主們申訴，他們為了得到大英帝國庇蔭，在一八四二年來的香港，之後為了在市集扎根，傾家蕩產、債台高築也在所不計，而當年的尊貴的官員Mylius也體恤民生，讓他們在上市買地營生。但如今晴天霹靂，無家可歸但又身無分文，只好出此下策，跪求尊貴仁慈的長官大人閣下，恩準草民原地居留，繼續日常生活。
　　

從來脆弱的都是日常，但偏偏那是生活的全部。當時的港督砵甸乍沒好氣地回應：唧係呢，各位手持的一八四二地契，從來都是臨時的，你不知道嗎？一八四二年，（中英）兩國尚在交戰，（南京）條約都未簽，連香港會否成為屬地也未知。拜託，請各位呢，多想想大英帝國的恩惠，我已經叫了成班官員同各位解釋，還不夠嗎？其它關於安置和賠償事宜，我會成立專責小組跟進。總之無得留低，各位無需再申訴。覺得耳熟嗎？對了，就像劉吳惠蘭回應市民保留天星碼頭的訴求時說的，「不要有遐想」。我開始明白為甚麼市建局把趕走居民、打散社區、推倒老建築留下一面牆再建幾幢數十層高樓的行為叫做，保育。從高地價政策到無視庶民生活，今日的香港政府在努力地傳承這個殖民傳統。不過，到底「傳承」和「保育」是有意識地對一些意義和價值及其載體（行為或實物）的思考、整理和維繫。但看看今日的官員口吻和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何其相似，對保育的討論仍然停留在「拆或留」的層面；而「發展」只等同於樓價、股票指數、建築高度的攀升而和文明的進程無關（人們讚嘆金字塔並不是因為其高度罷。）。這百多年來，我們從沒有進步。從一開始，人們的日常生活便一直受威脅，在制度裏沒有位置；而承托生活的文化，累積傳承的過程艱難而緩慢。
　　

但縱使艱難和緩慢，只要還有說故事的人，古老的故事在每個被言說的當下總得以延續和更新，而又總有那麼一兩個聽故事的人會受到感召，要在現實裏演活角色，書寫故事。陳博士說了嘉咸街的故事，也讓這個未完的故事裏多了個說故事的人。回到陳博士說的故事。幾番波折之後，結果政府花錢削平太平山的土地，讓上市居民遷徙，同時免租五年，而受影響的「正當」人家可獲四十元的賠償。但事情並未完滿結束，因為覺得事情不應該如此發生的人不會就此罷休。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的Friend of China and Government Gazette的「社論」之類欄目又提起這個重建項目，末了還有這麼一句：「雖然，法律上，女皇陛下的代表們可收回島上怡和洋行以外任何一片土地和每一間房子，但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道德上，他們只比強盜稍好。」一百五十多年後，在乙城節講座「公共空間點至夠公？」，陳博士深深吸了一口氣，煞有介事地說，有一種DUPSURA 效應嚴重地破壞香港的公共空間，這個「DUPSURA」是一個很艱深的學術名詞，是關於近年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全稱是「De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by URA」（市建局拆毁都市公共空間）。每個時代都必有其哥利亞，可能叫做殖民者，可能叫市建局，所以故事的關鍵也許在於，有多少個大衛挑戰巨人。

故事說完了。這是一個關於嘉咸街的故事，和說這個故事的人的故事。每一個故事和說故事的人都密不可分，所以說故事從不徒勞；每多一個人說，故事便多了一個角色和可能。陳博士，也許有天有人說起嘉咸街的故事的時候，我們的角色會在故事裏再碰頭。願你一路好走。

圖片及圖片說明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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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學問: 舊灣仔街市檔主談新街市設計

Maggie Leung — Sun, 27 May 2007 12:43:04 +0000

作者：珍姐　輝哥　司徒（灣仔舊街市檔主）
攝影：謝柏齊
整理：灣仔市集關注組　

　　賣菜的輝哥說：「設計一個街市的關鍵在於routing（路線），或者就是一個問題：買完魚如何買菜？」聽了灣仔舊街市的檔販們對新街市大厦的批評，便會明白為甚麼要有「人民規劃」：在某個空間裏過某種生活的人，最知道那種生活需要甚麼樣的空間來承載；知識，來自生活經驗。那麼，還有誰比街市的檔販們更清楚，街市的學問？四月二十三日，灣仔區議會和負責營運新街市食環署的職員組織了兩場新街市考察，下午的那場大部份的舊街市檔主都有出席。五月二日檔主和灣仔市集關注組討論新街市的問題，由關注組做紀錄。

在商場買餸？新街市的設計
　　灣仔新街市大厦位處緊貼華置物業尚翹峰（The Zenith），據食環署職員和檔販們所說，新街市也是華置設計的。新街市分別有灣仔道、交加街和皇后大道東三個出入口，另有一個貨物起卸出入口在太原街。新街市分三層：地庫、地下和一樓。地庫原本用作「安置」太原街和交加街的檔販，但由於遭到強烈反對，於是將會改作社區用途。如果從灣仔道街市正門入地下，右邊將會賣熟食，左邊是十四個魚檔和七個肉檔（是的，賣熟食和鮮肉在同一層，奶茶咖啡香裏將有血的咸腥）。一樓賣的是菜果和乾貨，有九十八個小檔，兩個大檔。其中在扶手電梯旁已建好的檔位被圍板包圍（圖一，圖中檔位將被拆卸改建茶座），食環署職員謂這些檔位將被拆掉，改作露天茶座（室內露天茶座？）。不同用途的檔位的大小和設備稍有不同（例如賣魚的要有水池），但除了過道盡頭轉角的檔位只有兩堵牆外（圖二），基本上都由三堵高牆組成一個長方盒形，只有一個開口面向顧客（圖三）。怎樣看，這些檔位都比較像店舖，再加上「露天」茶座──這到底是街市還是商場？。
　　　
搭電梯買條菜，入不了貨的貨（車立）：新街市的設計問題
　　舊街市的檔主大部份賣蔬菜和生果，他們對被安排在一樓十分不滿。要由地面直上一樓，只能從灣仔道入口搭很陡的扶手電梯或子彈電梯（圖則上寫的是‘bullet lift’。果然是個商場！）。灣仔道附近已有不少賣菜的店鋪，如果一個人能在街上買菜，為甚麼還要搭電梯上樓買菜呢？除此之外，整層的設計十分差劣：賣菜的司徒說，只有一部上一樓的貨（車立），而且小得容不下一個大的手推車，這樣上落貨一定會做成混亂，引起爭執（話說考察當日關注組成員也和四哥和其它四、五人等一同逼貨（車立），好笑的是當四哥問食環署職員在這麼小的貨（車立）如何用大手推車入貨，職員回應說，摺埋架手推車咪得囉）。

　　設計新街市的人除了不知道甚麼叫「入貨」，大概也不知道怎樣賣菜。輝哥批評檔與檔之間完全隔絕，空間迫狹，不夠開揚。請注意「迫狹」不等於「空間小」。輝哥在舊街市的檔位所佔的空間，就是他的貨物所佔的空間（圖四）；這個空間的大小和形狀每天也可能不同，而它的邊緣是輝哥和隔鄰的約定。新街市檔位的「迫狹」來自密封的高牆：設計者通過高牆宣佈這個空間的紀律，限制了檔主運用空間的可能。

　　珍姐又指出，一個街市要生意好，一定要讓顧客方便和選擇多，一個只賣菜果的街市是沒有人會光顧的，要魚肉菜果混雜才能成「市」。再者，新街市的店鋪式設計，前面的檔位阻擋後面的檔位，不能讓顧客一覽無遺（一覽無遺的舊街市，圖五）。而如果一個顧客能在最近電梯的檔位買到所需，他／她是不會走到這層的角落去買菜然後再原路離開的（請不要忘記由街道直上二樓的通道只有兩個，而且位置相近）。這樣一來，近電梯口的檔位租金一定較貴，會引起檔主之間的惡性競爭（難怪「露天」茶座佔的正是扶手電梯旁最好的位置）。

　　一眾檔主們都希望能搬到地下和魚肉檔一起經營。考察當日檔主們曾問食環署職員可否把熟食區改成菜果檔，職員當時便以「節省資源」等等理由否定這個可能性。但其實熟食區的原本設計是雞檔，但後來因衛生問題而取消；考察當日熟食區的工程未見雛形（圖六），要改動的話，應該比拆掉檔位改建茶座容易得多。熟食區有交加街、灣仔道兩個出入口，出入便利；比起賣三元一袋蒜、六元一斤薑的菜檔，熟食店應該更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租金……這個街市到底為誰而建？檔主們從臨時街市被安置到今日的舊街市經營，生意僅夠糊口，但也死守十年，為的就是當年政府為他們建「一個更好的新街市」的承諾。

街市的學問：舊街市檔主們的要求

　　檔主們反對遷入新街市的原因很簡單（圖七），像考察當日賣菜的陳婆婆說的，搬又死，唔搬又死。由一班不買菜也不賣菜的人設計的街市，只會扼殺街市的生活。檔主們針對新街市的設計提出了要求，如果這些問題能得到解決，他們是樂意搬入新街市的：一，讓菜果魚肉同在地下擺賣。珍姐強調不接受食環署職員「先搬上一樓試吓再搬落地下」的建議，這種安排的後果是搬了上一樓做不了生意，但搬到地下的承諾不會得到實現，但到時她再不能搬回舊街市；二，拆除檔位，在地上劃出檔位大小，讓檔主自已佈置空間；三，設四個月至半年的免租期，視乎生意好壞再決定鋪租。（現時舊街市的租金由七百至一千多元不等，包水電；但新街市的租金單是冷氣費便要一千元，再加上水電費，保守估計每月要花五千元。）這些要求，再卑微不過──難道希望生活安穩，兩餐溫飽也太過份？

　　空間形塑(shape)人的生活，人按自己的經驗塑造生活空間。一個不能營運的街市大厦是誰設計的，是怎樣的空間和生活，令到這個設計者無知得以為自己能設計一個街市。可能是只有四面牆的冷氣房。沒有人能知道現實的全部，但起碼可以知道生活的多元。原來這個城市的建設者不懂的，不單是街市的學問，而是生活本身。

(photo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HK_Wan_Chai_Market_n3.jpg)

(代貼) 城規會延期考慮H15規劃申請

Maggie Leung — Thu, 15 Feb 2007 04:26:01 +0000

哈姆雷

市建局的H15規劃申請共收到近200份反對意見，並有很多聲音要求市建局提供中譯的計劃書。13/2收到城規會的電郵，確認了延期考慮市建局的H15規劃申請，直至收到進一步資料後的兩個月內，再行考慮。不知是城規會主持公正、還是市建局心虛了，總之大家多了一兩個月時間，為利東街爭取更好的規劃。

其次，回覆提到「擬議發展規劃綱領的中文譯本」，不知是否仍然是那一板紙的中文，還是整份計劃書的譯本呢？如果有朋友這幾天或假期後會到規劃署的話，煩請幫手看看。

大家繼續努力，密切監察市建局的一舉一動。

++++++++++++++++++++++++++++++++++

先生／女士：

規劃申請編號A/H5/356

多謝你就題述規劃申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提交的意見。

因應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的要求，城規會於2月9日的會議上決定延期考慮題述申請，以待市建局就申請提交進一步的資料。城規會將會於收到進一步資料後的兩個月內考慮該申請。

市建局先前就該申請提交的資料，包括擬議發展規劃綱領的中文譯本，已存放於規劃署位於北角政府合署及沙田政府合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供公眾查閱。市建局日後提交的進一步資料同樣會存放於上述地點供公眾查閱。據本秘書處了解，有關資料將涉及修改擬議計劃的主要發展規範及提交經修訂的技術評估報告，如屬實，本秘書處會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的有關規定公布該資料，任何人士可就該資料向城規會提出意見。我們亦會在報章及城規會的網頁上刊登通告，以及將有關通告張貼於申請地點或附近的顯明位置，通知公眾有關的事宜。

如你對有關事項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李凱璇代行）

(代貼) 中環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危在旦夕!（就在曾蔭權宣布參選後的不夠四十八小時！！）

Maggie Leung — Wed, 07 Feb 2007 12:57:27 +0000

按：以下是司馬文（Paul Zimmerman)一個呼籲電郵的翻譯，得到原作者的批準，轉貼在此。昨天在文物諮詢討論會上，中西關注組的羅雅寧（Katty)在大會上讀出她剛收到的古物辦信件，當中謂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的牆、磚、釘（總之，各種零碎建築物料）己經過檢驗，無甚價值（又見）－－但其實，Katty去信古蹟辦正正要求考證該地帶許多未知的歷史，但結果古物辦仍用解剖式的理解開待歷史建築。最可悲兼可笑的是，Katty講完古物辦之前做的評核的問題和讀完古物辦的信，台上的主持問，呢位小姐，你嘅訴求究竟係咩呢？Katty 在上星期五城規會會議的經驗，請見此。又，萬物錯過這個星期日的警察宿舍導賞團。

城規會於上星期五（注：即二月一日）的會議通過了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的規劃大綱擬稿，但所謂的會議不過是個為了通過規劃大綱的指定動作。期間會議成員問了許多有建設性的問題，亦有成員表示不想通過規劃大綱，但主席伍謝淑瑩（即規劃署署長！！）不斷用延遲賣地對政府收入帶來的損失向成員施加壓力。可以預見的是，通過了這個規劃大綱便會成為反對修訂圖則的申請（Y/H3/2）的藉口；而這幅地名列賣地名單，可能在審核Y/H3/2申請之前己被賣出了。

支持保留已婚警察宿舍的居民都十分難過，而很明顯，很快城規會的發言人又會說他們己進行過討論和諮詢──但請記住，中西區區議會拒絕了這個規劃大綱！！（注：呢到）關注事件的人士為被官僚欺騙而感到憤怒，官方所有言論都是大話，曾蔭權政府最近不斷提到的「保育」議題不過是助選的煙幕。

如何是好?

1. 表逹你對申請修訂圖則Y/H3/2的支持

支把該區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及「休憩用地」地帶以保留古蹟。遞交申述書的截止日期為二月二十三日，事不宜遲，立即行動！
規劃申請報章通知:
http://www.info.gov.hk/tpb/application/applications01_c.htm

就規劃申請提出意見表格:
http://www.info.gov.hk/tpb/pdf/Forms/comment_form.pdf2. 告訴政府漠視永久交通擠塞的危機.

這裏有一份支持修訂圖則的申請，其中分析了城規會對造成交通擠塞和破壞環境的責任。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的確不易，我們只有沿海狹長的土地可建樓房，但我們決定保護海港，又沒可能移山。不斷上昇的人口密度只會帶來永久的交通問題，交通諮詢委員會怎能坐視不理？立即告訴城規會你的想法吧。

3. 提醒古物諮詢委員會它的責任

古物諮詢委員會在那裏? 委員會可以跟據最新的歷史線索重新考慮＜文物評估＞嗎？這個委員會究竟如何運作，功能為何？

4. 要求停止賣地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會把警察宿舍地段從賣地名單上移除，直至在公眾之後才再作考慮嗎？還是要把這個地帶盡快賣出以結束所有討論？

5. 質問一：消滅天星，一個不夠？

從政府「後天星」的「補救」措施來看，北京政府一定關注天星事件所引起的討論並叫特首關注社會和諧的重要。但為甚麼政府還要繼續鏟除香港歷史的痕跡，難到消滅天星，一個不夠？

6. 質問二：下一個五年，另一輪洗劫？

今日政府所做的，是否對曾蔭權的《施政報告》第70節、《香港家書》裏提到的「平衡」保育與發展和他的參選政綱所強調的「優質生活環境」的實踐？從城規會主席（孫明揚的助理）的態度看，政府正在加速所有「發展」項目，就如當日急不及待拆毁天星一樣。下一個五年，會否又是另一輪的洗劫？

戰鬥未完　仲有皇后

Maggie Leung — Tue, 26 Dec 2006 05:23:43 +0000

　　在呼籲前先講一件事，但到底我不是搞社運的，各位請原諒我以下行為的天真和無知：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和E去了古物咨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的公開會議，在會議開始前我恭恭敬敬地寫了兩張便條，用跪地的語氣說，本人作為旁聽者也許沒有發言權，但希望委員會主席何承天先生能暫時放下「主席」的權力而用「人」的身份保障我的言論自由，而我也保證那只會是理性、禮貌、簡短的發言（其實根據〈古物諮詢委員會公開會議旁聽指引及規則〉，旁聽者不可「喧嘩或呼叫口號」但沒有提到不准「發言」；不過後來我發現，在他們的理解中，旁聽者發出的任何聲響都是喧嘩或口號。）。結果會議開始前，有位姐姐走埋黎細細聲說，真係對唔住喇，我地個規矩唔係咁，你聽下個會先啦。好，我聽。呆坐了個多小時候，終於到了「其它事項」環節，眼見各委員己經開始收拾文件準備離去，於是我舉手要求發言──對，我舉手，像個要搶答問題的聽話同學仔。

　　其實我想對何承天講的只有兩件事：一，作為咨詢團體，委員會有責任盡快召開新一輪公開、廣泛的咨詢，並應立即要求政府停止清拆天星，直到有咨詢結果；二，現在有許多傳媒人士和要求保留天星的朋友在中環天星等待何承天到現場聆聽他們的意見，希望他可以跟我們到天星一趟。第二個「建議」我都覺得好低級，由於和在場記者閑聊時，有的說會參預公開會議，而我想在記者面前他老人家應該比較難下台，所以想到了這個卑劣的手段；又，我關注的是何承天可以如何發揮他的功能（或，如何可以利用他的角色和功能)）暫緩清拆天星。對他示威或要求他馬上停止這個工程都是強人所難和於事無補的，所以乾脆讓他做當下能做的事。當然，我們的順從不是一種姿態，我的確曾經相信，只要能直接面對官員，市民便能真正和他們對話，到底他們都是人。

　　然而「他們都是人」的假設是錯的。何承天望了我一眼說，旁聽係唔可以發言架喎。無計，我求你你都唔俾我講，我唯有俾我自己講。這時周圍的數名職員一湧而上，在我們面前一字排開，不停打斷我們說話，由於缺乏示威吶喊經驗，我們連講一個完整句子都有困難。出動幾個人打斷兩個後生說話，唔通我地開口會噴火。何承天神色自若地收拾桌面，睇我唔到，直至我大叫「你媽媽無教你人地同你講野你要望住人呀！？」方才望了我們一眼──唉，有些人，真的要向他的媽媽問好才會有反應。後來越來越多職員阻止我們說話，最後另一位姐姐說，唔好咁，唔好咁，你地唔好逼何生啦，我地安排你地見面好唔好？

　　結果會面在會議室後面的密室進行。又由於經驗不足，我們竟然沒有影相和錄音。與何承天對話實在令我大開眼界，原來和有些人「對話」，真的要用打斷的方法來讓自己發聲，否則有人以為「獨白」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何承天說的大概是，委員會當年沒有支持清拆天星，而由於那個會議是按程序進行的，再加上當年的委員會主席不是他（即，唔關佢事），所以應該尊重那個決定。我當時目定口呆，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維護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正如「政治正確」不是「正確」一樣，「程序公義」也不是「公義」，而是對程序的盲目遵守和濫用（abuse），把遵守程序視為唯一的正確性而無視程序本身的問題、執行過程的漏洞和結果的影響。「程序公義」是典型的官僚文化，但我以為官僚總會設法迴避這個說法，沒想到何承天竟然大剌剌地直認不諱。面對是非黑白在瞬間的顛倒，我不能言語，彷彿語言不再承載我所了解的含意。E在這時提出了世界各地幾個充滿創意的保育例子並問，咁你知唔知呀？何承天繼續大模斯樣地答，唔知，臉上再加上一個，「點呀？」的表情。我說了我要說的話，何承天說，我見左你地，咪見左大眾囉，我頭先見過傳媒，咪見左記者囉。會面就此打住。

　　之後回到天星。希望幻滅，真相大白真的不太好受，但覺悟總能讓人學懂如何自處。面對一個原始的政府，戰場就在公共空間－－權力的爭奪無處不在，但如果一個政府不能被理性說服和沒有感受的能力，市民和政府的權力拉扯只能是最原始的角力，手瓜大的便是贏家。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原來不是民主的勝利而是人數的勝利，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政府對民間團體、專業人士提出的可行保育天星方案，和市民對保留天星的訴求，充耳不聞。政府從幾個人擋推土機、十幾個人闖入工地和二百多人的遊行所了解到的「民意」是只有「一小撮」人反對清拆天星，而少數「應該」服從多數。當民意被量化，唯一表達的方式只有「身體」力行，佔據公共空間，進入大眾和政府的視野，尤其是面對一個會視若無睹的政府。為甚麼何承天要在密室和我們見面而不能在其他人面前（那些人甚至不是普羅大眾）對我們把說話講清楚？何承天能夠以職權濫用制度，但他不能夠控制一個空間內其他個體的思考，而他對公共空間的恐懼讓我仍然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世界上沒有最完善的制度，但最有效的監察機制也許是一個有活力、創意和社會關懷的公共空間，而公共空間的創造不是由政府規劃而要由民眾積極參預，以眾聲喧嘩來對抗獨白。

　　鐘樓被拆之後，好頹。我還寫甚麼。寫寫寫。寫咩寫。但對於一個除了寫字甚麼都不會的人，還可以做甚麼。我那天怎麼把何承天當人了，那天我怎麼沒有帶菜刀和炸藥。朋友突然問了一個很cliched 的問題，but don’t you think writings can inspire people，我很cliched 地答，yeah, and that was how I got inspired。然後我想起那打斷我們說話的人牆。真的，也許我們都有「噴火」的能力，讓天星之火燎原，傳得更遠更廣，就像自己曾經被一些文字和說話「點著」一樣。戰鬥未完，仲有皇后，這是在公共空間的戰鬥也是保衛公共空間的戰鬥。但為甚麼要為我城的公共空間戰鬥？我想起何慶基博士在回應別人問他為甚麼要入政府做事的說話，「因為哩度係我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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