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丁望
2006-03-08
思維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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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溫建新農村 切莫蓋香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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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五日的政府工作報告，闡述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構想。中共中央黨報稱這份報告，傳遞「貼近民生」的訊號。
溫家寶的報告，如一月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情繫三農，把解決農業、農民和農村的「深層矛盾」，置於「各項戰略任務的首位」。
本欄對它的解讀是，凸顯傾斜政策的大轉變。從城市支援農村的反哺政策，到基礎設施投資適度向三農傾斜，在在說明胡溫新政的一個內涵──正視並解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滯後現象」，緩解農村民怨。
上有政策 下有尋租對策
源自韓國七十年代新村運動的「建設新農村」，是繼包產到戶、鄉鎮企業、進城務工之後，農業和農村變革的第四次浪潮。所謂新農村，定位於「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是在費改稅基礎上的開拓性構想。
為新農村建設的啟步，胡溫增加對三農的投入，今年的全部「支農開支」將接近三千四百億元，增幅超過百分之十四。投入三農的公共財政，將向農村基本設施如農田水利工程傾斜。
農村基本設施的「欠帳」太多，公共財政的投入即使不會因幹部貪污和挪用而流失，也要有時間的積累才能見到明顯效益，當前農民能獲得的實惠很有限，農民的「脫貧」或「奔向小康」，還要靠自力救濟─比較可行的是進城務工。
胡溫的建設新農村構想，能否貼近農民的利益，是難解的懸念。政令不通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早已成為吏治腐敗下的常態。原來好的構想、改善農民處境的政策，到省、市、縣、鄉鎮便層層走樣，很多還「變味」。二○○二至○四年的城市化運動，原是想擴大農民的就業空間、讓農民逐漸取得城鎮戶籍改變身份，但地方政府（特別是市、縣、鄉鎮）和官員與地產商串通一氣，以城市化為名掀起「圈地運動」，把農民承包的土地圈入「新市鎮」範圍內，非法以廉價甚至「零地價」奪取土地，隨之而來便是「野蠻拆遷」。
這次圈地運動，使權勢階層的權力尋租大有收穫，社會上增加了一批暴發戶；六千萬農民則失去土地，有的還失去家園。上訪熱和群體抗議活動頻頻發生，便是圈地運動和當權者「尋租現象」的後遺症。
新烏托邦 扛鋤頭乘電梯
對於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說，官方描述的新農村美景，是遙遠的烏托邦。他們眼前面對的，可能是縣、鄉鎮、村幹部的變相攤派和「野蠻拆遷」。
如果缺乏有效的防範機制，現在的「新農村建設」或淪為又一次的圈地運動，使地方政府、貪官污吏和奸商獲暴發機會。即使官員克制權力尋租，也可能因「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亢奮，以「美化農村」為名，向農民變相攤派金錢、工役，建新洋房群、修大而無當的廣場等。
「建設新農村」的一些試點縣、鄉鎮，已出現「香港高樓熱」，在「統一管理」的名堂下建十幾、二十層高樓，強制農民拆舊房搬入「香港樓」。還有的鄉鎮強制農民舉債建「別墅」，荒山下的「別墅群」遠離農田而無人居住。
列寧說，蘇維埃政權（共產黨政府）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中國大陸的農村土霸則把農民扛鋤頭、提鐮刀進出電梯稱為「社會主義優勢性」，比列寧想得還「甜美」。這種「新農村」，相似毛澤東強制農民入公社、砸飯鍋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叫喊「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
當務之急 是水醫毒教貧
孟子謂：「民事不可緩。」如今中國大陸農村不可緩的「民事」，是水、醫、毒、教、貧。三億農村居民的飲水不安全，八成以上居民在醫療保障網之外；工業污染、農藥殘留造成土壤惡劣化，重金屬含量太高和污水危害居民健康和生命；義務教育未上正軌，高中和大學收費太高剝奪農家子弟入學機會；絕對貧困和貧困邊緣的人口多達七千四百萬，如按聯合國的貧困標準（每人每天不足一元美金），貧困人口超過一億，白居易詩中的「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並不鮮見。
中共地方黨委和政府「解決民生」的當務之急，是上述的「五難」，而非合併幾個村拆遷民房，強制農民「集中居住」在新洋房中。靠攤派去蓋洋房擺「新農村」的門面，只會加劇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