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緊湊的工作中，我還是臨時決定前往香港，因為我需要答案。每一個我認識的香港人都問我：一個台灣人為什麼這麼熱衷七一呀？（這麼熱又這麼無聊你做什麼來呀？），我無法準確的回應這個問題，不過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為了發洩激情而來，而或許是想經由觀察與探詢的過程，回頭望見身處台灣的自己。雖然我適應與理解了香港的氣候，但是對於遊行本身，我得到的疑問，仍不比我得到的解答來的多。
過去這兩年，我曾問過自己，以及我的香港朋友們很多問題，七一到底反什麼要什麼？在那些標語之外，七一要形塑什麼召喚什麼？七一的人數為何大起大落？來的人為什麼來，這與政治環境變化有何關係？特區首長的人選、香港的市民結構與社會氛圍與遊行的關係是什麼？「民陣」、市民、政治人物、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曾在○四年一次與inmedia聰頭的討論中，敘述對七一的感覺像是散步與嘉年華而不是遊行與抗爭，我目前仍然抱持這樣的想法，但是已經對我使用的「嘉年華」這個詞彙有更深刻的體會，同時也重新思考七一作為一場「運動」，他的潛力與困境。
去年（○五年）七一我問了聰頭，董建華的下台與曾蔭權的上台對七一可能會有什麼影響？他告訴我曾蔭權是個出身港英政府的官僚，作風強勢，這些都會是影響港人看待「政府」的內涵與表現的部分。這樣的觀察稍微由遊行的群眾所印證，我從群眾口中得知他們實際上街的緣由，然而接著我又從香港的組織、運動者，以及民陣工作人員的口中更深一層剝解「七一」內部存在的複雜關係。
龔先生與他的女友一齊上街，問他為什麼上街呢？他說「反二十三條是一直反的，所以前兩年也來，但是今年特別是針對特首太強勢了，把自己當作還是殖民政府一般的對待市民」，相較「紅頂」背景的董建華，一些港人對這個一路從小官員做起的曾蔭權，初期可能還有些期待，但是「這一年下來一點改善也沒有，官商勾結、忽略弱勢與基層的事情還是一樣」龔先生說。過去董建華私自揣摩北京中央的上意，但是曾蔭權在「普選」議題所表現出來的卻是「上下共謀的權力結構，並且政府（特區政府）過於強勢，又沒有相對應的司法機構可以公正的評判，司法是政府自己的」龔先生說。所以，龔先生認為，無論如何會堅持普選與反基本法的事情，雖然他不喜歡遊行隊伍中的政治人物，但普選之後再來談香港政治生態該如何不落入另一層次的政黨鬥爭的問題。
龔先生把七一從○三年開始的主要議題做了區分，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對他來說核心的敵人就是普選跟反二十三條。每年也來的葉小姐有著類似的看法，她說雖然今年原本有些事，而且覺得每年上街都爭取不到政府的回應，實在有點煩了，但最終還是因為這股氣，把一家四口都帶上街。葉小姐認為「政府總是將自己做的一些不法（不合理）的事情給合理化，總是在政府與資本家內部分配利益，一點也不在意社會不公義。但是與其說是針對普選，她「更覺得就是對政府不滿」，所以，葉小姐並不受到「民陣」的感召或政黨的動員而「純粹自己想來」。她其實也說明了，普不普選與是不是持續遊行可能不會是絕對的關係，因為她知道「政客都是差不多，遊行中的出現政治人物各都有所圖」。
對一般的市民來說，或許無法用分析性的語言敘述他們對政治與社會時勢的感受，但是從他們口中，「要」與「反」的對象其實相當明確，因為政府在做的事就是關切市民自身權益的事。香港社運的常客「八樓」當然沒有在七一缺席，這些長期的社運參與者更進一步釐清了「個體化的市民」與整場遊行之間的關係，並且幫助理解了當前七一存在的問題。Benny說到「七一得不到政府的回應，七一當天所展現的力量也沒有在平常的生活中發揮出來」，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問題，因為「七一之後大加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是重要的應該是七一之後怎麼持續才是」。Benny的提醒其實點破了香港市民結構與社會氛圍仍有待解釋，即使我們見到一般市民確實有人在七一當天是清楚有意識的走出來，知道自己反對什麼，但是我們無法得知，除了將七一呈現為一場大型募款行動，它到底還有什麼？自己站出來的香港市民如何不僅是「表達自己」而進一步關注他人？直言之，如何更組織化？
民陣的副召集人Bobo的解釋，呼應了Benny的疑問，因為「民陣內部的五十幾個團體多半是沒有群眾基礎」，而且即使針對「普選」這項核心口號，團體內部也存在很多立場。這樣一個「聯盟」形式的團體，確實有先天不足而後天失調的危機，尤其，如何在各個群體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來匯集力量，是整個遊行過程最實際也困難的協調工作。協調最大公約數之後，「更重要的是如何不讓普選蓋過期他的社會議題，不是只有一個議題可以蓋過其他議題」，「民陣」工作者對遊行的這般想法，指出了七一不在於要反對什麼，反而是如何透過這一天將眾多的議題突顯出來。
「七一的力量如何持續」與「如何在七一遊行中形成最大公約數，並且不排斥其他議題」其實是兩個層次的議程。就前者而言，不僅在於民陣如何組織群眾，也在於參與的團體如何組織，但就後者而言，不僅是實際操作的技術問題，也是如何偷渡一個社會發聲之平台的問題。
凝聚最大公約數同時允許不同聲音的作法，可能有兩個後果可以討論。首先，這造成了以選票為最高目的的政客（民主派眾人）與民陣之間的裂痕（當然也包括民陣或者民主派內部不同政黨的裂痕），使得政黨、天主教區等不盡力動員。第二，則或許可以借用港大助理教授司徒薇的話來說明，司徒薇認為，七一像是個「去認同化（disidentification）的運動，你看不到七一到底要爭取什麼，反倒是都在反對某些事」，因而使得整場遊行過於發散產生一種弔詭，「遊行中的聲音當然在反曾蔭權，但反曾蔭權所帶出的各種議題卻又使得敵人有可能被模糊掉」。這兩個後果都可能導致七一的瓦解與力量分散。
然而，即使認為七一的整體形象是一種聚合了各種「去認同化」行動的印象，司徒薇也從各式各樣的運動中見到了「青年」這股力量的崛起，「自從○四年之後，七一遊行中出現了很多新的青年團體，在去認同化的過程中存在一股年輕人團體開始形塑自我想像與新的自我認同的趨向」。司徒這樣的觀察，其實恰好又與Bobo對七一的另些想法有所對話，即Bobo說「一場民主運動到底需要什麼？難道一定要激烈的抗爭嗎？還是可以做成怎麼樣的嘉年華？」。Bobo認為，與其說七一是一場反基本法或爭取普選的運動，還不如說是要嘗試塑造「新的香港人認同」，「六四一代有他們的認同，七一一代如何有自己的？」當然兩代間沒有衝突，但這或許會是一個社會前進的象徵。當這些針對七一遊行的討論拉到市民認同的形塑，似乎又與如何組織化的問題離的更遠，但他同時卻又是組織生成的一項利基。
「新的認同」並不是如論述般容易，「民陣」的實際工作展現了導向多元文化的意圖，然而，為什麼最終只呈現出普選？除了前述不同團體的角力，或者向是主流媒體的界定、形塑，當然也包括了「平常的組織功夫做的不夠」。在這部分，Bobo更指出了她對民陣如何持續下去的悲觀，在談「組織」之前，如何磨合內部張力？
七一究竟應該代表什麼？展現為什麼？從不同行動者的回應看來，它確實仍是個可以開放討論的議程。即便首先，我們必須認清「組織工作」在社運行動中的重要性，它甚至超過了遊行人數的表象性，然而，如果將「普選」視為七一的一個觸媒，或者將七一視為一個供應多元聲音挾帶偷渡的平台，那麼，一場遊行或許也就不需嚴苛從傳統上的定義解釋為一個有總體目標的社會運動，亦即在「組織工作」之外似乎浮現一個平行的議題。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批判，七一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他並未存在健全的組織工作，使得市民在七一當天的行動淪為無累積的、甚至碎裂的，然而如Bobo說，「七一若成為每個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其實也未嘗不是一個漸進改變社會氣氛的場合。七一遊行中除了傳統工會或社區組織的強大組織力，我們其實也見到了新興的組織出現，但這兩種角度的觀察，就必須倚靠更多的組織者與運動者投身各式各樣的草根工作，才不至於讓「新認同」成為後現代的喃喃自語，更重要的新提問或許是組織與社團之間如何越界、攜手共進？
以上的觀點與解釋，讓我進一步理解了七一到底在做什麼，然而最根本的問題卻依然存在，即社會運動與組織工作的根本內涵為何？七一中不同團體的回應是複雜的，其實這本身也回答了為何七一如此難有清楚的輪廓。不過，矛盾之中似乎也從中看見了共識——曾蔭權因素，或者更明確的說——官僚因素。
作為「官僚」，曾比董要難以應付，一方面是他具備「香港本土」的象徵，另方面是「傳統官僚」的作為方式，他熟悉如何在強勢作為與軟式回應之間做調動，而更熟悉如何藉由「官僚體系」的特色，將政府的作為自我合理化，甚至透過各種機制收編原本的民間聲音。相較董建華時代的經濟衰退，曾蔭權讓人聯繫上港英時代的輝煌過去，並且他讓人將北京中央的專政與港英時代的技術官僚形成對比。
這種官僚正是社會運動最主要的敵人一，但是面對主要敵人要如何行動？如何將市民組織起來對付這樣的敵人？更多的問題，在前面的文字中都已經出現，而更重要的或許還應該包括如何不陷入「民主發展」的泥沼及不落入統治階級的新陷阱。官僚的位置其實與商人差不了太多，尤其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時代，企業已經擁有越來越多的官方性質的力量，如果看不見政府在面臨經濟危機時，越來越多轉嫁私人的動作，以及看不見選舉表象內在的利益壟斷共同體，則市民將成為抹煞自身權益的驅動力。
確實，市面上以及社運界內部對七一的批評似乎多過期待，亦通常都是極有效的批判，然而樂觀地看，機會仍然在那裡等待。我一點也無法說清楚，民主運動、民主發展、社會運動、組織工作的內涵，不過九歲的紀文似乎教了我些事。當我問紀文來做什麼時，她向我說「來運動囉～」，我問她運動什麼？她說「運動是跑跑步之類」，而當我問她為何要支持保存灣仔的「藍屋」？她說「因為政府要拆，我不希望它拆，但是故事太長了，不知哪裡說起」。或許，是「嘉年華」還是「運動」這樣的問題，並不需要清晰的定義，重要的是前頭已經談了很多的，即如何發展一個社會一題發聲的平台，以及如何組織化的抵抗，再者，如何更清楚的描述，社會的敵人不斷以不同面貌出現。如眾人所提醒的，找到清楚的目標可能是重要的一步，但當前七一模糊的狀況或許也不需被徹底檢肅，因為有開始有想像就有希望就有機會，重要的在於如何不自滿。
這篇文章最初是期待以報導的形式呈現，然而敝人「唔識廣東話」所以徹底的採訪失敗，同時，我想畢竟撰文必須回到作者的初衷，方能切卻的提出自己的感想，於是變成如此一篇甚為雜亂的文章，無法有效分析，亦無力進行，但我仍希望稍微彌補了這幾天下來的叨擾。最後要說的是，一如往常各單位針對人數有了不同調，但是根據我的凱達格蘭大道米平方人頭計算法，五萬人或是個公正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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