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三白
破土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盧暉臨教授最新專著《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於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的書評。從一個集體村莊的歷史中，本書作者思考集體制度本身。這篇書評作者是盧老師的一位年輕學生，面對自己老師的作品，他運用了從老師那裡獲取的知識，又反過來思考老師的命題本身。老師用扎實的田野材料向學生們傳授著社會知識，傳遞著底層情懷，而學生又以反思的態度重回老師的田野，這本身就是一種堅韌美好的「傳道授業解惑也」。
盧暉臨，北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哈佛燕京訪問學者。2015年出版新著《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於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本書以作者在安徽南部自然村——汪家村前後長達10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講述了一個集體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的故事。
今天向大家介紹一本新書，書名叫《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於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作者盧暉臨。說是新書，但實際上作者早在十年前就寫就此書，只是一直壓在箱底沒有發表。近日有幸得贈此書，便迫不及待通讀一番，順便介紹給各位讀者。全書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十年前的「舊作」，包括了全書正文全部五個章節和附錄一，主要是對集體制度在當時的確立和具體實踐進行了考察；第二部分則是十年後的「新作」，包含了跋和附錄二，主要是在先前考察的基礎上，再度審視集體制度，希冀在此基礎上探尋當下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發展的出路。
我們先來看下第一部分。本書研究關注的問題很簡單，就是「人民公社制度（集體制度）如何形成這一問題」（p8）。作者指出，既有研究明顯囿於「國家——社會」範式，將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看成是國家和社會之間複雜互動的結果，而對於社會內部的緊張和衝突，特別是農民這一群體所發揮的作用則是視而不見。不同於既有研究，本書從農民社會內部出發觀察問題，指出集體制度是國家和農民，以及農民和農民之間「鬥爭」的結果。
全書以「社會分化」為主線，通過革命前後農民社會中「社會分化」模式的變遷，向我們揭示出了農民社會內部的緊張和衝突。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書更為關注的是農民社會「文化世界」中的社會分化。通過對研究村莊在20世紀30、40年代狀況的描述，作者指出，農民社會中存在一個「社會分化的文化網路」（p85），支撐起這個文化網路的是「界限分明的財產觀念、清晰的個體責任觀、明確的等級意識加上『命運觀』」（p94）。但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後，這一「社會分化的文化網路」被破壞，而「自發勢力」和「農民平均主義」這兩股原本處於「邊緣地帶」的力量，則利用其與階級意識形態的親和性而得以興起。就此而言，作者認為正是來自農民社會內部的「自發勢力」和「農民平均主義」兩股力量以及來自國家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三者複雜微妙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實踐形態（p10-11）。就此而言，在人民公社制度形成過程中，農民群體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農民基於自己的文化意義和經驗去理解制度，有意識地、富有意義地建構自己的生活，同時也建構這套制度本身」（p160）。總之，這本書試圖闡述這樣一個認識，即「集體制度雖然由共產黨國家推動和組織，帶有很大的強迫性，但是農民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他們被裹挾到集體化的大潮中，以自己的方式、沿著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推波助瀾，甚至在可能的範圍內調整和改變了潮流的走向」（p161）。
論及到此，本書前半部分的主要內容和觀點已經大致呈現。如果僅僅讀了這前半部分，或許讀者會得出類似當前流行的「集體制度註定行不通」、「集體制度效率低」之類的觀點。正如作者在後續的跋中所坦言的那樣，十年前他對於集體制度基本上是持負面看法的。這無可厚非，因為從當時作者研究的案例中確實可以找到不少經驗材料的支援。但問題是，如果僅僅以此就來對集體制度做出總體性的評價，那無疑就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這恰恰是現在許多學者在對集體制度進行研究時時常會犯的錯誤。遵循所謂「常識」的懶惰性思維，毫無例外的都將人民公社制度三十多年的實踐一竿子打翻，而不去反思下這三十多年的集體化實踐能給我們當下的實踐以及問題的解決提供怎樣的經驗、幫助和另一種可能性。
在完成這本書前半部分寫作之後，作者的研究興趣轉向了農民工問題。在我看來，這一轉向涉及到的不僅僅只是研究興趣，更是作者走出書齋，開始關注當下的社會苦難。如果說十年前，作者還是一位在象牙塔里把玩學術問題的「學院派知識份子」的話，那麼在這篇十年之後寫就的跋中，一個走出象牙塔，關注社會問題、現實苦難的「公共知識份子」形象已經躍然紙上。現實的社會苦難，使得作者開始去思考其根源和解決之道。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胸懷社會的關照之下，作者開始重新思考集體制度和集體經濟，希冀「在一個變化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集體經濟對於我們今天的農村發展所具有的啟示和意義」（p163）。而這也就構成了本書的第二部分。
通向集體之路之所以會這麼曲折，在作者看來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首先，「中國農村的集體化是在新中國最不具備經濟和物質基礎的階段開啟的」（p163）。在經濟「一窮二白」及人口快速增加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集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發展並沒有快速提供農民的生活水準。其次，「中國的集體化歷程還是在最嚴苛的國際政治環境下開啟的」（p163）。在敵對的、無外援的國際政治環境下，國家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確保國防安全。在缺乏其他來源的情況下，發展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必須取自農村和農業。但即便是在這樣一個極為逼仄的成長環境下，集體化帶來的農業發展，特別是糧食增長，成功養活了數量龐大的新增人口，並在此基礎上使得全部人口的生活水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時，還為中國的快速建立完整的工業化基礎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此外，還產生了「延後的效率」，集體化時代打下的農業水利設施基礎為去集體化初期中國農業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鄉村社會中原本就存在的追求私利的「人性」和文化意義網路，特別是前文所指出的農民平均主義，對集體制度的社會主義原則的侵蝕，從內部使得集體制度在實踐過程中變形。這個原因向來是為學者所忽視，但卻是毛澤東當年就已經看到和力圖克服的。無論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還是文化大革命的發起，「其目標是『破私立公』，就是人人都在的自己的腦袋裡與私心雜念做鬥爭，以培養一心為公的價值觀」（p166）。如果說制度、生產關係層面的集體化是一個較為「硬」的方面的話，那麼在心理、文化層面上的集體化，即「人性改造」，則是不可忽視的「軟」的方面。這個「軟」的方面，使得集體制度在建設的過程中，遇到了更為頑強的抵抗。在作者看來，「正是在這種追求私利的『人性』的驅動下，支撐集體的社會主義原則不斷被農民平均主義侵蝕，使得實踐中的集體制度變形，也使得集體制度的預期成效大打折扣」（p167）。但人性改造也並非不可能。當安徽小崗村的村民摁紅手印偷偷分田單幹的時候，河北周家莊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卻是摁紅手印明志繼續走集體化道路。當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周家莊人這種集體主義人性，「是與周家莊有著相對合理的管理和分配制度、相對發達的經濟發展水準、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等多種條件緊密相關的」（p168）。也就說是，集體制度的「鞏固和進階需要人性和制度之間曠日持久的良性互動」（p168）。
讀罷此書，我們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集體制度沒有走下去，到底是集體制度本身不好呢，還是其他原因呢？當然，正如作者所指，我們在此處重新思考集體制度，並非僅僅是基於此一學術研究層面上的反思，更是著眼於當下嚴峻的「三農問題」、農民工問題等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以及中國農村未來的發展。如果說當年通向集體之路的曲折是因為歷史條件等方面的限制，那麼在當下我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準已經相當高的歷史條件下，集體經濟的實踐是否會對解決當下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工問題，探尋一條促進中國農村真正發展的道路，具有特別的啟示呢？或許，周家莊等集體經濟的例子已經給我們提供答案了。而這也正是作者在十年之後反思集體經濟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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