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討論題目是「九十年代的抗爭：社區、居民、學生、工人運動的異同」，找來四位嘉賓分別是現職街工，曾組織基層社及基層大學的蘇耀昌、基層發展中心的伍建榮、職工盟組織統籌幹事蒙兆達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葉蔭聰 ，講述九十年代除民主運動以外，社會上的基層抗爭運動。( 網上足本重溫片段 )
八九釋放民間力量
首先發言的是蘇耀昌，他表示自己九十年代躲在荃灣，不算很投入參與社會運動，主要做基層社，研究合作社，曾組織基層打字社。對於如何理解社會運動，蘇耀昌說在一九九零至九二年有一個說法，便是議會政治瓦解了社會運動。但蘇耀昌希望換另一種說法，由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的代議政制選舉，民間團體或社會團體，找不到一個方法與政治運動結合。新冒起的政治團體沒有群眾基礎。從前屋村互委會，一條屋村至少有一、兩個互委會是抗爭型的，如今卻只剩下文娛康樂活動，取互委會而代興起的組織是地區議員辦事處，但這些辦事處都沒有積極的街坊。因此，他認為看不到地區議會是如何吸納地區運動的幹部。民間當時的反應很不一，曾出版《民間抗爭報》，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報紙，印數可以達七千份，並在社區引起很多討論及關注，僅此而矣。
到九一選舉，港英政府大力推動，當時民間團體面對的是，究竟民間團體是否要支持？議會會吸納社會運動的資源。結果是，大家互相找不到結連的方法，到現在大家也衰落中。港英政府大力栽培民主派，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培植民主黨成為第一大黨，但這並不是其政黨本身的力量。
不過在九十年代，社會開拓了很多東西，如環保運動，環境前線，八樓，女性主義，幾乎每一間大學也有女性主義小組，有一些人後來加入婦進，很大程度改善本港女性主義的討論及發展。亦開始有一些香港團體回內地發展事業，透過民間交流與內地打開缺口。阿蘇認為是八九後的影響，八九後很多團體成立，很多人投入各種社會運動，八九釋放了一次人民的力量。
時勢造工運
在工盟工作的蒙兆達說，亞洲不少地區隨民主發展，工運也有發展。在韓國、台灣開始有人組織獨立工會，分別叫民主工運、自主工運，香港則說獨立工運。七十年代末開始成型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本身具宗教背景。六七之後，工聯會變得低調，不會主動介入勞資糾紛。工人除自行組織外，或找民間團體幫忙。當時很多工廠北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介入的模式，就是動員工人在工廠倒閉時阻塞大門，不讓貨物離開，以便將之變賣抵作工資。這種模式的「工運」，處理的是欠薪、解僱，而非扎根於職場。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會聯絡不同教會或社工機構，介紹工人去不同的堂區的勞工小組，鼓勵工友參與社會事務。
蒙兆達認為，六七有些遺產流失了，例如從前工廠很強的組織，能簽訂集體協議，以及鬥爭幹部的流失等等。現在如工盟的模式，主要是透過傳媒、輿論向政府施壓，並非直接之間的勞資鬥爭。這種模式和應阿蘇「工運沈寂」的說法。職工盟成立後，延續這種模式，當然，這反過來說另有一些優勢，例如工人社會意識更強，會關注政制、人權、社會等議題，像是社運工會主義的模式。當然這亦是形勢問題，工作間的戰場失卻，工運更感到需要與其他社運團體連結。
到了九八年金融風暴爆發，不少公司資源重整，將原有的福利、待遇「改革」，令財團危機轉嫁，這樣卻令香港人從盲目個人主義中走出來。政府向公務只開刀、外判，令整體勞動市場的工資水平壓低，也令工人意識有一定轉變。工盟自二千年開始倡議最低工資，反應亦愈來愈好，這在九十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到了零七年扎鐵工潮，與從前工會作為救火隊介入的模式不相同，扎鐵工潮的起因是在經濟增長下，工人為何分享不到成果，這種「走出來爭取加薪」，反映工人意識已經很不相同。更為積極的意義是，社會大眾對罷工不再是盲目的恐懼。再到後來屈臣氏、雀巢的工潮，亦是爭取加人工的運動。
學運已亡
負責學運部份的葉蔭聰說，自己不適合說學生運動。雖然自己在九十年代初曾是學生團體的成員，而過去八年在嶺南大學授課，對學運也有一定的認識。但他認為，在新的年代應忘記學生運動這個詞彙。最根本的問題是大學生組織欠缺起碼的連貫性。學生組織每一年均上莊落莊，成員並不固定。
聰頭當年有份參與組成現在的自治八樓，曾任一屆社會人士管理委員，今日普遍對自治八樓的印象，其實與誕生那一刻與現在完全沒有關係。當時學聯時希望設立資源中心，負責做資料整理、出版，多媒體，支援香港的社會運動，每年出《社會運動評論》。學生組織，常常沒辦法將原本的意念實踐。此外，學生組織也欠缺自己的身份，在學校的積極份子，很快便會加入其他比較持久的社會運動。學生組織只是一個小團體，面對大群流動的群體，第一年便要投票選舉，大部份同學讀兩至三年便離開，這樣情況下，學生組織雖然號稱代表，但事實上很難得到同學的認同。在九十年代，學生團體常常缺莊、不活躍，學生會連起碼的組織能力也缺乏，沒法積累，名不符實。
聰頭認為，「學運」只是一個方便的說法，它也受到特定的組織體制限制。學生在社會關係內的一個部份，這種命名也分析社會運動時也會出現毛病。如果我們說是青年激進運動，會看到更廣闊的東西，因為青年在概念上有一定延續性。例如青年面對的勞動關係是什麼呢？每一代人也不同。外國、歐洲有很多年青人運動，零六年在法國巴黎反對首次僱傭，到最近英國反加學費。最近看到一本書，叫《新階級鬥爭》，書中提及很多非一般印象的工人，如年青人、教師、臨時演員、自由身。在二零一零年，大學生不再值錢，再沒有八、九十年代的東西，取而代之的其實是一群頗大群的「基層」。關於這些，我們在分析及認識上是落後的，不知道政治上有什麼可能。
公屋社區政治的失落
阿伍，曾參與合一社，長年在葵青區組織街坊。在公屋評議會初組成時，不少人認為全港有百多萬人住在公屋，公屋本身就是一次基層民主演練的最佳場域，他們希望組織群眾，形成力量，因此組成公屋評議會，英文叫 peoples' council，意思就是希望全港每一個地方也有一個評議會，組成一個既有群眾性又有戰略性意義的全港評議組織，由地方輸送居民領袖到評議會。
到了八十年代，社區運動就需要面對兩條路，第一是繼續在社區，另一條是參政。當時不少社工參政，將整個地方壓力團體的模式帶進議會，令居民運動更加政治化，例如民協。八十年代全球右傾，政府在八七年出版《長遠房屋策略》，組成房委會管理公屋。在九十年代，房屋問題算是沈寂，直至最近，才可以說有第四波。這第四波裡，多了人民規劃及保育主義兩個元素，看到了運動的另一個可能。
文：eg9515（左翼21成員）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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