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有關學聯的爭論, 由學聯常委會和代表會就社運資源中心去留的問題, 深化為學聯於學運和社運的角色的爭辯, 甚至有同學提出院校學生會退出學聯, 以下是inmedia<學運的交易>專欄作者原人對學聯事件的反思. 爭論的來龍去脈, 見文後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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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大學生和昨天有何不同呢？為何經常在報章上都會看到大學生英文水平下降，在學生組織上提及的都是火紅年代(七十年代)，難道真的今不如昔嗎？
今天社會上少了熱情，多了工具，英語就如工具，幫助我們求職，幫助我們在社會上向上爬，主流媒體強調顧主對大學生的要求，卻很少從大學生的角度去想，甚麼才是好的顧主呢？我們把「國際化」等同為英語的重要性，就如現在中大校方為推行「國際化」把大部份科目，以英語教學，卻失卻大學作為服務社會的角色，我們做的學問如果和現在香港脫離，為何城大還需要在香港，當我們的教授爭相以論文放在國際性期刊，作為評估研究的準則，研究的課題都是為了符合外國人的口味，還有甚麼人會研究香港這個社會呢？更甚的是大學為了提高排名，用高價邀請一些國際資名的學者來校成為客席教授，每星期他們究竟會上多少課呢？而同學能在此有多得益呢？我曾訪問著名台灣作家龍應台，那時候她在城大為客席教授，而她告訴我們接觸學生的機會很少，正反映問題所在。英語、著名學者只是工具，為的是服務工商界，滿足大學對數字和排名的迷思，究竟是否代表同學或香港社會得益呢？
學生組織，例如︰學生會，理念上是服務同學，而關心學生組織的同學還是有的，還記得當今年初學生會會長請辭，我身邊的同學都問我為何如此呢？我相信關心學生組織的同學數量上和昔日一樣，可是如何將關心轉化成行動正是我們的難題，永遠行動是比口頭上講困難，因為實踐需要組織，需要討論，需要時間，現在我們只會將心力放在議會上。當我在學聯三年的日子上，看到很大轉變，昔日學聯以行動激進著名，但是現在學聯主流要做的是福利，花上超過五、六十萬在旺角建立自己的mega sales，而當部份同學質疑福利品和學生運動關係的時候，那批學聯主流就會利用議會打擊對方，不需要討論，不需要時間，因為權力(即會議上的票)已經在握，諷刺的是選票彷如打擊討論的工具，正如我們的民主牆上所言，原來民主的議會淪為議會暴力。
在主流思想下，不難找到昔日和現在的轉變，可是不知道這是社會使然，還是人的問題。很多身邊的同學或許會勸堅持學運和抗爭的同學放棄，但是只要熱情還在，我們還會繼續。
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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