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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房宁自述《成长的中国》

按:力捧何新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房寧,從一個歷史發展的角度概括,論述後八九中國由自由主義向民族主義的思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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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貼文者按]  著名学者房宁的新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2002年5月甫一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香港《大公报》在题为《中国青年不'和平演变'?》的评论中认为:大陆思想界的新锐学者房宁担纲了横跨大陆新起的民族主义与新左翼思潮的使命。本看特约房宁先生撰文,对该书出版的背景及他个人十多年间心路历程作一概述,从中也可一窥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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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美国:政治心理的转变

  早就听到过一个西方人的说法:年轻人不信仰共产主义是没良心,成年人还信仰共产主义是没头脑。不管这个说法正确与否,在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存在着一种大众社会心理的认知范式的转换现象。80年代后期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一位睿智、优雅的中年女性,曾对我这样说起:她们那一代上大学时大多激进,信仰社会主义。我问:现在呢?她嫣然一笑:现在我们都是"雅皮士"了,她的意思是他们被社会同化,融入主流了。

  皮亚杰在他有关认识发生学的研究中发现,人在终其一生的社会化发展进程中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范式要发生多次的转换,而这种转换也意味着个体心理与认知水平的发展、提高和成熟。由此推想人的个体乃至某一群体的社会意识及政治心理的发展也应有相应的认知范式的发展与转换,恰如西方人讲的那种从激进到保守的心理转换。然而,中国的情况如何呢?这是不仅国人关心也是令世界瞩目的一个问题,毕竟中国在日益发展,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越来越广泛承认,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如何?特别是代表未来的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如何,从社会意识的层面上决定着中国的前景,毕竟一个社会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构成的。

  坦率地说,80年代后期我是很忧虑的,忧虑自己国家的未来。那时的经济也在发展,社会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变化,积极的东西不少,但如果就当时国人的全球观和自我观来说,或者干脆说,中国在打开国门后的精神状态,真是不敢恭维!甚至让人忧虑,有时感到气恼。记得在大洋彼岸学习的时候,有一天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份来自国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上面有一位当时在国内名藻一时的风云人物的一篇批判中国龙文化的长文。此公对中国人尊崇的"龙"表示了极度的厌恶,说他很讨厌龙,进而指责中国人以龙为图腾的崇拜是多么多么的落后、野蛮和虚妄。特别是与世界上许多他认为的先进民族的图腾相比,龙是虚幻的,完全是一个臆造的妄自尊大的化身。其实只要是图腾都是被神化的,怎么偏偏中国的龙就是臆造的呢?!身在海外读到国内的精英人物带着极度偏见,毫无道理的对自己文化的贬低,真是叫我大吃一惊,并隐隐感到另外一些让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看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文化现象,倒是能比较理解与平和了。刚刚从"文革"动荡中恢复过来的国人,特别是在"文革"受了不少委屈的知识分子,自然对刚刚过去的经历痛心疾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和自省。这种反思、自省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反映了那个时期我国社会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的主流。我本人是77级,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们都不会忘记大学时代弥散在高校及社会上的那种情绪。郭沫若老先生曾热情洋溢地喊出了"科学的春天 ",但这更多地是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有幸考入大学的幸运儿的翻身感觉。而知识界对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感觉与其说是春天般的,还比如说更多是一种失败感。学术界一时间大刮"翻案风",什么都打翻了,倒过来瞧瞧。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自省走向了极端化,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并在书中描述的80年代中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认知的轨迹:自省 → 自卑 → 自责 → 自虐。当然从自省一路演绎到自虐--我的朋友王小东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 -- 是80年代文化走势的极致,并非全部。

  《河殇》是80年代"自省文化"的极致应当之无愧。《河殇》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将中国的问题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到传统翻了个遍,再溯历史、追至地理,统统不可救药,最后只得投怀送抱,想法加入"蔚蓝文明"。反思文化至此也就泄了气--果真如此,《河殇》该算中华文明的绝响,废了自己这文明也才能算彻底完事。

  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总是产生和表现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冲突和文化边界上。对自我的否定、对过去的否定,自然蕴涵着对他者的寄予。理想化社会主义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里崩溃了,但人的精神世界毕竟需要理想支撑。于是人们"移情他恋"了。80年代的人们在大洋彼岸找了新的乌托邦--美国。

  现在看来中国文化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应数80年代,仅从社会心理角度看,那时应当说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普遍的失败感、自我的迷失,盲目的新乌托邦崇拜,似乎中国被"全盘西化"只剩下时间的问题。

  然而出乎包括西方战略家们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一代中出现了一次显著而深刻的思想与文化转向,在国家民族意识的复苏与重构中,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了。

  就我个人而言,最早感受到这种思想文化转向是在1995年。那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我们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合作,在《中国青年报》上搞了一次大型的读者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这次调查无论是引起的反响还是调查的具体结果都大大出乎预料。其中最突出的是青年们对美国的态度和看法。人们一直普遍地认为:在当代中国,普通青年深受美国消费文化影响,而有表达能力的所谓"精英"还加了一层--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但这次设计得相当严谨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且样本量特大的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却出乎意料--美国以绝对比例被列为不友好国家和不被喜欢的国家之首。调查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美国官方将有关数据作为其反思对华政策的材料,而几个中国的年轻的有心人也非常敏感地捕捉到了调查所透视出的文化信息,一年后他们写出了一部震动海内外的政治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

  1999年以后的事情就不必说了。5月8号那天,北京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到美国大使馆前抗议,他们学着在电视看来的世界各地青年中通行的抗议美国的方式--焚烧了一面面美国国旗。这在全球很多地方,在南美、在非洲,都是司空见惯的,但这是在中国呀!这是在一个绝大多数青年人曾以美国为真、善、美的国度呀!从80年代过来的人,在此之前这样一幕谁能想象?!

全球视野:思潮是怎样转向的

  中国这20年充满了变化,对此没有什么争议。而变化的轨迹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从 "心路"历程的角度,我以为: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青年的认知方式是出现了转化,前后区别相当明显。

  "自省"与"接近权力"是80年代青年中具有表达能力和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的突出特点。

  80年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想脉络是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不断深化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基本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本身,其对于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都集中于中国社会内部,将中国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归结为一种文明自我演变的衰落与终结。《河殇》是80年代" 自省"与"内视"代表作。同时,接近权力的意识也明显的,从符号学角度看,"精英"变成高频用语便透露了不少这样的信息。80年代的"精英们"希望通过接近政治权力,特别是最高政治权力,从上而下地改造中国,实现理想。

  90年代伊始,一篇来自海外署名闻迪的长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80年代的精英思想提出了全面质疑。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国内的年轻学者何新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闻迪与何新,一外一内,揭开了90年代的思想帷幕。相对于80年代的"自省"与"接近权力 ",90年代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似乎可概括为"全球视野"和"诉诸社会"。君不见,90年代里,"边缘"、"民间"、"体制外"、"NGO"纷纷成为时髦的品牌。

  如前所述,国家民族意识产生于"边界",90年代初,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一篇《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可谓点了大陆知识分子80年代思想的穴道。陈先生批评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中缺乏全球视野,不能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文化差异以及历史脉络中认识中国自身的问题,就事论事,甚至模仿着西方种种别有用心的理论编排中国历史,乱点江山,将中国引入一场精神文化危机。陈映真呼吁大陆知识分子从世界体系的视野中重新认识世界,厘清自己国家民族利益,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出路。我不是很清楚别人如何,但对我来说,陈先生的文章当年曾引发我极大共鸣。今天复观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之道,从全球视野而一路生发的轨迹清晰可辨。

  无论是内涵还是特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都显露出对全球化、现代性的批评意识。关于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社会背景,国际原因,包括《成长的中国》等在内的许多著述都做了大量分析、研究。但从社会心理角度似乎还值得再说几句。

  如果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划归"民间思想"或仅限于这个范围,也不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正确性或学术规范性。仅从社会心理或大众传播层面看,不难发现并理解,民族主义的全球视野中的抵抗意识和批评意识是其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有一个中介的社会心理,作为二者的过渡。以自由主义的传播看,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性评价和不满情绪是其传播的重要心理基础,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显然没有社会科学方面基础知识的人,在表达对现实不满或批评社会时会相当熟练地操起自由主义的腔调,引述自由主义的教条。

  自由主义传播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是群众中存在的否定性情绪。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与否定性情绪自然是一拍既和,对社会情绪的适应性使自由主义不胫而走,而任何一种以解释性和辩护性为特征的官方话语体系在批判性话语体系面前总是具有先天的弱点与局限性,它不能适应作为一般社会里都会普遍存在的群众性的否定性意识与情绪,而且是往往与之对立的,所谓"逆反心理"便油然而生。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则天然生就强烈的批判性,90年代以来它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全球视野,建立了新的解释体系和价值取向,不仅在社会情绪的适应性上丝毫不输于自由主义,甚至更胜一筹--其锋芒直指中国自由主义的源泉之地。

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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