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為「大館」的中區警署建築群重新開放， 相信上周有幸入內參觀的市民都有點驚豔的 讚嘆。 昔日門禁森嚴的設施， 忽然變得平易近人，在人來人往之間， 有點像回到舊日學校操場上舉行賣物會的感覺。
香港賽馬會從政府手上接過中區警署建築群古蹟活化計劃之後 ，總共花了38億元，用「一絲不苟、不惜工本」來形容活化後的古蹟群並不為過。
馬會把大館定位為「一個集歷史文物、藝術與消閒體驗一身的文化平台」， 這個今天看起來無甚爭議的目標，其實背後經歷了一段風起雲湧的角力。 了解這一段特首林鄭月娥在致開幕詞時隻字不提的歷史，正是了解大館意義的關鍵，不但對大館的未來影響深遠，更是對有志建構香港城市願景的年輕一代， 必不可少的一堂功課。
最早但是最全
大館擁有四項「全港之最」的紀錄，沿著這些脈絡順藤摸瓜，是尋覓歷史真相最便捷的方法。
最早： 英殖政府在香港第一棟公共建築
1841年1月26日 英軍於今日的上環水坑口登陸香港， 寫下香港殖民地歷史的第一章。 同年英國人在港興建的第一棟公共建築物， 便是古蹟群內的域多利監獄。 香港人若要尋根，特別是有異於其他中國人的根， 便不能抹煞這段殖民地歷史的發源地。
但殖民地歷史絕非一段羅曼史， 因為監獄正好確認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 回溯至19世紀末， 域多利監獄中九成是華人囚犯， 只有少數囚犯主要是歐籍軍人和水手。 獄中對華囚經常施以鞭刑，歐囚則可豁免。
這種不平等待遇在殖民地時代屢見不鮮， 而曾經囚禁胡志明、 戴望舒等名人 的狹隘簡陋囚房設施，也一直未能追上現代人道標準， 直至2006年退役也沒有太大變化。
最全： 唯一結合執法、 司法及懲教於一體的三合一設施
大館是由中區警署、 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三組建築物組成，原本共有27幢建築物，至今僅有16座保留下來。三合一設施的建築模式固然是從行政方便的角度出發，但也像徵了英國人百多年來在香港建立法治的決心。
在英國人治下，法治建設令香港的管治脫胎換骨。 正如孫中山先生在1923年到香港大學演講， 解釋他的革命思想為何啟蒙於香港時所說：「 由此想到中國之官，勢位愈高，貪念越熾，所以北京各處，更有甚焉。吾曾與英國之西人朋友閒談，僉云良好之政府並非與生俱來，須人事造成之。數百年前英國官僚多係腐敗，迨後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產生。 由是吾之革命思想越堅，深知如中國無良好政府，辦事必不能成。」
今天香港法治陰霾密佈，撫今追昔，若在大館圍牆之內重播孫中山的感言 ，別有一番啟迪人心的作用。
最慢卻也最先
最慢 ：退役後活化工程為時最長的歷史建築
自從特區政府2003年宣佈重新發展中區警署古蹟群，至今已有十五年光景。 當中近半時間並非花在活化工程， 而是由於特區權貴階層的發展意識與民意脱節， 以至虛耗光陰。
前特首董建華以振興經濟為由， 在2003年施政報告內宣布將古蹟群發展為文化旅遊項目， 委託旅遊事務處進行商業招標， 交給財團營運。
建築群雖然早於1995年 已被列為古蹟 ，但政府從未按照國際準則進行文化價值評估 ，更未制定保育方案。 因此商業招標的決定公佈後， 有心人憂心仲仲，恐防中區警署建築群變成尖沙咀山1881的翻版， 令古蹟的歷史氛圍消失殆盡。
當時社會上保育古蹟是十分冷門的話題， 因此寥寥可數的關注團體， 包括長春社 、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等幾個組織 ，幾乎需要從零做起 ：撰寫資料册，落區進行問卷調查，組織圓桌會議， 聯同區議會舉辦想創日和開放日， 組成關注組向政府提交建議書， 要求擱置商業招標 ，重新以「古蹟第一」為原則檢討發展模式。與此同時，何鴻毅家族基金提出另類方案， 願意出資保育古蹟， 觸發社會更廣泛討論。
爭議一直持續至2007年底， 政府終於宣布放棄商業招標，改由馬會以非牟利模式活化建築群， 但新方案包括加建160米高的巨型竹棚建築， 再度引起 社區團體反對 ，引起另一場城規會角力。 結果直到2010年， 馬會公佈修改設計，建築物高度下調至80米 ，活化工程隨後才順利展開。
今天大家看到大館近乎原汁原味的保育工程 ， 兩座新加建築物沒有喧賓奪主 ， F 倉得以保留 ，絕非偶然的成果。
最先：回歸後第一個催生本土保育運動的文化遺產
文化保育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支柱， 是特區成立後香港人尋找身份認同的重要演變。 大家熟知的保育運動，包括保留囍帖街 、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景賢里， 都是發生在2004至2008年之間 ，其脈絡都可以追尋到大館古蹟的保育。
大館保育運動奠定了幾項特質：重視實證研究 、強調社區參與、 結合民間專業人士制定另類方案，均成為提升倡議能力的重要元素。
歸根究底，保育運動是一場城市願景角力賽 ，針對為何發展和為誰發展的根本問題挑戰主流價值。
大館今天能逃出1881的厄運，足以證明鍥而不捨的公民運動，有力爭取社會認同，從而令中環價值主導的發展邏輯有所收斂。
暗角窺見未來
馬會在接手項目時曾經許下諾言：「大館是回歸十週年送給香港人的禮物。」如今香港人可以理直氣壯地確認大館是全民共享的歷史空間， 再非政府的恩賜。
保育大館文化價值的運動只是踏出了第一步，因為保留硬件並不能保證歷史真相永遠完整彰顯出來，亦不能保證社區參與必定延續下去。 正如「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文化保育也當如是。
賽馬會慈善基金的高明之處，是為營運大館而成立了一家非牟利機構， 與馬會本身保持適當距離。 雖然馬會管理大館的長遠營運目標是自負盈虧， 但畢竟沒有由財團管理的商業壓力 ，所以對演繹歷史和文化創意的空間理應更大。
馬會聘請了不少熟悉文化歷史 的專業管理者， 但若要令大館真正面向社區和忠於歷史， 管理者必須有獨立空間，不受政府或權貴所左右。 所以馬會的最佳策略是讓專業主導， 訂立類似「編採自主」的管理守則 ，而身兼政府公職的諮詢委員最宜功成身退， 以免捲入將來勢必出現的「政治正確」 漩渦之中。
每個政權都有不光彩的歷史 ，保留一組百多年來與政權興衰息息相關的歷史建築，就等於保留一塊不知何時會閃亮的照妖鏡。
當你進入大館的時候，毋忘用記憶照遍每一個歷史角落，或許可以瞥見香港未來的縮影，在暗角裏延續著永不言敗的精神。
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2018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