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不能獨善其身。唯政府除了不斷重申危機的迫近，失業率正攀升，出口放緩，市場萎縮外，基本上對於如何處理危機是束手無策。說要增加就業，重頭戲竟是增加警察人數，這樣的方案大概只有「香港警察之子」曾蔭權才會想到。正如盧梭所言，警察這類工作 (如密探、劊子手) 不過是政權的附庸，其價值比不上麵飽師傅。這樣的新增職位對解決危機何用？直是浪費公帤。
然而，政府的束手無策同時顯示香港政治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管治精英養成了便車文化，最大志願就是當條肥肥白白的寄生虫，甚麼問題也不懂解決，只懂高喊無能為力，卻拿取比美國總統更高的工資。問題到來，最大的寄望就是中央打救。依照這樣的管治思維，香港要走出經濟困境靠的不是自身動力，而是靠祖國的「北水南調」。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抱負，沒有承擔，沒有遠景的管治思維。其結果亦將無助解決香港長遠社會矛盾，像貧富懸殊問題，像經濟結構單一化問題，還有社會資源被壟斷問題 (宏觀而言，中國將會多一個沒脊樑但聽話的特區)。
要解決這些問題，香港的泛民主派也不是沒有主張，像增撥些資源照顧弱勢社群，或是社民連主張政府直接派錢 (而不是買那些隨時大幅貶值的美國債券)。當然這些都是值得推行的方案。然而，若要從根本地對應香港問題，則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並為這種價值賦與實踐方向，作為判斷政策以至社會行為的準則。
在此，我想提出「宗信共富」作為我們社會政策制訂的大方向。當然，這個共富應該包含兩重涵義，既是物質文明上的共富，同時亦是精神文明上的共富。
如何達致社會共富？這便關乎如何增加社會財富和促進財富的流通。故此「宗信共富」的一大原則，該是促進社會資源的流動。當中可包括人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資訊流和知識流等。
先談人流。香港的低下層大多居於新界偏遠地區，原因當然是因為這些地方的租金比較便宜，然而，這裡的交通費卻是出奇的高昂。比如從新界西的元朗乘巴士往銅鑼灣，37.6千米路程車資竟高達$21.4，相反從香港島南的鴨脷洲往中區，16千米路程的車資不過是 $4.7 (兩者在繁忙時段同樣是擠得滿滿的)。這是2.3倍的距離，可車費卻是4.5倍。本來車程越遠，車資按比例言應是越低的，兼且元朗又是低下階層聚居的地方，為何他們到中區工作，卻要負擔超高車費，這算不算劫貧濟富呢？為何小市民到市中心工作，卻要給予「懲罰性車資」？
此外，政府亦應考慮增加一些路線，以減輕市民交通費。例如增設紅磡至灣仔或銅鑼灣的巴士線或小巴線，既可調低車資 (如把車資調至6至7元，而不是現在的$9.3)，亦可避免現有線路大量浪費燃料 (這些線路不少全程要個多小時，然而大半乘客人都在隧道兩端的數分鐘上落) 。
除了工作，低下層若要消費同樣要付出「懲罰性車資」。 曾見內地俚語，謂「香港窮人到內地消費，內地富人到香港購物」。對很多香港低下層而言，內地消費確是非常吸引，像街頭一塊錢的肉飽，小店十多二十塊一碟小炒，或二十塊錢理髮，都不過是香港同等消費的1/3至1/4價錢。然而每次回國，卻要付上完全不合理的交通費，經羅湖往深圳至今仍是最多港人回國的途徑，然而香港段車資，縱使是最廉宜的上水往羅湖路段，5分鐘車程卻要 $18.8，而這卻是出入境時的唯一交通工具，相反，深圳過關後既可搭地鐵，也可搭巴士 ，2-3元便可到達大部份地區。港鐵常自誇管理如何了得，可若沒有諸多特權，港鐵能賺取近百億盈利嗎？
如何促進人流，減輕香港基層市民的交通成本，政府可以做的方案非常多，像撤消壟斷，引入競爭；或要求車程跟車資須跟從公平比例制訂；或開辟一些新路線以減輕市民交通費，都是政府應從速處理，而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不干預市場就能卸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