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勃義公（中國大陸）
提要：此次考察未能去到許多地方，也未能更深入瞭解此次所去到之地其公共藝術設施之內涵。但通過這樣的行動，帶著所學到的知識和所需要思考的問題去實地觀察，思考並分析，還是能夠得出幾點總結和在此基礎上的一些看法。其中，該以怎樣的方式去進行公共空間的文化工作？如何注意這種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這是需要公共藝術工作者去探究的。
讓公眾瞭解一個地域之重點是讓公眾瞭解這個地域之文化，那麼，這就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公眾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去瞭解某地域之文化，另一方面就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去傳播文化並讓公眾理解。而無論是瞭解，還是傳播。這些都需要一個公共性的，開放性的環境作為根基。在這樣的環境下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這就是需要公共藝術工作者的任務。做好這個任務，就需要既站在瞭解者的立場，又站在傳播者的立場。缺乏這二者任一的視角，其欲達到的效果自然就是不顯著，其內容亦是不全面的。
對目前所在城市--武漢的公共藝術設施進行了觀察，還算是有所發現，也有讓人感覺出人意料之處。而本文的任務是，通過公共藝術之原理分析出實地公共藝術設施的特點，藝術設施與所處環境之關係和怎樣才能通過這些設施傳播好文化資訊，最後就是，我們在進行公共空間的文化建設時，怎樣建設，並如何注意，處理個中之問題。
從案例看武漢公共藝術設施的特點
武漢的公共文化設施歷史是悠久的。如同中國內地多數沿江沿海開埠時早的城市一樣，可以追溯到1920-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時期。譬如1923年建成之首義公園，1928年在1914年所建的名為「西園」的園林之基礎上建造之中山公園等。這些園林裏都建有不少如紀念孫文，黃興等人的方尖碑，中西合璧的碑亭，廊道等公共藝術設施。這可以看出中華民國政府比較重視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而中共建政後，一段時間由於中共忙於國內建設和政治控制，包括武漢在內的中國大陸城市的公共文化設施的數量品質都出現了問題。中國大陸現代化之後，現代意義上的公共藝術設計以一種形式，成為當代中國大陸擴大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手段。
本次考察調研所選地方之設施分別為：武漢市地鐵站點裝飾類壁畫，武漢沿江的裝飾類公共藝術設施作品，武漢洪山廣場的壁畫群和武漢青山區戴家湖公園公共藝術設施作品。這些皆是武漢市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藝術設施作品。而且，這些作品都是以壁畫，雕塑為表現形式。以地方文化為表現主題，以文化藝術工作，景觀之平衡統籌為目的。且各具藝術特色。
首先以武漢市的光谷大道，珞雄路，江漢路地鐵站的裝飾類壁畫設施為例。光穀廣場地鐵站之壁畫的創作材料以現代綜合材料為主，以當代藝術造型為表現形式，以現代都市的生機與活力，現代化的進程為表現主題。代表作有《我心飛揚》 。珞雄路地鐵站的壁畫也以現代綜合材料為主，表現主題為生命文化，和以具象的自然事物形象表現的抽象概念。其代表作為《希望》 。江漢路地鐵站的裝飾壁畫以歷史文化與城市文化為主，由於江漢路歷史上至今是武漢的經濟與文化中心，所以其壁畫設施建造時間較早，材料上也以傳統的漢白玉，大理石材料為主，在造型上也是更為具象的建築，人物形象，主題思想也是極為鮮明的——體現漢口開埠以來的歷史變遷。上述地鐵站點的壁畫承建單位主要為武漢的市府官僚和與武漢市地鐵系統關係緊密的內部企業，同時還有一些學院的設計學力量在此中之參與，他們的參與使作品的藝術力增色。
我們再以武漢武昌區的洪山廣場的壁畫群為例，由於其靠近湖北省府，又是位於武昌地方的中心，故其在材料的選用上是較為豪華，在造型藝術較為龐大，厚重的。洪山廣場的壁畫群展現的主要是古中國時期湖北地區「荊楚文化」的淵源，內核和對後世的影響；在形象上以荊楚的人物，出土文物紋飾加之以抽象化，誇張化處理。以此公共藝術設施宣揚一種所謂傳承「荊楚文化」的想法，此中還有一種宣傳地方文化優越的思想，以加強其地方主義宣傳。
此外，包括漢陽區江橋下的大禹神話園，漢口江灘的生物主題壁畫，戴家湖公園的公共藝術設施其也是具有在藝術力上的到位，重視公共藝術形式對公眾的作用，與周邊環境的關係等，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
- 藝術設計工作者的深厚功底，精湛的藝術力，突出的藝術力；
- 在具體的地方結合該地之歷史文化的元素而創作；
- 學院，獨立機構在策劃，製作方面的積極參與；
- 地方官僚機構在其中起到的干預作用，決定了設施的整體思想傾向；
- 以文化藝術工作，景觀之平衡統籌為目的。
對以上公共藝術設施的評價及思考
可以說，這些設施在其藝術上具有較強的功力和感染力，這是勿容置疑的。這點主要得益於藝術設計工作者和勞工在構思，工藝和投入上的充分和到位，也體現了設計工作者與勞工之奉獻精神。對於設計學習者——未來的以公共藝術設計為公眾空間服務的設計工作者來說也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還有一點可取之處即是其在原有文化元素之基礎上同新創作事物的較精妙的對接。這點非達到對原有文化的深入認真理解和對手法的巧妙運用是很難達到的。
似乎我所評價的基本上都在上述段落了，不。我剛才僅僅在評價一副皮囊，一副本該為另一個更壯麗的事物而武裝的皮囊。可惜，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這個現代社會公眾能夠自發，自由表達自己意見和意志的事物只有一個概念，而全沒有其存在的情況下。公共藝術的意義，僅僅只局限在其表面的形式上。而其核心——通過在公共空間的自由創作與實現空間的流動與平衡來促使公眾同作品互動，使公眾—創作者—藝術品的界限打破。成為正常社會經濟文化改造的方式。這完全是沒有任何體現的。或者可以說，在這樣一個狀態下，公共藝術的核心根本不能體現。
比如漢陽江橋下大禹廟的「大禹神話園」，其對以禹這樣一個古中國封建專制時期的帝王進行重點刻畫，對其同一陣營的人物也是有所拔高，這固然可以理解。但實質上這種作品宣揚的是一種「傑出個體創造改造歷史」的思想，本人對建造該設施的單位進行了一定瞭解，這個設施的單位是武漢市的水務官僚機構及其附屬組織，這固然是代表上層某些意志的。其所用材料——漢中金米黃，同樣也不是通過普通的市場能夠獲取到的。而且，我並沒有看到該設施起到的公共空間之互動作用，相反，這樣的浮雕，其與公眾的阻隔，和其在造型上的過於笨重等，使人僅僅會以為，這是一台進行精神控制的機器。其以歌頌「大禹治水」之形式，其實是在將「党文化」以藝術形式向中共話語中的所謂「人民」傳播。
另外一個例子是漢口區江灘的「長江生物和古生物主題壁畫」，不可否認其在主題上的先進之處——生態主義主題。其以浮雕為創作方式，描述自前寒武紀以來生物的演變過程，刻畫長江自然環境中各種生物之形象，同時還有對具體生物的文字描述，這都是值得設計者借鑒吸收的。但本人在現場的觀察發現，這些設施由於建造時間較長（大約2000年前後），其材料和結構也受到了來自自然或人為的破壞，這些設施也缺乏相關的維護和修復。此外，2000年左右的長江生態環境同今天是不一樣的，當時像白鱀豚這樣的長江動物還沒有滅絕（另外據稱長江白鱘也於2013年左右不再尋到蹤跡），中共自70年代末的以來「不惜一切代價瘋狂發展經濟」使得長江生態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而這些事例也是中國大陸內外皆知的事實，公共藝術者及其協助者沒能在這方面填補時間留下的空白，沒能在這些設施上作進一步的補充，這是令人遺憾的。
所以作為設計學習者和工作者都需要去想，到底什麼是公共空間文化藝術工作？真正的工作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才能正常進行？如果能，我們如何對這樣的工作進行具體環境下的判斷，並尋找一條可行的方案呢？
公共空間文化藝術工作需要注意什麼？
作為一個現在尚處學習階段的設計學習者，不一定能尋出一條可行的公共藝術工作方案。但經過此次實地考察和瞭解，不可謂沒有想法和看法。公共空間藝術文化工作需注意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發的，自由的公共空間文化藝術工作一定是在獲取資源和進行工作的方面完全獨立的，不依賴於任何其他勢力的介入與佔據，不然在公共文化藝術之意義上一定是缺乏的。而對於設計的個體，無論是學習者還是工作者除了在技藝，積累方面達到工作學習之需要外，還要認識到自身與自己所學所做的關係，自己所學所做與整體環境的關係，並將這些關係作為自己行動的輔助和提示。
公共空間的文化藝術工作更要投身到積極的社會改造和平衡中。以此次考察所去的青山戴家湖公園的公共藝術設施為例，其藝術設施就建造在一個社會改造工程中，戴家湖在未能建造公園之前是個工業區，一度廢棄並影響到了公眾的正常生活。在問題暴露後，社會之改造工作便開始了，此地後來建成了一個集綠化，迴圈，交通，休憩，文教等方面相結合的綜合設施。更值得讓人驚奇的是，其以雕塑，壁畫為形式的公共藝術設施採用的材料不是別的，而是遺留下來的工業廢棄材料，創作者以各種解構，重構等以構成主義為基礎的創作方式，表現一種向工業文明，工業時代和勞工致敬的主題。而且同其他所去地方相比，戴家湖公共藝術設施的藝術魅力是足夠強的。
公共空間的文化藝術工作還要注重其同周圍環境的良性協調，勿成為在生產和交通之外的破壞自然環境的因素，勿因其硬傷成為破壞整體視覺效果（站在人的角度）的因素。注重其理念對公眾的影響，即勿對公眾產生非積極影響，而避免非積極的途徑，就是在內容上體現社會公義，關愛和其他積極價值。而且，在一個正常的獨立公民社會，在公共空間之上的公共文化藝術工作也是除了學院教育之外的，社會教育的不可或缺成分。對公眾意識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後記：
當前中國大陸的文化形勢，對於包括公共藝術工作者在內的文化工作者還是有困難的，這也是為什麼造成中國大陸公共藝術目前基本還僅限於其形式的原因。所以對於大多數公共藝術有關的人來說，要做的只有盡可能地提升自己的藝術力。當一定的時間，機會到來時，便要開始做爭取為求得一個正常的公共空間文化藝術工作的條件而進步，以尋求更光明之前景。否則，出現比現階段更為惡劣的情形，也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2019年6月1日於武昌
參考文獻：
《公共藝術設計》諸葛雨陽 著
《城市公共藝術》吳昊 著
公共藝術，維基百科
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