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純」從何而來？：1960年代民歌手承接的歷史遺產
文／陳信行
破土編者按：提到「現代民歌」，我們腦際總會出現飄逸長發、手染棉布杉和木吉他……回到白衣飄飄的年代，有感於一代人的「清純」，可是，台灣民歌的「清純」不是憑空而來，或是單純地在戒嚴後期台灣閉鎖的校園中由一些學生創造出來的，它與美國1960年代開始的文化反叛運動一樣，是通過告別歷史的方式，讓心靈從充滿現代工業汙染的大地上漂浮起來，獲得解放。於是，有著深深的工人農民運動傳統的新民歌運動在這一時期被硬生生地抹滅。但意味著一種更深層面的「去政治化」。
「隨風而逝」從何而來？
「清純」是許多人想到「現代民歌」這個字眼的時候第一個浮現的形容詞。在台灣，我們會想到1970年代「金韻獎」裡那一首又一首如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歌「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如果是情歌，一定是談初戀；如果談國家大事，一定是高中會崇拜教官的那些好孩子的談法。沒有風塵、沒有江湖、沒有犬儒、諷刺、咒罵——這些都是「不純」的思想。就算是唱一首最明顯的英文風塵歌 The House of Rising Sun，咖啡廳裡的台灣歌手注重的也往往是如唱片上的 Joan Baez 一樣清亮的高音，而不是歌詞中的風塵疲憊與社會批判。
「清純」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歷史、沒有社會觀，慘白年少。這當然不是台灣民歌運動的全部面貌，而是唱片公司最愛的營銷標誌。台灣民歌的「清純」也不是憑空而來，或是單純地在戒嚴後期台灣閉鎖的校園中由一些學生創造出來的。美國 60 年代民歌的影響是巨大的，Joan Baez、Judy Collins 等人的暢銷金曲透過廣播節目「淩晨之歌」等早就成為台灣校園文化景觀不可或缺的一個部件，與配套的飄逸長發、手染棉布杉和木吉他組成了「氣質」的象征。
當年暢銷的美國民歌手當然不是什麽不問世事的塔裡的女人（或男人），大家都知道 Bob Dylan 的反叛與 Joan Baez 的反戰，事實上，他們的反叛青年形象是整個關於 60 年代文化的論述的基調。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很快地下結論說台灣現代民歌的「清純」是由於越洋接收母國文化產品時習慣性的對進口品所做的閹割與拔牙手術——雖然這的確是我們社會的文化進口程序的一大特色。一定程度上當年的引介者忠實地反映了 60、70 年代美國對文化反叛的一種論述。
60 年代美國的文化反叛是「反美國」的！這是很常見的觀點。據說：反叛者憎恨主流美國文化，不僅是壟斷企業所控制的媒體工業與產官學綜合體的霸權，他們討厭當下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包括相對高薪的工人階級）的一切：穿著、打扮、品味、生活方式、傳統……從傖俗的當代美國解放出來的道路也許在尼泊爾的靈修聖地、也許在 LSD 或大麻帶來的夢境、也許在美洲原住民的傳統、也許在非裔文化的再造、也許在陰性歷史的書寫，總之，不會在主流美國的群眾之中。所以，反叛青年（尤其是白人）必須與美國的歷史決裂，讓心靈從充滿現代工業汙染的大地上漂浮起來，才能獲得解放。所以 Bob Dylan 會唱：The answer, my friend, / is blowing in the wind /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風中，會隨風而逝，不會與大地的人民長存。
這種「隨風而逝」的觀點與台灣現代民歌運動的「清純」（換句話說：無根）一樣是極為片面的。我們從 Joan Baez 的唱暢銷歌之一 Joe Hill可以看到端倪：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and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Salt lake Joe, by God" say I Him standing by my bed,
"They frame you on a murder charge;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The copper bosses killed you, Joe. They shot you Joe," says I.
"Take more than guns to kill a man, "Says Joe, "I didn't die." ......
（昨夜我夢見Joe Hill 和你我一樣活著。
我說：「Joe, 可是你死了十年了」。「我從來沒死」，他說
「在鹽湖城，上主為證」，我說，而他站在我床邊
「他們誣陷你殺人」，Joe 說，「但是我沒死。」
「那些銅礦財主們殺了你，Joe。他們開槍殺了你」，我說。
「光是槍殺不了人」，Joe說，「我沒死」……
這首歌幾乎在所有的 Joan Baez 精選集裡都是必選，Billy Bragg 和其他的歌手也常常改編來悼念其他人。但是，唱片封套上的說明幾乎從來不曾解釋這首歌是怎麽來的，在沒有歷史背景之下，聽眾只好想象歌手唱的可能是她（他）的某個牽連到命案的朋友。
Joe Hill 何許人也？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工會——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桂冠詩人，他是一位普通移民工人、工會組織者、和詩人作曲者。在他於 1915 年 10 月 30 日在猶他州鹽湖城被以殺人罪處決，而無論是當代輿論或後世歷史研究都認為他唯一的罪名是寫了那些挑戰資本主義的歌。Joe Hill 的形象因而成為美國二十世紀民歌復興運動的精神象征，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的抗議歌手：三、四十年代的 Pete Seeger、Woody Guthrie 等人，以及六十年代的 Bob Dylan、Joan Baez、Judy Collins。在這個傳統裡，新民歌與工人、農民的運動是分不開的。一直到 1950 年代的反共白色恐怖中，這個歷史記憶才硬生生地被抹滅。
傳統的割裂
Joe Hill 是瑞典移民。他到達美國的年代——上個世紀之交——也正是我們所認識的當代資本註意世界秩序成形的年代。金融、交通通訊、鋼鐵、電氣、石油、化工等壟斷大財團正在把愈來愈多人變成他們手下的雇傭勞動者。現代帝國主義正在形成，美、英、法、德、俄、日等國的壟斷資本一方面合縱連橫地交互投資、一方面極力對外擴張，爭奪原料、市場、和便宜的勞動力。科學家、工程師正在被愛迪生、克魯伯等大資本家變成他們的研發實驗室中的夥計。而資產階級擁有的巨大的財富與廣大勞動者階級（無論在殖民地或殖民母國）所承受的巨大苦難成為鮮明的對比。在美國歷史中，這段期間被稱為 Gilded Age，鍍金的年代，在亮麗的金裝下是腐蛀的內胎。
當時美國的工會運動由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力量壟斷。勞聯的會員工會絕大多數是技工職業工會，代表土生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上層。但是愈來愈多在新興的大型產業——鐵路、礦場、大工廠、林業、商業大農場等——的勞動者是「無技術」的各國新移民、黑人、女性。1905 年，由西部礦業工人發起的新工會組織——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主張打破族裔和技能等藩籬，以產業為單位組織起一個全國性乃至全世界性的大工會。AFL 與 IWW 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工會組織的策略差異，在時代環境中卻是代表了工運要保守還是進步、謹守傳統價值還是擁抱新的未來、排他還是包容、與資本主義妥協還是決裂的巨大分野。在 IWW 章程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沒有任何共同利益。只要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還承受著饑饉與匱乏，而構成雇主階級的那少數人才享有一切人間的福份，世間就不會有和平……」
像 IWW 這麽一個基進的工人運動的出現當然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什麽少數野心陰謀份子的成果。當年的美國各級政府在財團控制下不斷想找出工運的「背後黑手」，用各種暴力手段鎮壓 IWW，甚至不惜違憲通過地區法令禁止 IWW 成員演講，如 Joe Hill 這種構陷處死的案子多如牛毛，但是，運動始終沒有因為一些人的犧牲而終止。歸根究底，工運是根植在當年美國社會的矛盾之中，而且在 IWW 出現之前就已經在各個角落激化到沸騰的地步了。
自從 1865 年內戰結束之後，勞資矛盾正式上升成為美國社會最顯著的首要矛盾。十九世紀下半的美國勞工史幾乎是由一次次的血腥事件串起來的。1877 年的鐵路總罷工有十萬人參與、更多各行各業的工人參加支持行動。政府調派軍隊鎮壓在匹茲堡、聖路易等地殺了一百人、囚禁了約一千人，當代人稱為「小內戰」。1886 年，全國超過 35 萬人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芝加哥乾草市場的勞工集會發生了爆炸案和警方開槍的屠殺事件，事後警方羅織工會領袖下獄。此事引起了國際工人的義憤。第二年紀念屠殺事件的全球同步罷工成為了五一勞動節的緣起。1911 年三月，紐約市三角制衣廠大火，146 名女工因雇主把他們鎖在裡面而被活活燒死。由此而引起的國際公憤成為三月八日國際勞工婦女節的由來。IWW 本身也不斷受到暴力威脅。1914 年在科羅拉多州的 Ludlow，礦工罷工，被趕出宿舍的礦工家庭在礦區安紮營，州政府調派國民兵用機槍掃射並縱火燒帳棚，19 位罷工者——包括8 位婦女和兩個小孩被殺。威爾遜總統調派聯邦陸軍實施軍管才鎮壓住工人的憤怒抗議。而這些，只是工人遭受到的暴力的一部分而已。
這些事件不止活在歷史書和媒體報導中，事實上，財團控制的媒體鮮少能不站在資方的一面。但是在工人群眾中，消息和歷史記憶以口傳故事和史詩民歌超越時空留存下來，如 Woddy Guthrie 的 Ludlow Massacre，1913 Massacre，Waiting at the Gate ……當然還有傳唱至今的 Joe Hill 這首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三十年代抗議精神的代表之一——說：「當權者可以禁掉報紙、燒掉書，但是他們不能禁止人們唱歌！」而各式各樣的歌——憤怒的、嘲諷的、史詩的——從 Joe Hill 的時代開始就一直扮演著這種受壓迫者的媒體的角色。當 Joe Hill 被處決前，他的遺囑傳遍了全國。他說：「不要哀悼，組織起來！」
到了 1920 年前後，經過一次大戰時的「反顛覆法」、「反煽動法」的鎮壓，IWW 已經名存實亡。但是，1929 年，紐約股市崩盤，經濟大蕭條開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再度成為街頭常景。又一波的群眾組織運動，如 Joe Hill 所忠告，從農村到工廠發動了起來。在饑餓的陰影中，南部的農業工人與佃農組成了工會，北部的失業工人組織了失業者協會，新興的汽車工業終於開始了有實效的工會組織，各式各樣的新興運動最終匯集在再一次以產業為單位的全國性工會聯合會，這一次是1935年成立的“產業組織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CIO 原來只是在 AFL 之下的一個臨時組織，1938 年正式與 AFL 分裂，很快地成為復興中的美國工運的中心。
在 CIO 的運動中，民歌不再是自發的工人文化的一部份，而是一個自覺的組織手段。在時代氛圍中，文藝圈和知識圈進步的一翼視為人民運動服務為自己的誌業。在這一代的工運歌手中，包括一位奧克拉荷瑪州貧農的子弟 Woody Guthrie、一位哈佛畢業彈斑鳩的年輕人 Pete Seeger、第一位長春藤名校畢業的黑人律師轉業的歌手 Paul Robeson、和離經叛道的民歌採集學者 Alan Lomax 等等。圍繞著這個圈子，一首又一首結合美國鄉土歌謠傳統和基進政治的歌出現了。在每一個罷工、抗議、集會、遊行的場合，CIO 的民歌手們創作、搜集、改編的歌成為加油打氣、凝聚意志、反思歷史與當下狀況的最好工具。CIO 歌手們於 1940 年組之了「年鑒樂團」（The Almanac Singers），並在二次大戰後他們和其他作曲家重組為一個「歌謠合作社」「人民之歌」（People's Songs, Inc.）。新民歌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就是 CIO 的工運高潮。新民歌運動所自許的傳統，也正是從 19 世紀，經過 Joe Hill 的傳遞而來的美國基進運動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