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敬慈
2013年4月19日，過千碼頭工人和支持者在風雨中包圍長江中心。應社工學聯的邀請，筆者在理工大學與幾十位學生分享對新社運和青年運動的看法。其中我分析了六七暴動對香港的長期深遠影響。一方面是，社會的全面改良，至今仍然作為工人權益基本保障的《僱傭條例》在1968年生效。 9年免費教育，社會福利政策，大規模的公營房屋計劃，沒有一樣不是六七暴動之後推出的。另一方面是，工聯會受到很大的打擊，不再用支持工人騷動的手法去推動社會變革， 「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抗爭手法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抗爭目標一樣，成為香港主流價值的核心部分。在抹黑六七暴動時，民主派和資本家的態度異常地一致。
2001年，特區政府向曾為1967年「鬥委會」主任的前工聯會領袖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受到很多民主派中人的非議，人們都重提舊事，當年暴動街頭放炸彈，令無辜者喪生。有趣的是，同年大紫荊勳章的另一得主，還包括李嘉誠，對後者卻沒有人有非議。 4月20日，和黃集團的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在北京首次開腔回應工潮，他用「文革方式」去形容工人和支持者向李嘉誠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總經理的「大頭像」抗議的行為。如此溫和的行為，都被抹黑為「文革」，霍言外有音，他警告「不要像六七年那樣」。
不理清歷史，我們就無法前進
所謂六七暴動，因新蒲崗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受到警方鎮壓，工人反抗，工會發動萬人上街，並罷工罷市，最後更以炸彈（有真有假）襲擊警方。假如我們客觀的觀察歷史，在街頭放炸彈當然不會有人支持和同情，但是發動數以萬計的群眾上街，進而罷工、罷市，向明顯偏袒資方的港英政府進行政治鬥爭這一點上，工聯會承擔了歷史的責任。事實上，也為香港的社會改良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60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爆發的邊緣，工人的罷工浪潮和學生的活躍主義相互交錯，香港也沒有例外，民情洶湧，誰能抵擋？但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並不一定會帶來政府自上而下的社會改良。是群眾的行動，自下而上的壓力，迫使統治階級讓步。當年的另一集團工會，親國民黨的工團總會，被港英政府統合到建制之中，就沒有表現出強大的戰鬥性。
2007年，作為扎鐵工潮的支持者，筆者在《明報》撰文《天光道的光芒》，文中有這些的闡述：
「今年是六七暴動40週年。工聯會領袖們已經融入統治當局，和官商通力合作，他們迴避了歷史、欺騙了工人，六七暴動卻還是像鬼魂一樣困擾著香港。不理清歷史，我們就無法前進。暴動一方面導致了主流社會對社會動蕩的恐懼和對工人激進行動的竭斯底里；另一方面提醒了殖民地當局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潛在危機。 70年代之後，相對來說，香港進入了社會改良的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如果說1998年是一個新起點，標誌著剝削加強了，資本累積策略轉變了，那麼2007年8月10日八號風球那一天，彌敦道邊的混亂就在說明基層工人無法忍耐下去了，他們要反抗了。有事件的目擊者告訴我，如果不是長毛在場，一場自發的騷動已經發生了。同樣地，如果不是職工盟的組織者們一再的呼籲和約束，更多的衝突已經發生了。」
碼頭工潮與扎鐵工潮又何其的相似。罷工的第一天，工人憤怒了，衝突發生了，電視畫面播出了有保安人員倒地的片斷。這個衝突的片斷，在第二天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第三天開始，數以百計的青年學生自發地到碼頭留守支援，他們不惜衝擊保安的防線，和工人們一起和平佔領了碼頭內的幾條行車道。 4月1日，超過1000位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支持者參與了遊行到碼頭，氣氛也到達了高潮。當天晚上，臨時禁制令生效，工會宣佈在碼頭和平撤出，學聯的同學在碼頭內討論，他們的決定是：只要有一個人留在碼頭，他們都會陪工人留下來。情節令人感動。和霍的描述不同，從扎鐵到碼頭工潮，工人的抗爭都是從衝動， 「暴力」開始，被引導到守法和「理性」 的軌道中。
佔領有藐視現行秩序的進步含義
雖然六七的歷史並沒有被「理清」，但是和2007年相比，香港和世界的社會狀況又出現了新的變化。激進運動有了新的表達方式：佔領！佔領這個名稱雖然可以被扭曲使用，但是它還是有一種藐視現行秩序、拒絕承認法律規則的進步含義。佔領作為一種運動不是什麼新鮮事，1989年學生佔領天安門，巴西無地農民佔領土地， 阿根廷的失業工人佔領工廠，但是它最近引起人們的關注，應該是美國青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場運動，幾乎是和英國學生抗議教育商品化的校園佔領運動，香港「八十後」青年的空間佔領運動同步發展的。不同的是，在2011年9月香港響應佔領華爾街發起者的全球佔領運動之前，我們稱為「留守」（如2011年3月數百人為爭取合理的財政分配政策佔領中環；2012年1月1日數以千計的人再次佔領中環）。留守是青年人對舊的已經建制化了的也僵硬了的「泛民」領袖們的一種拒絕和抗議。是的，你們有幾十年累積下來的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本，有名氣吸引主流媒體的報導發揮動員效應，可是他們有他們的熱情、鬥志、抱負，還要智慧去改變一個世界。要改變這個世界，就必然要藐視現行秩序和拒絕承認他們的法律規則。在「泛民」們的領導下，在他們所堅守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指導下，從80年代至今，香港的民主和民生都沒有大的進步。這不是工聯會1967年的「暴力」抗爭所帶來的社會改良可以比擬的。然而，我們不是要回到過去，我們不是追求另一個工聯會式的社會動員，從工聯會的歷史角色的轉變中，我們更加要吸取教訓，去擯棄一黨的領導，並追求適當的政治多元。但是，一種適合當代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的抗爭模式已經誕生，這就是透過有組織的佔領行動，去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並視之為一種權利。
人們不容易從習性中走出來，特別是當那變成一種職業，就像我們的「泛民」議員一樣，他們要遵守選舉的邏輯，他們要等到社會中大部分人支持時，才能有安全感。所以，佔領中環運動的實驗者，是充滿社會改革熱情的青年人；佔領中環運動的倡導者，是冷靜觀察形勢的學者，在這個意義上，戴耀庭先生做出了他的貢獻。在學者、民意領袖、主流媒體默認或者支持佔領是爭取民主的抗爭模式時，「泛民」政黨和領袖感到安全了，他們也紛紛表示支持。諷刺地是，幾十年的民主光環，並沒有令他們突破框框。
戴耀庭先生的叩問：對勞工運動的意義
當公眾輿論慢慢地發生了轉變，當越來越多的學者、議員、律師、評論家都認同作為一種公民抗命，佔領是向不公義挑戰的合理手段時，工人鬥爭的新的可能性也拓開了。今天，假如工人們發起佔領中環、佔領碼頭的行動，霍建寧等人肯定會站出來譴責工人的「文革化」和「六七化」（即使工人們僅僅是在抗議場所貼幾張「大頭像」 ，他也已經這樣說）。然而，工人的合理行為，肯定能受到1967年以來沒有過的社會支持， 因為合理的並不一定要合法這一概念已經隨著戴耀庭先生所倡導的佔領運動，得到社會主流的肯定和支持。不同的僅僅是，戴耀庭先生所倡導的佔領運動，是追求一人一票的政治改革；工人的佔領運動追求的可能是的社會改革。兩者都是目前香港迫切需要的。
李嘉誠及其集團已經向工人和工會發起新的進攻。他們可以單方面宣布給予公司工加班津貼，卻不願意和立場十分溫和的勞聯屬會協商；他們已經連續兩天登報打擊工潮；他們選擇在北京發起對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的個人攻擊，並以「文革化」去形容工潮，說明了他們將不惜一切手段和成本，要令職工盟和支持工人的進步力量跪下。
戴耀廷先生及其戰友，提早一年半進行政治教育，慢慢地改變人們的看法。人們的看法改變本身，就可能帶來一些力量，一些社會變革的可能。和「泛民」議員不同，戴先生先有鮮明的立場，再爭取其他人的支持，點點滴滴，慢慢地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戴不斷的叩問，參與佔領運動者，做了最後的打算了嗎？在最差的情況下，運動被鎮壓，我們要去坐牢，我們能承擔這個後果嗎？這種叩問能將堅強者篩留下來，成為運動的主力。這個策略對工人和左翼學生運動同樣有借鑒作用。這些問題都是工人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需要互相叩問和自我叩問的，假如不願意在惡劣的環境下跪下求饒。假如越來越多的人給以肯定的回答，力量就形成了。這個叩問，現在正是一個好的時機開始，當數以千計的罷工者和支持者在摸索中前進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