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圖片）
自己一直沒有在國教運動的核心，只是參與佔領時做直播，紀錄身邊的事；不過因為不少朋友是場地義工和大聯盟成員，對運動有多一分理解，及至最後兩天，邊緣地參與了一些有關罷課的討論，才算介入這場運動。
罷課的組織因為梁振英的回應而難產了，大聯盟要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決定運動的走向，最後共識是結束佔領。此時，面書上卻流轉了「葉國華派員滲透」瓦解大聯盟的說法，使人心寒。在此把這兩天我看到聽到的事跟大家分享。
不撤就罷的共識
在「Happy Friday」大動員之前，面書上已傳了好幾天「不撤就罷」的口號，不論社工、青年學者、藝術家都在醞釀如何協助學民和大聯盟進行罷課。為此，幾個與學民較友好的場地義工，組成了一個臨時小組，討論罷課的安排，而我也出席了臨時小組會。
當時的形勢是，大聯盟基本上贊成「不撤就罷」的策略，但如何罷則各有各的想法。對於教協來說，他們希望爭取學校的支持，提出了「校本罷課」的安排，但要較長的醞釀時間，為此他們成立了大聯盟下的罷課委員會。學民則較強調學生的主體，希望能以「自發罷課」的形式，在「校本罷課」未能啓動之前，先以「自發」形式，在大專罷課後立即進行。
然而，因為罷課涉及很多組織工作，包括組織義教隊、另類教學點、宣傳等，臨時小組決定成立一個「學民自發罷課支援聯合會」簡稱「罷支聯」，邀請一些團體及面書和網絡上表示支持罷課的隊伍加入（包括社工、青年學者、老師、家長、blogger等），並決定這個「罷支聯」只會是一個統籌罷課工作的平台，撐學民但不會介入其決策。當時是星期五深夜、星期六凌晨時份。
就在我們把構思都想好之際，傳來梁振英願意接受大聯盟三個前提﹣﹣沒有時間表的擱置、撤回指引、不獨立成科，並說會在凌晨兩點前宣佈，但要求大聯盟不能漏出風聲。所以當時我們只在面書上呼籲大家通宵留守，等待歴史時刻。不過，到凌晨一點半，一點消息都沒有，卻傳出梁振英約大聯盟明早在記者在場下開會，所以大聯盟在台上呼籲，可以留守的留守，不能留守的明早十點再回來。
第二天，梁辦致電大聯盟說要先開一個閉門的會前會，大聯盟拒絕後，梁辦隨即跟教聯和十八區家教會開會，讓他們為梁的決定背書。
所以星期六早上，我們又論討具體的罷課安排，並嘗試在教協和學民的兩個方案，找尋一個共同的中間方案。因為要準備義教，我們找來了青年學者聯署的發起人沈旭輝跟教協一起討論，爭取部份學校在星期三能接受學生「自發罷課」，並具體討論了「罷課信」、罷課期的課程另類教學安排等。就在大家達成共識之際，梁振英開記者會解釋其方案。
梁振英的「校本」策略
梁振英的回應，基本上是把所有的責任推回給學校。不過，所謂自決，其實中間有很多無形的壓力，如政府如何以資助威迫利誘資金不足的學校「被」獨立成科。此外，梁振英並沒有撤回指引，只會作修改，如何修改，誰來修改等，留有很多尾巴。
可是，「校本」的說法，令到教育界難以反對，難道要政府去禁止左校把「國教」獨立成科嗎？若要再對政府施壓，頂多就針對開展國教委員會的組成、國教資助政策、指引修訂等技術細節。這令到運動難以有一個簡單鮮明的旗幟。
終止佔領﹣﹣組織的限制
由於整場運動是由學民思潮發起，這個網絡最強的地方是學生純真的堅持：國教是錯的，他們要用盡方法反洗腦。但學生卻缺乏組織經驗，尤其是面對教協和家長，兩者在家庭和學校都是主導者時，他們往往未能面對面的表達好自己意見，溝通上出現一些問題。這亦在罷課的討論裡反映出來。
另外，由於害怕「政治操控」、「政黨利用」等抹黑，大聯盟在成立後，並沒有鼓勵其他積極參與者介入，譬如說，負責管理場地物資的教師、負責安排每晚節目的八十後社會大學及絕食者（絕食者之一韓連山是以教協名義參與大聯盟討論）均沒有代表在大聯盟，使溝通更混亂。
舉例說，在Happy Friday 的大動員之前，每天只有五位老師，帶領著三、四十位學生管理整個場地，而且，經常有不名來歷人士騷擾。經過Happy Friday後，場地義工已挺不住，體力透支。當我們晚上十二點散去，這些義工要凌晨三點才清理好場地。最近幾日，網上不停的傳來西環陣營請了黑幫來踩場的消息，更令這班義工大為緊張，要安排廿四小時席勤。一場運動要有很多人的投入才成事，不是在網上煽動幾句就能繼續。（前面所說的「罷支聯」小組，也是在義工透支，要找非政黨外援幫忙，以協助運動升級的一個背景。）
其實，在梁振英回應後，大聯盟的成員團體均認同運動要進入另一個階段。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後，聯盟希望先把焦點轉到與梁振英對話，本打算呼籲市民要留守到今天下午三點，迫梁振英公開對話，再離開政總，但因為缺乏與場地管理者與絕食者（大部份絕食者準備終止絕食行動）溝通，造成一點混亂，才召開擴大會議。在擴大會議中，部份人疑質「與梁振英對話」這策略，在重新討論動員的方向和目標及其場地支援等，決定不提與梁振英作公開對話，直接宣告結束佔領，提出新階段的運動策略。
運動的累積與推進
社會運動永遠都不是一足即蹴。雖然我們未能爭取到全面撤回，但因為每一個人的參與和堅持，削弱了特區政府（及西環）對香港教育制度的直接干預。這是一小步的勝利。
其實運動最大的勝利是一群沒有投票權的「準公民」、中學生如何透過社會運動發聲，並製定新的遊戲規則，可以預見，他們將成為香港（非政黨）政治生態的一股重要力量。
十多萬市民連日接力的參與，也把新政總附近的空間，變成公民廣場，以身體奪回「主場」。
反國教亦把「學校」這黑盒打開了，讓我們看到當中種種問題。首先是十八區家教會，這些代表家長的組織，因其「制度代表」的角色，不停地拖運動的後腿，最後也成了梁振英的下台階，家長會如何組織起熱心的家長，在既有的架構發聲，是未來長遠的工作。
此外，在檢視國教課程的過程，我們看到洗腦的內容早已不知不覺的滲到不同的學科，譬如說，昨晚，我姐就跟我說侄兒的學校有國教，是在常識科。然後她問侄兒：「你評一下火燒圓明園」，侄兒說：「我最憎英國同美國，佢地燒我圓明園，殺我中國人，將我地的文物搬到大英博物館！」
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對歷史還未有概念，就學會憎恨一些國家。「憎恨」的反應大概不是在教科書上，而是在教學手冊上。
因為趕著回政總，我沒時間多作解釋，只跟他說，當時美國政府做了錯事，參加了八國聯軍，但美國人民不斷的批評這個政府侵略行為，結果美國政府不單道歉，還捐了整個清華大學給中國。
這個「黑盒」打開了，我們不能讓它關上，要繼續監察它，清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