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野火，是不會隨便熄滅的。繼<香港，你往哪裡去？>龍應台再度提槍，直指香港意識形態和社會構成的死穴，既挑戰香港人的城市審美觀點，也直斥所謂香港那種不三不四的小政府迷思，目標就是要為方興未艾的公民運動搖旗吶喊。情辭懇切，又以實戰經驗談實事，直叫長久地活在犬儒、冷漠的政治氛圍下的香港人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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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經過十幾年的辯論、研究、籌備，歷經好幾任市長接續的努力之後，在一九九九年終於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文化專責機構：台北市文化局。在歐洲離群索居、閉門讀書十三年的我在那一年的秋天踏入了市政府的大門。為台北市的文化發展做了三年三個月又三天的擘畫，我沒有建一座新的高樓，沒有興一個大的工程。上任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倒是一件極不起眼的小事：協調財政局普查台北市所有閒置空間。所謂閒置空間，就是所有不在使用中的辦公大樓或官員宿舍或倉庫工廠或監獄學校等等。調查結果出來，有一百多棟這樣的房舍建築。然後去實地視察這些閒置房舍，將之一一分級：殘破不堪，不值得整修的是一級；些微破舊，但是稍加維護就可以重新使用的，是一級；完好無缺，可以直接利用的，又是一級。最要小心的，是中間這一級，因為在其中有許多是富有歷史意義而人們還沒認識到它的意義的老屋。更多的歷史建築其實藏在中央國有財產局的手中，不歸市政府管轄，但是我們一發現有歷史價值，就馬上引用「文化資產保存法」與中央機關協調或談判，極力搶救。華山酒廠、松山煙廠、錢穆和林語堂故居、李國鼎和殷海光故居、舞蹈家蔡瑞月故居、紅樓劇場等等的保存、修復、再利用，在幕後都經過與許多單位長時的協調與折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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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三年半的時間一心一意地、一磚一木地修復老建築而完全不興土木，當然不是偶然，不是未經思索的。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會選擇「形象工程」，爭取興建嶄新的大樓大廳來做人們「看得見」的「政績」，我並非不知這個道理，但是一個城市不是為了政治人物而存在的，更不會因為工程而偉大。台北的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如此侷促，開闊的空間如此稀少，這個城市所需要的究竟是不斷的「增建」還是一種「減的美學」呢？當你有一百多棟建築是低度利用或閒置不用的時候──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閒置空間，那個數目就要加好幾倍，你有什麼理由去不斷地增加建築呢？在擁擠不堪、高樓壓迫的城市裏，「減」的美學必須被認真思考；在物質過度充斥的城市裏，「儉」的倫理應該被重新認識；在聲光色彩刺激感官到極致的城市裏，「簡」的哲學應該成為一種平衡。再說，台北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經過四十年國民黨的嚴厲統治，經過十幾年的民主動盪、分歧和政爭，是一個正在尋找社會共識，迫切需要建立文化認同的城市。有什麼比老房子、老街老樹老地標，更能喚起人們共同的回憶，更能激動人們共同的情感呢？一座老教堂，一個戰時蓄水池，一條石板街，一個雞鴨魚肉混雜、人聲鼎沸的菜市場，一個土裏土氣的小火車站……可以勾起人們最深的記憶，而最深的記憶其實就是鄉土之愛，它可以縫補代溝的裂痕，可以超越政爭的對立。每搶救一棟廢棄的老建築，市民的共同記憶就加一分。每恢復一棟老屋讓它風華再現，市民的文化認同就深一層，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就多一分。這些看不見的「得分」，不是新的高樓做得到的。
如果香港要保持它的城市魅力和競爭力，它勢必要先釐清最基本的問題：西九龍是否能增添香港的城市魅力？如果主要目的是對外觀瞻，那麼十年後、二十年後會吸引國際觀光客的，究竟是灣仔和石塘嘴的老街、石澳的小村，還是眼前財團所規劃的全球化現代都市面貌？誰，做過這個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主要目的是對內厚植香港文化，培養創意人才，那麼四個博物館、三個演藝廳究竟如何達到這個目的？現存的文化中心只有六成滿座，藝術館博物館參觀人數低得可憐，戲劇欣賞人口十年前是四萬，十年後還是四萬，西九龍再大量開闢設施，是為了誰？欣賞人口如何產生，在二○一二年以前如何倍增再倍增？誰，在思考軟體和內涵的配套？
這時候，有人說，香港政府是「小政府，大民間」，所以這些規劃政府不需要做。我認為這是對公民社會的誤解。所謂「小政府」指的是，凡是民間有能力做的，政府放手，不與民爭；但是民間沒有能力做的，或者對公眾有益但是因為無利可圖而商業機制棄之不顧的，政府就必須扛起責任。民間若有經營管理能力，那麼美術館、展覽廳都可以外判，而且應該外判以培養民間的文化行政和經營能力；但是，長遠的文化政策和全面的藝術教育，是香港民間有能力做的嗎？是商業財團扛得起來的嗎？在這種文化的「基礎建設」面，政府不做是失職的。政府在政策面該「大」，在經營面可「小」，而不是在經營面讓公務員一把抓，做「大政府」，剝奪了民間的參與和成長機會，而在宏觀的政策面卻又自動棄守，說自己是「小政府」。結果就是文化建設拚命往上築高，但地基是空的。西九龍，是不是這樣的建築呢？西九龍不是不能做，文化設施不是不需要，地產也不是不能輔助文化，問題在於，如果對於基本問題都沒有想清楚沒有答案，四十公頃的城市土地用硬體工程蓋滿，蓋滿之後呢？數碼港做好了，貝沙灣的地產變成第一名，香港的「數碼」科技呢？
文化人要成立八百人的監督團體與政府抗衡，建築師學會、營造廠商、立法會議員各有立場，財團在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地方各處使力，傳媒熱切追蹤，針鋒相對，性急者到北京告狀，政府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已經有人將西九龍爭議與二十三條相提並論，看出它的政治危機。我想說的是，這真是香港最美好的時代：今夕何夕，文化竟然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今夕何夕，文化建設竟然成為財團和政府念茲在茲的任務。什麼時候，文化界竟然如此團結，如此迅速，如此高效率；什麼時候，市民竟然開始關心香港的文化和它的長遠未來。如果說，透過六四集會，香港人是在否定某種意識形態說「不」，透過七一遊行，香港人是在宣示一種肯定的「我在」，那麼此刻對西九龍的辯論、爭吵、角力和鬥智，香港人已經不僅只是在抽象的政治層面模糊地摸索認同，而是在最具體最實在的實踐層面上表達自己對這片土地的認真與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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