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陰雨的星期日，市民繼續外出，繼續享受休息日。小區的咖啡店坐滿人。
在一間小咖啡店「偷聽」了兩位中年婦女的談話(其中一位帶著小女孩)，「年青人都去投給時代力量」丶「投給宋楚瑜的一半是綠營」丶「國民黨根本沒有新人更替，只有繼續是老模樣」丶「國民黨就是弄權和弄錢」。一句「小英」之後就是聲量較小的台灣話，灰記再「偷聽」也理不出個所以然來。
大選剛過，這兩位婦女茶聚時發表一下政見，正常不過。然而，這兩位婦女如閒話家常般講政治的不經意情景，卻不經意「撩起」如灰記這類對政治有點興趣的「老餅」的感觸，因為一切得來不易。這位女士也許未曾經歷過，但也許聽說「莫談政治，不要觸碰政治」的肅殺時代。
從國民黨兩蔣獨裁時代到今天，台灣人所走過崎嶇的抗哥過程，所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當中多少血淚與創傷，先行者前仆後繼地付出沉重的代價，被判重刑以至喪失生命，所謂從獨裁到民主的「鎮痛」/「劇痛」，不能倖免。
而且「民主的到來」亦非理所當然。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吳仁華，在台北一個選後記者會也提到，近幾十年中國人為爭取民主可能比台灣人付出了更巨大的代價，但中國依然固我地拒絕讓民主價值紮根。二十年前吳仁華也曾到台灣觀看第一次直選總統，當時他還抱著大一統思想、親國民黨的心情觀戰，把台灣新生的民主聚焦於統獨之爭。二十年過後，他看到台灣民主的日趨成熟，超越統獨藍綠的爭議，欣賞和祝福之餘，亦建議台灣人不妨用民主向對岸叫陣，「你要和平統一，我要民主統一」，必令共產黨進退失據。
灰記欣賞台灣民主成熟之餘，並沒有一些香港朋友的「興奮」和「代入感」，只是默默地遊走於一些造勢晚會。這邊廂眼見蔡英文當選已無懸念，民進黨的支持者搖旗吶喊之餘，一切又是那麼「輕鬆平常」，數以萬計市民的集會，只需百多名警察象徵式的存在，與香港幾百人的集會便動轍出現百計「如臨大敵」的警察，與其說是維持秩序，不如說是以擾民手段「威嚇」示威人士的景況形成強烈的對比。
另一邊廂，往敗象已呈的國民黨造勢晚會，支持者像要完成投票前最後的儀式，有人一早已接受失敗，在途中已表示要再等四年再看看，一切也是很「沉穩日常」。「美中不足」的是國民黨被揭發動員八千公務員前往造勢大會，被轟愚蠢和不必要。
看見台灣人從容地享受著，也義無反顧地要捍衛他們爭取得來的民主自由時，仰望天空，想起充滿壓抑和荒謬的香港，灰記生起了莫名的孤寂。生長在「中華帝國」的一個邊陲彈丸之地，灰記這代人「享受」過大英帝國殖民主義者要準備「光榮撤退」時的一切「美好」，卻從來被否定作為「土生土長」之地的「主人」身份，也內在化了由此衍生的「無力感」。
「無力感」令殖民地成長的一代以至數代先後依託於英國和中國，依託英國會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依託「中英聯合聲明」，依託中國的「改革開放」。依託之餘，有「能力」者亦紛紛移民以求政治保險，特別是「六四」屠城以後。
二十多年後，香港人所依託的「一國兩制」早已走樣變形，特區政府在中共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當特首後，徹底成了北京的傀儡。面對不可依託的中國，殖民地成長一代以至幾代沒有移民者震驚／憤怒之餘，很多人又談論起那本帶侮辱性的BNO，英國(海外)國民護照－－－沒有居英權，入境英國可能被拒(以前曾發生有人持BNO被拒入境英國的事)，這是大英帝國忽悠殖民年代香港人的一招，如今卻成了老一代港人的「最後一根救命草」，寄望有什麼「不測」可獲英領事的「眷顧」。諷刺的是，英國早已把其「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的責任忘記得一乾二淨。
灰記帶著這份孤寂，在上文曾提及的的記者會，聽到「長毛」梁國雄說：「香港現在還在美麗島時代。」這句話聽來其實充滿「苦澀味」。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仝人發起集會要求民主(美麗島是黨外人士主理的一份政治刊物，創辦人為施明德)，被警方以催淚彈及警棍驅散。主要的抗爭者以「叛亂罪」被重判，其中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其餘被判有期徒刑12至14年的有黃信介、陳菊、呂秀蓮、林義雄、姚嘉文等。史稱美麗島事件。
雖然國民黨暫時壓下了這次民主集會，但經過幾十年的抗爭，民主訴求已經得到台灣人廣泛認同，例如美麗島事件後，國大代表以至縣、市一級的選舉，無論是被判刑者的辯護律師還是家屬，代替被判刑者出選時，均紛紛以高票當選，清楚顯示民心所向。蔣經國要繼續獨裁高壓統治亦愈來愈困難，再加上美國的壓力，終令小蔣在其逝世前一年「順應」民主潮流，解除了國民黨1949年敗退台灣後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之後亦解除了黨禁和報禁，台灣的民主浪潮終將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淹沒。
正所謂No Pain No Gain，除了1946年發生了令台灣人震驚和憤怒的228事件(有如89年北京六四屠城) ，自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敗退台灣，實施戒嚴，以反共之名實行獨裁統治以來，當地先後出現過多次被鎮壓的民主／抗爭行動／運動。最早期當推《自由中國》事件。
1949年11月創刊的《自由中國》原本由蔣介石支持出版，由雷震主理的「反俄抗共」政論雜誌，並由「德高望重」的中國自由主義宗師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殷海光等擔任編委的《自由中國》可算是國民黨黨內民主派的旗幟刊物。
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人雷震和殷海光，眼見韓戰結束，中共軍事威脅大減，深信台灣可以逐步實現民主憲政，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中國」，於是在批評共產主義的「禍害」之餘，亦刊登鼓吹民主自由的文章。但國民黨領袖獨裁、以黨治國的方針卻絲毫未改，蔣介石仍以反共之名獨攬大權，並打算長期連任元首，雷震亦終於由一名蔣介石的追隨者變為其批評者。
本來老蔣可以暫時容忍幾個國民黨「養」的文人寫寫批評文章，作個「民主窗櫥」但雷震等偏偏要付諸行動，就是要組黨參政，實踐民主政治，而且不但要組黨，還要聯結台灣本省的菁英(轉換成現今香港的場景，就是建制派／中共地下黨聯合泛民「作反」，是不能想象的)。這對獨裁者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老蔣下面的軍事法庭終於在1960年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將雷震判監十年。
雷震被判刑，標誌台灣錯過自228事件後一次本省外省人「政治和解」的機會。而國民黨蔣介石父子為首的當權派延續獨裁統治，結果就是加深台灣人對來自中國的政權的反感，深化本土和台獨意識。
好像戰後出生的施明德，在青少年時期已立志考入軍隊，在內部推翻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1962年，年僅22歲的施明德在小金門擔任砲兵軍官時，因與一群台籍青年組織台灣獨立聯盟，被捕後被刑求至全部牙齒剝落，其後判無期徒刑。
蔣介石於1975年逝世，生前早有「封建」的父傳子安排，但蔣經國不好太著跡地即時「登基」，遂由沒有「殺傷力」的嚴家淦「捱義氣」擔任過渡性質的總統。這對一些政治犯來說卻是一個「好消息」，他上任隨即宣布特赦，坐了15年牢的施明德於是得以出獄。換言之，施明德遠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已因為爭取台灣獨立而付出過沉重代價。
而鼓吹台灣獨立的不獨有本省人，還有外省人的第二代鄭南榕。他在80年代先後創辦多份雜誌，鼓吹言論自由、反對國民黨政權、爭取台灣獨立等。1989年雖然已解除戒嚴，但公開主張台獨仍然犯禁，警方以「叛亂罪」要逮捕他，並包圍鄭的雜誌社威脅採取行動，鄭聲言寧死也不接受拘捕，最後引汽油自焚而死，享年四十歲。如今，台灣除了有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也有鄭南榕紀念館，台灣人的本土認同與台灣的民主一樣、已然確立。
除了台獨意識，左傾／共產意識亦因為國民黨的獨裁和謊言統治而在一些知識分子心中滋長，他們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反而對共產主義產感到好奇，但白色恐怖時期，對共產主義好奇要冒極大的風險。好像陳映真和丘延亮等，就因為「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以及「陰謀預備成立叛亂組織（民主台灣聯盟）」等「罪名」，在1968年被捕及判刑。陳映真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適逢75年老蔣逝世，嚴家淦當過渡性總統宣布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獄。丘延亮則過了三年多牢獄生涯，後來往香港做研究和教書，近年才回到民主化後的台灣。陳映真則堅持中國大一統，90年以後常居北京，受中共禮遇。
回看美麗島時期的香港，正是麥理浩新政的「成熟」期，毛派／國粹派的崩潰期，社會運動仍針對個別不公事件(如金禧事件、艇戶事件以及一些清拆事件)單幹期，本土和民主意識仍在萌牙(香港要到80年代初才有區議會選舉，91年立法會才開放部分直選議席)，中英卻要就香港的前途即將展開鬥爭的「矇矓期」。
回首49年以後的香港政局，由於戰後英國人搶先進佔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中共「解放」中國大陸後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於是默許英國人繼續殖民統治香港。
本來49年前香港與大陸來往頻繁，兩地人民亦自由出入，並沒有明顯的區分。49年後大陸實行「共產統治」，大量不接受「共產統治」的中國人先後逃往香港，成了香港的主要人口。而早期由於南來人口眾多，大部分人為了逃避戰亂和政治，只顧埋首「搵三餐」，這亦是香港最持久、最核心的價值。至於依然關心政治的人都離不開國共爭執。而香港實際上亦是國共鬥爭，以至國際冷戰的「熱點」。換言之，中共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之同時，台灣的國民政府亦以香港作為其反共的橋頭堡。
香港當年的確與台灣關係密切，中華民國足球隊全部由香港球員代表，香港人以僑生身份可優先升學台灣，畢業後可定居當地，地位比較「優越」。不過這種密切關係建基於認同國民黨政權，正如香港的傳統左派必認同共產黨政權一樣。一旦這種對政權的認同起了變化，那種密切關係便不再，甚至招惹麻煩。因此一般僑生即使了解國民黨的專權、貪腐與無能，都不敢輕言流露。好像灰記中學時的地理老師，回港後在學生面前大數國民黨的不是，還說如在台灣說這些話便有牢獄之災。
國民黨在香港的legacy亦好不了多少。1956年雙十節當日發生右派暴動，事緣徙置事務處職員在李鄭屋村徙置區拆除青天白日旗，引起親國民黨右派人士不滿，最終釀成騷亂。右派分子不但向政府建築物縱火，亦攻擊左派的工聯會辦事處及國貨公司，襲擊左派人士。黑幫分子亦乘機介入，勒索途人要帶青天白日旗。工廠亦出現騷亂，右派工會及工人要求廠方開除左派工人。
港府除宣布戒嚴外，亦要求英軍與警方聯合維持秩序。五日後騷亂平息，一些參與騷亂的右派頭面人物，包括黑幫頭子被遣送台灣。短短五日的暴亂，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傷，1000人被捕。事件顯然是右派份子藉拆青天白日旗而乘機向左派機構及工會報復洩憤，是在港國民黨分子發洩在大陸挫敗「屈辱」的一次暴亂。不過，由於香港人普遍反共，也因為年代較久遠以及國民黨七十年代逐漸淡出香港，以後香港主流社會很少談論及批判這次右派暴動。
反而1967年的左派暴動，雖然起因有著工人爭取權益的「正義性」，有著殖民高壓統治、政府人員貪腐、民生困苦的背景，有著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活活打死的暴行，有著眾多「無辜者」被判監兩年的「政治審判」，但因為也有著中國「文革」極左政治的陰影，有著共產黨在港機構其後的瞎指揮以至其後真假土製炸彈禍及無辜，以至名播音員林彬被燒死警員被打死的左派暴行。於是整件事被香港主流解讀成左派「恐怖主義」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創傷，其「反殖」性質被恐共情緒抹殺。
當然，一心向著「社會主義祖國」，一切緊跟共產黨的香港傳統左派，其「反殖」並不會像台灣人反國民黨一樣，衍生本土的主體意識。在他們的字典裡，「愛國」永遠行先，在「愛港」之前也要加上「愛國」。
反而全球「保釣運動」的前後，一些受外國解放／左翼思潮影響的青年，在七十年代辦起雜誌如70雙周刊，宣揚反殖及關注本土社會問題的訊息，亦同時參與社會行動，適逢殖民威權政府因六七暴動的教訓亦採取懷柔政策，沒有強力鎮壓。不過他們始終是少數派，由國粹派／傳統左派當道的學界、青年，以至工會組織，宣揚的仍是「胸懷祖國」的訊息。
及至1976年「四人幫」倒台、毛神話幻滅，震盪國粹派學生青年以至傳統左派分子。但重新掌權的鄧小平一聲「改革開放」，曾經跟大隊猛批他「走資派」的傳統左派重歸大隊「貢獻祖國」，全力擁護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到了鄧小平一聲要「收回」香港，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香港傳統左派亦緊跟中方拒絕三腳櫈，即不能有港方代表參與的立場，跟在中方後面搖旗吶喊。
而以香港上層精英為主的「維持現狀派」很快亦接受香港主權終將移交中國的現實，由起初往英國游說給予香港英籍居民居英權落空，到後來寄望英國在談判桌上盡量為港人爭取最大程度的自治與自由，到接受「現實」後紛紛向中共投誠。一些華資大戶則藉往大陸投資的機會，走上層路線，建立與中共高層的關係，以保障其既得利益。
至於那些後來被稱為泛民主派，來自壓力團體和學生組織，有多少「反殖」意識的人，不會留戀殖民統治，雖對中國「社會主義神話幻滅」共產黨卻依然專政有所憂慮，除爭取早日落實香港的民主以保障香港的自治，即所謂「民主回歸」，也寄望共產黨改革派能逐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因為很多人(包括灰記)相信「中國冇民主，香港冇民主」。
當然，「六四」槍聲「驚醒」了這群泛民（以至灰記)，泛民與中共的關係也轉趨惡劣，好像司徒華和李柱銘就不能再擔任基本法草委，以後亦不能再踏足中國。回想起來，以泛民為首的香港改革力量的確比較被動﹐或許司徒華生前那句「反倒退」可以概括泛民的心態，即是能守住香港的自由已經很不錯，一日中共繼續專政，一日香港休想有民主自治。
這種被動式抗爭也許出於無奈，泛民怎樣說一直以來都算反抗力量的「中流砥柱」，但青年世代卻不再接受。眼見中共的統治及對港政策愈趨強硬，青年世代已缺乏耐性，衍生出「命運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本土意識。
但即使出現了「轟烈」的雨傘／佔領運動，最終也只能迫令泛民議員否決「假普選」的政改方案。然後中共及梁振英政府「步步進迫」，政治檢控抗爭者(不過法庭仍能秉持公正, 不少抗爭者被判無罪，罪名成立最多也監禁數星期))，安插強硬派人物掌控大學校委會以干預校院自主。而中國當局某些人已不介意破壞「一國兩制」的指控，「銅鑼灣書店五子被失蹤」事件，北京當局所編撰的說法，以及迫令當事人作出的「表演」，在在都表示中共不會再理會香港人的感受，「我們已經容忍了你們香港人十八年，你們仍然再不識趣的話，休怪我們不再客氣」。
如果如「長毛」所說，香港現在仍處於台灣美麗島時期，香港人要面對的並非當年國際上「四面楚歌」的孤立政權，也不是經過黨外抗爭者前仆後繼的犧牲後，開始被動搖的專政機器。香港人更沒有台灣人幾十年抗爭傳統所凝聚的台灣人意識。香港人可憑藉的只是英國人要「光榮撤退」時急就章的半民主自由體驗，以及到今日為止依然較可靠的法治傳統，但面對的卻是更強大更專制的政治力量。
也許「長毛」所指的是香港人終於認識到不能再迴避抗爭要付出巨大代價(例如被重判)，若不在今天，也會在不久的將來，不能再心存僥倖。香港不再有羅永生教授所形容的「虛擬自由主義」遊戲，有的是見真章的政治抗爭vs政治打壓。這是任何準備抗爭的人，青年世代、傳統泛民、政治素人、本土／港獨理念者、大中華理念者都要認真思考，甚至要有面對長時間「寒冬期」的思想準備。
再回到那中、港、澳民主人士出席的選後記者會。前學聯秘書長，前年雨傘運動「主角」之一周永康就提到「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還「促請」中華民國候任總統蔡英文關注香港，不能坐待香港「淪陷」，現在台灣應該有獨立的香港政策。另外一位學生代表羅冠聰亦提出台港聯盟，對抗中國民族主義。
的確，香港雨傘運動期間蔡英文曾經為香港人打過氣，最近李波事件，蔡亦曾表達關注。不過，擔任總統之後她要面對的事情，和要承擔的責任很不相同。她首要做的除了捍衛台灣人的尊嚴，更要進行人民渴望已久的社會改革以促進經濟民生，令人民生活改善，這是台灣人對她期望和考驗。如果中共再香港再做一些破壞「一國兩制」的「荒謬 」，她也許會利用這張「香港牌」，批評一下中國，聲援一下香港，強調一下台灣民主、自由、人權的可貴。
的確，國民黨曾經把香港作為基地，但其實國民黨原本就是黨外人士革命的對象。就如上文所提過台灣女士「國民黨只懂弄權弄錢」，即使今天國民黨與民進黨和其他政黨一同參與民主政治，但這個前壓迫者若不痛定思定，尋求真正的改革，對內依然故我，對著中國繼續「民建聯化」，則只會愈來愈泡沫化。台灣人只會繼續透過選舉，建立本土政權管治自己的國家。當然，台灣人有了民主並不代表會一帆風順，財閥壟斷、官商勾結貪腐、貧富懸殊基層困苦等不會自動消失，台灣人依然會繼續就各種社會及政治議題進行抗爭。
今天勉強能把台灣和香港扯在一起，就是中國因素。面對中國因素，香港人是繼續妥協退縮，最終徹底歸順，還是勇敢抗爭，台灣人看在心裡會有盤算。如果香港人繼續妥協退縮，台灣人只會更名正言順的遠離中國，畢竟他們向中國說不的條件比香港人強得多。也許兩地民間互動交流可一些互相促進和支援的作用，好像台灣太陽花一代與香港雨傘一代已有很多接觸。
最重要的是，正如那位在台大畢業的澳門代表鄭明軒所言，香港人以至澳門人不能只羡慕台灣，面對比國民黨強得多的對手，能否脫離自己的comfort zone，能否壯大公民社會，都只能靠香港人和澳門人自己的努力。
至於那個中國因素，吳仁華就表示不要只看官方，大陸民間其實也會受台灣民主價值的影響。至於中國民主浪潮是否終於淹沒獨裁總統，就要看中國人民的「覺醒」與不懈的努力。而現在與很多中國人互相敵視的很多香港人，也不要忘記中國也曾發生過轟轟烈烈，感動香港人的民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