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時代的「大同書」
文／王行坤
破土編者按：齊澤克曾斷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是爲當下時代所寫作的「共産黨宣言」，但是在讀完「帝國三部曲」之後，我們發現他們所寫的只是康有爲那樣的「大同書」。關於共産主義的潛能，他們提出了諸多有趣的思想和概念，如共同性，生命政治生産等，但如何將潛能轉化爲現實，這似乎是他們無法面對的問題。原文發表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年第2期，破土有所編輯，經作者授權轉載。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是哈特與奈格里「帝國三部曲」[1]的最後一部。奈格里與哈特亦師亦友，更是本書所提倡的共同研究者（co-researcher）。兩人的合作[2]可以追溯至1994年，在共同合作的《狄奧尼索斯的勞動》[3]中就從勞動的角度展開了對「國家形式」的批判。而本書也並非兩人合作的終結，在全球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從「阿拉伯之春」到各種各樣的「佔領」運動）之後，兩位作者於2012年出版了名爲《宣言》的小冊子[4]，來探討這些運動所昭示的反抗和民主的可能。相信他們的合作還會繼續下去。
共同性與對抗的力量
下面說說共同性這個概念。一般將the common翻譯爲公地、公共資源或公共事務，這是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自然資源，如森林、河流和空氣等。這也是近代歐洲思想史中的一個問題域：在近代的占有式個人主義崛起之前，歐洲思想也存在共同性或共享的觀念。正如洛克所指出的：雖然自然的東西是給人共有的，然而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動或勞動的所有者，本身就還具有財産的基本基礎。當發明和技能改善了生活的種種便利條件的時候，他用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或享受的大部分東西完全是他自己的，並不與他人共有。[5]也就是說，經過勞動的中介，財産權和私有權得以確立。因此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從洛克到黑格爾，在歐洲政治思想的主導觀念中，人們佔有事物的絕對權利，成爲法律規定下自由個體的基礎和實質目的。[6]
另外一個研究共同性的作者萊恩伯格（Peter Linebaugh）指出，我們一般只知道1215年的《大憲章》（Magna Carta），而很少有人聽過1217年的《林業憲章》（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雖然在當時的英國，二者是並列的）[7]。前者（其核心在於保護私有産權和財産）成爲現代的根本法並廣爲人知而後者（其核心在於保護所有自由人共享自然資源的權利）逐漸成爲歷史遺迹，這個症候式的現象也證明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論斷，現代的共和國——無論是美國還是法國——根本說來就是財産共和國，施行的是財治（rule of property）。
另一方面，這些公共資源受制於稀缺性邏輯，如果無法得到有效管理，將會導致「公地悲劇」。大衛·哈維在對本書的評論中指出哈特和奈格里沒有處理「公地悲劇」問題[8]。我在初讀此書的時候也很疑惑他們爲何沒有提及《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爲此我曾寫郵件向哈特教授請教，他也承認奧斯特羅姆的這本書對他們的討論有所補益，但在寫作的時候他們在思考其他作品和作家，並沒有將這本書納入考量。
或許兩位作者看重的是另外一種共同資源，那就是因爲非物質勞動而生産出的如知識、語言、符碼、信息、感受等，這些非物質産品不再受制於稀缺性的邏輯，相反，在流通過程中這些産品反而會得到強化和衍生。觀念傳播得越廣，受衆越多，就說明這種觀念越具有生命力。這是在生命政治生産霸權時代佔據主導地位的共同資源，在實踐上可以爲所有人所共享，取之不盡，用之彌多。因此我將the common翻譯爲「共同性」，同時涵蓋自然資源和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抽象（人工）的共同資源。
正是通過生命政治生産及人工共同性，兩位作者窺見了共産主義的曙光。那什麽是生命政治生産呢？爲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先簡要考察下「三部曲」的前兩部。
事實上，這三部作品的內容既有所推進又相互交叉：《帝國》已經預告了諸衆的歷史性出場，《諸衆》不過是對這一新歷史主體的進一步闡釋；《諸衆》也提及了共同性的劃時代意義，而《大同世界》也是對這一主題的深度闡發。在《帝國》中，兩位作者借用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對羅馬混合政體的論述，分析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世界所出現的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帝國，這是不同於帝國主義和古代帝國的新帝國：以美國爲代表的君主制，以其他發達國家和跨國財團所代表的貴族制以及由邊緣性的民族國家和非政府組織所代表的民主制。正是這三個層級構成了新的帝國秩序。
在這種帝國體制下，原本作爲歷史主體的産業無産階級退居幕後，取而代之是去技術化的、異質性的作爲奇異性的諸衆。諸衆對抗帝國，這就是前兩部作品的主題。
對抗的力量源於何處？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中，危機理論一般都是基於客觀因素，如資本主義生産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趨勢、消費不足論、不平衡發展問題或生産過剩現問題等，而對主體維度的關注有所欠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諸衆對抗帝國的主體性力量是內在於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這是一種內在性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源於生命政治生産。
生命政治生産與非物質勞動在兩位作者這裏是可以相互替換的，這種勞動的終端産品是非物質性的,更爲重要的是，在生産過程中，生産者因爲相互協作的不斷增強而具備了擺脫資本而自主生産的能力。這種生産不僅生産産品即客體,同時也再生産生産者之間的協作關系和社會關系即主體，在其生産能力和與行爲直接就具有政治性的意義上，這種生産是政治性的；在其再生産生命形式的意義上，它是關涉生命的。因此兩位作者將這種生命形式命名爲生命政治生産。在生命政治生産的霸權下，在資本增殖的同時，生産者的主體性也在經歷價值自行增殖（self-valorization）的過程。
價值自行增殖這個概念的德語爲Selbstverwertung，出自於《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既包括預先存在的價值的保存，也包括這一價值的倍增。[9]在奈格里看來，與資本的價值自行增殖相對應的是無産階級主體性的自我強化過程，是外在於資本並且自主發展出來的生命形式和社會形式。在奈格里所屬的意大利自主主義思想中，這個概念和出走（exodus）、普遍智能和制憲權等具有同等關鍵的意義：「價值自行增殖是一個社會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個過程構成了對抗資本主義的另類和自主的集體的主體性。」[10]正是基於這個概念，在《帝國》中兩位作者寫道，眞正的事件只有當政治得到肯定之時才會出現，這意味著「創生的完成，主體間的協作性集合即價值自行增殖和無産階級對生産的管理成爲制憲權」。[11]
生命政治生産與共産主義的契機
齊澤克指出：「他們（按哈特和奈格里）沒有能夠在當前的條件下去重複馬克思的分析，即無産階級革命的前途就蘊含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內在矛盾之中。從這個角度說，《帝國》仍然是一本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2]如果說齊澤克的批判對《帝國》是有效的，那對《大同世界》就不再適用了。在這本書中，哈特和奈格里創造性的借用了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概念，提出「生命政治勞動的技術構成」概念——誰在生産、生産了什麽以及如何生産，這涉及到生産的主客體以及生産方式。在帝國時代勞動形式經歷了新的轉變：非物質生産日益占據霸權地位；工作日益女性化；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流動勞工日益增多。其結果就是生命政治生産將經濟的中心從物質商品的生産，轉移到了社會關系的生産，而生産與再生産也日益混同。[13]於是，生命政治勞動就直接具有了政治性，不再像阿倫特所說的，勞動只屬於必然性的領域。也就是說，生命政治勞動既關涉生命的再生産也具有政治性。
在泰勒制下——兩位作者認同列甯的觀念——因爲工人在生産空間需要接受臣服、監管、「監工和會計」，所以他們在政治領域也需要老板即權威，這個權威就是現代的先鋒黨。但是在生命政治勞動的語境下，因爲勞動者在生産空間能夠自主地進行組織和協作，那麽在政治領域他們就不再需要自上而下的權威，也就是說，生命政治勞動爲諸衆的自我組織和自治提供了歷史條件。於是就有了本書序言的那個命題：諸衆正在生成新君主。原本的現代君主即先鋒黨必須退出歷史舞台。自發和自覺的二律背反也徹底失效，因爲諸衆的行動既是自發也是自覺的。作爲新的歷史主體，諸衆不再需要任何灌輸和引導，他們正在成爲自爲的階級。
人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磨練出的技術（技術構成）增強了他們在政治行動領域的能力（政治構成）。正是從這個角度，兩位作者看到了新的全球民主的可能，這種民主如馬克思所說，「不是要實現什麽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産階級社會裏孕育著的新的社會因素。」[14]
另外，生命政治勞動創造出了越來越多的共同性，這些共同性在實質上也爲諸衆所共享，於是兩位作者提出了如下論斷：私有之於資本主義，正如公有之於社會主義，同時也正如共有之於共産主義。這個論斷也徹底抛棄了社會主義這個過渡階段，因爲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即便作爲反現代性，也屬於現代性籌劃的一部分，於是爲了避免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二律背反，他們將共産主義規定爲超越二者的另類現代性。
但這並不能是說共産主義就指日可待了，因爲生命政治生産的自主性只是部分性的，歸根結底依然處於資本的掌控之下。雖然兩位作者也提到了「過渡」問題，但是究竟如何過渡到共産主義？
在經典馬列主義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爲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産階級的革命專政。[15]我們可以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在《諸衆》的最後部分已然否棄了列甯的無産階級專政學說[16]，在他們看來，在生命政治勞動的語境下，任何形式的代表和先鋒隊理論都不再具有合法性，諸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習得並增強他們的民主能力，從而最終實現世界大同。這是徹底的內在性政治。替換成一組對子就是諸衆內在的生命政治去對抗帝國超驗的生命權力。
另外，這裏的諸衆政治就不再以無産階級的階級政治爲主導，而是一種斯賓諾莎意義上的革命平行論：種族政治和性別政治與階級政治是同樣重要的鬥爭領域，沒有先後主次之分。也就是說，階級失去了其優先性，革命性的階級鬥爭必須與革命性的種族鬥爭和性別鬥爭攜手同行，這些鬥爭的革命性就體現在消滅作爲身份的階級、膚色和性別的目標中。這是與承認的政治截然相反的。前者是要創造一個無階級、膚色和性別對我們的生活不造成影響的社會，而後者則想要完善既有的身份——改善工人的條件，讓黑人更能接受他們的黑人身份等。另外這些鬥爭必須平行地展開，而不能讓某個鬥爭成爲主導，也就是說，哈特和奈格里想要畢其功於一役，雖然這是漫長的戰役。
抽象與現實
這種推論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同時我們也承認，哈特和奈格里很好地貫徹了馬克思科學的抽象法。但在現實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全球的金融—壟斷資本家因爲貨幣的抽象權力更加猖獗，不穩定勞動者（precarious labor）越來越多。所謂不穩定勞工就是沒有穩定雇傭關系、沒有就業保障並且缺乏社會保障和國家福利的那些非正規勞動者。正如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所指出的：「全球的非正規工人階級（與貧民窟居民有交叉，但兩者並不完全相同）大約有十億，這讓其成爲地球上增長最爲迅速、史無前例的社會階級。」[17]斯坦丁（Guy Standing）也認爲全球將近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屬於不穩定階級。這些人正是諸衆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原本的産業工廠內，生産與再生産是截然分開的，在理想型的福特制那裏，則意味著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閑，八小時睡眠。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這與帝國的崛起相平行）新福特主義制度下，實行彈性的工資關系，通過工資的減少來恢複邊際利潤。其結果是資本變得越來越自由、越來越具有流動性；而勞動一方則因爲去中心的分散化生産、更不穩定的就業崗位，而變得更加難以組織，這樣在其與資本進行鬥爭的過程中，其討價還價的能力勢必要受到極大削弱。於是，工人的就業變得岌岌可危，他們除了在勞動場所努力工作之外，在剩餘的時間內也得殚精竭慮，打臨工或者再充電，自我投資人力資本，方能維持生計。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原本産業工廠的高牆不見了，社會成爲一個大工廠，工人的生産與再生産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日益模糊。正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所謂「靈活性」，即意味著夜間工作、周末工作、不規律的勞動時間，以及所有雇主夢裏都永永在念的東西。[18]而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就不再是剩餘勞動，而是勞動者之間的社會交往、協作、情感、信息、圖像和符碼等，也就是兩位作者所說的共同性。剝削的結果是勞動力所面對的兩種貧困:時間的貧困和空間的貧困。前者意味著勞動者惶惶不可終日，可能從事好幾份工作，隨時爲下一份工作而操心，對自己的生命時間完全失去控制，無法進行任何長期規劃；後者意味著勞動者在大都市被邊緣化和罪犯化的處境，他們無法進入公共空間，被排斥在大都市的社會空間之外。[19]
在新福特主義的勞動體制下，不穩定的勞工變得越來越靈活，而被制造的不穩定性其根本目的是造就一個完全聽命於資本的勞動力群體。因此我們看到這種靈活性的勞動體制完全是專制性的，恩格斯化用但丁、關於工廠的那句名言依然有效：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20]只是這裏的工廠變成了社會工廠。
布爾迪厄早在90年代就認識到這種不穩定性的政治內涵：不穩定已成爲一種新型的「統治方式」，其基礎是造成一種普遍而持續的不安全狀態，旨在迫使勞動者屈從，接受剝削。[21]所謂靈活性，其目的在經濟上是靈活剝削（flexploitation），在政治上是以客觀規律的名義，在生産領域施行專制。可以說，不穩定性是資本家階級對勞動階級所采取的階級鬥爭策略。其結果就是不穩定勞工的組織能力以及對抗資本的能力都越來越弱。在這種情形下，政黨的代表性也愈來愈弱，這也可以說是汪晖所說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社會—經濟根源。而這是哈特和奈格里所沒有看到的。
奈格里和哈特對生命政治生産的分析及對共同性的闡發，都是基於西方後福特主義的語境。後福特社會中的扁平化的管理、工人的高度的技能化、生産組織內部的充分協作、彈性化的社會分工網絡，都在他們的理論中得到了呈現，也讓他們看到了生産民主的可能。但是後福特主義並非普遍化的生産模式，尤其在新世紀的中國資本主義興起以後，新自由主義進一步從歐美蔓延到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産國，新福特主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可以說，當代最具代表性的生産模式已經不是後福特主義，而是新福特主義。哈特和奈格里囿於意大利七十年代的局部經濟模式，沒有注意到起源於英美，後來風行中國的新福特主義，這就讓他們的理論帶有先天的歷史缺陷。[22]
當然，兩位作者主要偏重的是流動性和靈活性所帶來的勞工之間的普遍交往以及因爲這種交往所生産出的共同性，但這種共同性在面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力量時，顯得非常虛弱。
正如馬克思所在他的時代所認識到的，資本主義股份企業越來越表現爲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應。「這是作爲私人財産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23]恩格斯正是從馬克思所指出的壟斷化傾向看到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而後來的希法亭則認爲不需要經過鬥爭，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就可以實現對生産的理性規劃即社會主義。生命政治勞動所生産出的共同性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範圍內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但是哈特和奈格里並沒有像希法亭那樣放棄鬥爭，只是他們的鬥爭策略與正統馬列主義分道揚镳了。
於是問題又回來了。諸衆到底能否在沒有先鋒黨領導的情況下自我組織，並且跨越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過渡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産主義？另外，性別鬥爭和種族鬥爭眞的可以和階級鬥爭等量齊觀嗎（哈維同意齊澤克的觀點， 認爲階級有著不可否定的優先性。另外，從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來看，無産階級在掌握政權之後，民族問題和性別平等問題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我看來，這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更爲重要的，諸衆如何掌握並共享金融這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爲重要的抽象權力？
在提到鬥爭策略時，兩位作者認爲出走可以代替傳統的階級鬥爭——這是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否定，是一種對工作的拒絕（refusal of work），當諸衆有能力自主創造出共同財富時，資本的控制就成爲多餘，而當他們離開生産空間時，國家的大廈就會轟然崩塌——但即便如此，後面還有更爲迫切的任務：如何完成奪取共同性的任務，或者用馬克思的話說，如何剝奪剝奪者，並構成一個新的社會，一個大同世界？
[1] 分別爲《帝國》（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諸衆》（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和《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關於兩人的合作關系，見Michael Merrill, Commonwealth and 「Commonism」,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78, Fall 2010.
[3] Hardt and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
[4] Hardt and Negri, Declaration, Argo-Navis, 2012.
[5] 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啓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28頁。粗體爲本文作者所加。
[6] Commonwealth, p. 13.
[7] 見Peter Linebaugh, The Magna Carta Manifesto: Liberties and Commons for 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8] 見哈維的評論以及哈特和奈格里的回應，Commonwealth: An Exchange,http://libcom.org/library/commonwealth-exchange.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頁。
[10]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264. 關於這個概念也可見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New York: Autonomedia, 1984.
[11] Empire, p. 411.
[12] 齊澤克：「哈特和奈格里爲21世紀重寫了《共産黨宣言》嗎？」，見羅崗主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頁。
[13] Hardt and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5.
[14]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9頁。
[15]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頁。在列甯看來，「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産階級思想和資産階級政治的圈子。用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爲資産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産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9頁。）而在中國，毛澤東將其稱爲「人民民主專政」。
[16] 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pp. 348-358.
[17]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p 178. 關於不穩定的勞動力和不穩定階級，見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18]布爾迪厄：《遏止野火》，河清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6頁.
[19] Hardt and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7-48.
[20] 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頁。
[21] 布爾迪厄，《遏止野火》，河清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4頁.
[22] 事實上，面對福特制的危機，實際存在兩種應對模式，以英、美爲代表的新福特主義和以日、德、意爲代表的後福特主義。前者主要打破集體談判制度，確立更「靈活」的勞資關系；後者以水平化管理代替原本的垂直管理，並向核心勞動力提供就業安全。關於二者的差別見謝福勝、黃蕾：「福特主義、新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8期。但正如西爾弗所指出的，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精益—刻薄」模式即沒有就業安全承諾的新福特主義佔據著主導地位。見西爾弗：《勞工的力量》，張璐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85頁。在我們看來，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這種模式一直會占據主導地位。
[23]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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