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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恐懼Legacy

新加坡大家長李光耀逝世消息,成了香港不少傳媒的頭條新聞。這名以「嚴父」自居的政治人物,統治的座右銘是不求人民愛戴,只要人民畏懼。他利用鐵腕手法,利用法律上的誹謗罪,甚至以內部安全法未經審訊拘禁異見人士,把新加坡人治理得「貼貼服服」。

當然對於灰記這類反威權/權威,討厭家長制的人,李光耀是個反面人物。他「效法」蔣介石,搞隔代父傳子的那套封建 東西,把新加坡變成他的家族事業,更令灰記鄙視。但對崇尚威權者,包括不少本地建制派以至一些本土右翼人士,李光耀卻是值得推崇的人物。香港於九七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市民怨氣日重,示威抗議無日無之,在一些追求「穩定和諧」的親建制人士心中,與香港面積和人口相差不遠的新加坡,因為市容整潔,居住環境遠勝香港,便成了艷羨對象,甚至有傳北京也希望香港能和新加坡一樣進行威權式管治。

李光耀支持中國「六四」屠殺,支持鄧小平與他一樣搞專制資本主義,一個聲稱反共的獨裁者和一個聲稱共產主義者的獨裁者,可謂「惺惺相惜」 。而他的獨裁專制,因為披上反共面紗,亦受香港一些本土右翼人士的支持和體諒,認為當年新加坡被極端思想的鄰國包圍,加上來自中國支持的馬共( 但不管馬共領袖陳平後來變成了中共的傀儡,他在抗日和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貢獻遠比李光耀大),因此不得不採取強硬統治方式,避免國家被極端分子滲透。(見三月廿五日《蘋果日報》評論版《李光耀的中庸之道》作者黃世澤)

在繼續新加坡和李光耀的話題前,灰記又要時光倒流三十多年,回到在北美留學的時代。那時灰記廣交來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人,特別左翼人士,其中有兩位要好的華裔同學,一位來自新加坡,一位來自中國。這兩名留學生之所以與灰記要好,多少與他們較「獨立特行」有關。他們兩人都異口同聲說有來自新加坡和中國的「學生特務」,監視著各個新加坡和中國留學生的舉動,看有否「行差踏錯」,有否太受西方的自由風氣影響。

但奇怪,這兩位同學一樣我行我素,其時灰記受當地毛派共產黨影響,這位新加坡同學也不避忌與灰記一起與這些毛派人士來往,還跟灰記一起為反對大學加費聯同其他加拿大學生一同佔領校長室。而那位中國留學生亦與那些自成一角的中國留學生不同,廣交不同國籍的學生,包括我們這些來自萬惡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留學生,對西方事物甚感興趣,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對文革十分反感,當時毛派的灰記還跟他有過爭論,認為鄧小平是「走資派」。

灰記沒有問過他們如此「獨立特行」,有否試過被「特務」「照肺」或打小報告,更不會想到那位中國同學是否也是「學生特務」 。而那位新加坡同學回國後,起先在父親的外匯店工作,後來替一位印尼富商打工,管理在中國的工廠,雖然偶有見面,已少談當年理想,大家的共同話題就是中國的貪腐及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新加坡也少觸及。不過還記得當年他對新加坡政府樣樣管,左翼書籍不准看,連鹹書也不准看的不滿。但他總有辦法弄到一些大陸書籍和《閣樓》或《花花公子》雜誌看。

至於那位中國留學生已失去聯繫,現在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還是怎樣,不得而知。但知道的是,專制主義大同小異,都是要令人心生恐懼,即使暫時遠離祖國,Big Brother is still watching you, 不管以共產還是反共之名。

而李光耀一去,那些被他迫害得活在恐懼中的異見者紛紛露面,訴說心中的抑壓,期望一個時代的過去,其中一位是年逾六十的張素蘭。三月廿八日《蘋果日報》訪問了這位剛出版回憶錄BEYOND THE BLUE GATE的1980年代良心犯,這本講述她被捕被囚經過的回憶錄二十多年前已經寫成,但就是因為恐懼,不敢出版。

「張素蘭甚至怕得要將書本手稿,分批存放於不同的地方;手機亦預先設定好快速鍵,一旦警察上門拘捕,她只須按一個掣,就可以告知所有朋友。直至逾20年後,她認為要令新加坡新一代知道這段歷史,決定出版書籍,但事前先將積蓄從銀行提出,『以免被起訴誹謗時被扣掉』。」

1980年代公民社會開始在新加坡萌芽,張素蘭與曾志成(與她一起見記者的前良心犯)等人,分別在法律團體、教育等志願機構,關注勞工,言論自由等議題。但他們在1987年被指是「馬克斯陰謀集團」,以內部安全法,未經審訊就拘捕,囚禁了逾20人。囚禁期間更遭嚴刑迫供,有人在冷氣房內被淋水、拷打逼供,又被迫在電視公開招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張素蘭起初拒絕公開懺悔,但想到有異見者以內部安全法被囚十多年的前科,被迫就範。而新加坡公民社會亦被扼於萌芽狀態。而新加坡政府當時的行動代號叫「光譜行動」(Operation Spectrum)。

說到這裡,灰記亦依稀記得1980年代一些流亡的新加坡人曾在尖沙嘴天星碼頭外舉行小型集會,控訴李光耀政府殘酷迫害異己。而1990年代初,灰記認識了一位自願放逐海外的年輕新加坡人,學藝術的她覺得新加坡環境太讓人透不過氣,完全沒有創意空間,於是一個人走到香港打工,從此在這裡生活。記得她對香港的評價是髒亂,擠迫人多,居住環境狹窄,香港人也不特別有禮,但香港的自由空間彌補這一切。

而1980年代正是香港人面對前途問題的「關鍵」時代,在中國當時「務實」政策,以及英國人要「光榮」撤退的前提下,香港人被動地接受溫和的民主改革,民間團體在英國人的默許下逐步興盛,是當時還未民主化的南韓人、台灣人,以至新加坡人「艷羨」的對象。今日香港人要重新面對新宗主國中國的專制威權政治,當日被動接受,或曰虛擬的自由主義,即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核心價值」,脆弱得岌岌可危。某程度上,像是重新回到新加坡人1980年代面對的處境。歷史果真諷刺。

再回到新加坡的異見者。大馬時評人楊善勇在其文章《光耀一生 獄滿天下》,細數那些更早期被迫害的人的經歷,一些被害者甚至原本和李光耀關係密切,如曾任總理署政務次長的陳新嶸,以及新加坡建國前與他同住一所公寓的林清洋等。兩者為後來與他政見不同,被避流亡海外,陳的弟弟((中文版《李光耀回憶錄》三名翻譯者之一),「沒有參加任何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卻在1963年的「冷藏行動」中被捕,而且好一段時期被單獨關禁,精神臨近崩潰。他迄今還沒擺脫被單獨關禁陰影的糾纏,身體非常虛弱。他避免和我有任何聯繫。」

陳新嶸對李光耀有這樣的評價︰「客觀地说,新加坡被踢出馬來西亞之後,李光耀把這個曾經被方壯璧認為是『怪胎』的島國治理得井井有條,既成績顯著,罪孽可不算少,有功也有過。依我看,無論人們將如何爭論他的功過是3比7或4比6甚至對半分,大都會同意:他的『功』是新加坡人民付出沉重代價換來的;他的『過』則出自他的唯我獨尊、獨斷獨行。」(東網)

至於林清洋,李光耀曾稱讚︰「他爲人謙虛溫順,行爲良好,獻身事業,使我不得不對他表示欽佩和尊敬。」並在李口中是「口才了得,下一任總理的人選」,因為與陳新嶸等離開人民行動黨另組政黨,被抓去坐牢,後流亡英國過隱姓埋名的生活,憂鬱症不時發作。

被迫害者的名單還有林福壽、陳華彪、、布都遮里、賽•扎哈利、何標、方水雙、曾超卓、傅樹介、謝太寶……。

現年六十三歲的陳華彪。1974年以「暴動」罪名判監時是一位學運領袖,出獄後流亡英國。1987年更被指控「馬克思主義陰謀幕後主謀」,被褫奪公民權(即張素蘭、曾志成被捕事件受牽連)。李光耀逝世後,他寫了一篇名為《李光耀逝世讓人民重獲自由》的短文(原文英文,由《當今大馬》網站翻譯轉載),一抒多年來的屈辱︰

「李光耀的逝世無疑將打開人民的枷鎖,把新加坡人民從恐懼中釋放出來。與世界任何發達國家相比,新加坡公民和居民對政治迫害的恐懼是無可比擬的,即使是巨富者、非常聰明的人與政治高官都不敢表達他們的異見。

逝世之後,這個人的真面目終將揭開。幸運的是,死者再也不能像生前那樣,迅速地揮動誹謗法律棒子來堵住批評者的嘴巴。

那些享受人民行动黨50年掌政恩庇的人,或很快地就要再度哀悼,因為一黨專政的安逸政治勢必滅亡。這群政治階級的政治生涯從此不再一帆風顺。」

這位離開祖國幾十年的流亡者,是否對新加坡的一切已經脫節,一廂情願的希望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起重大變化?

不過,他也許會了解到,近年因為互聯網發達,新加坡人民突破了被官方控制的傳統傳媒所發放的單一訊息,很多人的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樣封閉。而李光耀11年退出內閣後,雖然仍希望在幕後發揮影響力,畢竟時代不同,他的大家長身影亦沒有以往般龐大,人民對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感到厭倦,反對黨的活動空間稍為增加,對政府溫柔批評的書籍得以出版。

由新加坡自由寫作人李慧敏撰寫的《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去年出版),對李光耀巨大影響力下的新加坡社會及新加坡人心態頗多著墨。對李光耀/人民行動黨壟斷政權,不斷醜化和打壓異己的作風亦提出質疑︰

「如果只有一兩個政敵被形容為"瘋子"、"騙子",我們或許可能還會相信官方對他們所做的評價。可是幾乎每一個挺身出來提供不同政見的人都被形容得一文不值,這番評價的準確性真讓人懷疑。

曾經在大選中獲勝成為反對黨工人黨議員的惹耶勒南的搏鬥精神就讓人印象深刻。他在1981年的補選中勝出,成為新加坡獨立以來的第一個反對黨議員。

……

後來在1984年的大選中,他成功蟬聯議席,足見他在選民心有一定的分量。可是兩年後,他卻被指控做假賬,偽造工人黨賬目,結果被判坐牢一個月,並失去了國會議員資格,同時還被吊銷律師執照。人家是律師,吊銷他的執照簡直就是不讓他有辦法謀生。

過後,他向英國樞密院提出上訴。經英國樞密院審核,認定取消律師執業的做法嚴重不公,這才讓惹耶勒南得以恢復律師資格。不過在此之後,新加坡就在1994年廢除了將本國案件交由英國樞密院的最終裁定的慣例。

惹耶勒南其實大可放棄從政,從此對天下事充耳不聞,選擇過上很舒適的生活,可是他卻又在1997年與其他反對黨人士組織團隊挑戰行動黨。但這回他無法奪下議席,還被控誹謗,吃盡了官司,最終宣告破產。

……

我們知道的是,李光耀曾公開說過,要惹耶勒南趴著過來,跪著向他求饒。

要這位反對黨鬥士向李光耀跪地求饒簡直是異想天開。

過了11年,惹耶勒南在2008年擺脫窮籍後,重振旗鼓,組織新的政黨希望東山再起在下一屆大選挑戰行動黨。可惜盡管銳氣依然,他的時機已過。政黨成立不到半年,82歲的他,因心臟衰竭離開人世,成為了新加坡政壇上另一位富悲劇色彩的政治人物。」(《成長在李光耀時代》146至148頁)
然而,正如不少香港人羡慕的社會穩定、居住環境舒適、政府代辦一切,主流新加坡人在三餐溫飽、生活穩定的大前提下,反而活得相當被動,對政府過於嚴厲的管理,即使私下有不少怨言,亦不敢公開表達,更沒有改變社會的任何想像。因此任由李光耀訂下的優生學精英主義主導一切,新加坡人在小學便被「判刑」,被評定是一少撮「天才」,抑或大部分「平庸」之輩,還是更「差劣」失敗者, 然後被分流到不同學校。

那些被評定為「天才精英」的學生,由政府用最好的資源培養,如果一帆風順,大學被保送到外國名牌大學就讀,然後回新加坡加入政府或國營企業,成為「精英治國」的一員,自視高人一等。那一大群「平庸」很難有所突破,便成為乖乖被統治的順民,而那些「差劣」者則被授以勞動技術,在社會最基層爭扎。新加坡的精英階級社會是如斯的赤裸,新加坡人亦默默接受。

只有這本書溫柔地提示一下,那些內閱部長,不見得在行︰

「更吊詭的是,歷屆的教育部長們來自化工業、金融業、醫學界甚至軍隊等領域,竟然沒有一個是教育界出身的。」

「我在想,是否正因為外行人總在說內行話,所以我們的新育制度一再進行改革,卻始終找不到更長遠的、更能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否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制度總是偏重功能性和功利性,缺乏了對人文修養的重視?

這種安排是不是過度迷信「精英」的能力,以致認為只要是精英掌舵,任何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

現任的通訊藝術部長雅國博士曾是工程系教授。之前掌管此部門的呂德耀曾是海軍總長,而目前管理社會發展部門的陳振聲則曾擔任三軍總長。

讓一位習慣按章行事的軍官或工程師掌管文化藝術以及處理社會問題,很難讓人將他們與創意以及關懷的形象聯想起來。

……

在軍隊裡打滾十多二十年後,表現最出色的軍官們很有可能被納入精英名單,成為部長級的國家領袖。總理李顯龍就是軍官出身,而現在大家猜測將接捧成為下一任總理的人選陳振聲和陳川仁也都是軍隊將領。

這樣的政治精英培養過程令人懷疑他們是否對一般新加坡人所面對的畢業、求職、失業、裁員等問題能有深刻的體會。除了這些軍事將領們,那些在金融業界打滾的金融人才是否扎實的群眾基礎,也很讓人懷疑。」(122至124頁)

在此灰記要把話題拉回香港,香港政府沒有膽量如新加坡政府般提出公然違反聯合國人權準則的優生學精英主義,但香港那群政務官其實亦以精英自居,看不起基層普羅大眾,香港的教育被這群所謂精英官僚瞎搞下,在毀滅創意、扼殺思想方面不會比新加坡好多少。幸好香港或多或少還有較自由的社會環境,傳媒亦非官方控制,香港年青人反叛的空間較新加坡的大,幾十年來,多少還有「讀書不成」,但在文化領域,尤其電影,闖出名堂的人,對政府批評和抗爭也是新加坡人不敢想像的。

而連李光耀這個大家長也羡慕香港人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非樣樣靠政府,抱怨新加坡人沒有了政府的照顧便甚麼也不懂做。但新加坡人如此被動,李光耀的大家長高壓統治要負上最大責任。新加坡人要走自主路,你們這群迷信優生學,精英得沒救的人民行動黨官僚們願意放手,願意給人民空間自把自為嗎?

而李慧敏亦以一個「飽經世故」的大叔的故事開始,道出新加坡人「謹小慎微」生存之道的由來︰

「以前就遇到一位大叔,他是一個明哲保身、性格怯懦得讓人無法忍受的老男人。當他看到一些喜愛挑戰權威的莽撞青年,總會不以為然,認為這些是沒有經歷風浪,不知死活的初生之犢。

後來聽朋友提起,原來在多年前,這位大叔曾在組屋樓下咖啡店看到街坊高聲批評政府,於是也湊了過去,還表現得同仇敵慨。」

過後沒幾天,他就被叫去問話了。可是他發現,那些跟他一起高談闊論的老先生卻平安無事,照樣在咖啡店裡大聲謾罵,因此懷疑他們是卧底。經過這件事之後,原本性格就有些膽小怕事的他,就變得更加神經質了。

至於誰是便衣警察,也流傳了一些說法。據說,在高等學府或一些機構裡,政府會部署一些情報人員。這些人可能是學生,也可能是我們的同事。他們混在群體裡觀察大家,並經常向政府匯報情況。

這些是在1980、90年代常聽到的事情,目前已經鮮少聽聞在我們周圍有這種"部署",但不可否認,老一輩流傳下來的故事使空氣中瀰漫著一些揮散的恐懼。

但無論這些是真實情況,還是被捏造出來的以訛傳訛的謠言,這種恐懼情緒只會加深人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感,並不利於創造包容與和諧的社會。」(143至144頁)

李光耀逝世,那些迫害和恐懼會否成為過去?新加坡人是否仍仰賴/受制於威權統治?但無論如何,灰記以為,香港無論如何雜亂,只要還有一絲自由空間,香港人絕不能因為虛幻的「穩定和譜」而輕言放棄,更不要幻想有任何威權人物可以帶領香港走出困局,不管他如何自稱先知先覺。雜亂的民間社會,嘈雜的多元聲音,這本來就是香港,不需要借助任何李光耀的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