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與歐元帝國主義
文／章邇＠破土工作室
「歐元的根本目的在於降低通貨膨脹，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政策以及在危機之際提供救助，以確保金融資本的利益，同時加強資本對勞動的壓制，並且通過核心週邊資本主義制度，以犧牲邊緣國家為代價鞏固了德國在歐元區的統治地位。」
2007年，美國抵押貸款泡沫破滅引發了震驚世界的經濟金融危機，由於美國次級債券的證券化，這一泡沫迅速全球蔓延。2007年8月，歐洲銀行開始面臨流動性問題，德國尤其如是。在危機的第一階段，以德國為首的歐元區核心銀行認為邊緣國家是一個安全的減壓閥，因此它們繼續大量借款給邊緣國家，淨杠杆率在2008年大幅攀升。然而流動性短缺問題在2008年日益嚴重，為了拯救銀行，歐洲央行向銀行提供了大量流動性，接受了許多有問題的抵押擔保憑證。這使得銀行開始調整其資產負債表以去杠杆化。到2008年年底，銀行已經大幅減少各類貸款，包括向邊緣國家提供的貸款。同時銀行也停止購買長期債券，更偏好持有由歐洲央行背書的短期金融工具以提高流動性。這導致整個歐元區信用短缺並且加劇了衰退。
隨著衰退日益加深，稅收銳減，公共收入不斷下滑。政府只能從金融市場尋求額外可借貸資金。同時拯救銀行以及為了應對衰退所採取的總需求政策使得政府支出大量增加。危機以及由此所致的金融系統的投機性活動導致政府債務在2009年猛增。面對此種狀況，銀行不再願意繼續提供貸款，政府債券的不斷增加導致主權債務價格日趨下降，收益下滑。同時，捍衛金融資本利益的歐洲央行加劇了這一危機。最終，主權債務危機於2009年在希臘爆發並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此後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以及法國等國家也陷入債務危機的泥潭，並導致局部債務危機演變為整體性債務危機。歐債危機實質是歐元帝國主義的產物，是當代金融經濟危機的繼續。
歐元帝國主義：制度安排與核心——週邊資本主義
歐洲貨幣聯盟建立在包括《馬斯特里赫特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穩定與增長公約》（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以及《里斯本戰略》（the Lisbon Strategy）等一系列條約和多邊協議的基礎上。這一聯盟的目的在於維持該區域資本家，尤其是金融資本的根本利益並且增強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力。歐盟實質是以德國等核心資本利益為主的鬆散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結合體。這必然導致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就業政策以服務於資本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增強資本對勞工的壓榨，最大限度攫取利潤。
首先，歐盟執行單一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的主要目的在於控制通貨膨脹，並且主要集中在穩定貨幣的國內價值上。因此，歐洲央行將重心主要放在核心國家，而非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為了維護核心資本家的利益，歐洲央行在整個歐元區實行低息政策。歐洲央行本身無法有效的管控國家債務，並且也不能有效的制止成員國的金融投機活動，事實上歐洲央行是“歐元區經濟利益和金融化的擔保人、金融資本利益的捍衛者”。
其次，《穩定與增長公約》對財政政策做了嚴格限制，不過成員國仍然享有很大程度的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財政秩序對於作為國際儲備的歐元的可接受性至關重要，這使得歐元能夠充當世界貨幣。 由於缺乏單一政府或聯邦政府，歐元區既沒有統一的稅收體系也無法在區域內部進行財政轉移。實際上，財政制度在歐元區成員國的具體落實程度各不相同，邊緣國家曾試圖以各種方式掩蓋其財政赤字，這加劇了主權債務危機的嚴重程度。
第三，由於歐元區單邊貨幣政策的實施，以及通過《穩定與增長公約》對財政政策的嚴格限制，就業改革成為各國提高競爭力主要手段。就業最初被視為各國的獨立政策，但是在盧森堡歐洲會議（1997）上，第一個歐洲就業改革方案出現了，此後《里斯本戰略》（2000）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方案。其核心思想在於推動更具靈活性的就業模式以及兼職工作和勞務派遣。由於各成員國的福利制度，工會組織狀況以及社會政治歷史的差異，就業改革對各成員國工人所造成的具體影響有所不同。
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首先，邊緣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福利狀況普遍低於核心國家。通過向工人施壓所獲得的競爭力十分有限。其次，德國一直實施的是強有力的壓榨工人的手腕。在最近20年，歐元區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國家恰恰是名義工資成本上升最低的國家，這就使得它們的工人在整個產出份額中所占比例得到了極大削弱。無論如何，歐元區所有國家都參與到了要求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以及壓縮勞動力成本的競爭之中。這無疑增強了歐元區資本對勞動的壓榨，給整個歐元區工人帶來了巨大壓力。
歐洲一體化過程實質是以德國為首的歐元帝國主義在面對其實體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通過壓低核心國家工人報酬以及充分利用邊緣國家的資源、勞動力優勢，攫取利潤以及轉移風險的過程。邊緣國家在歐元區的融合進程已經危險重重且日益有利於處於德國控制下的歐元帝國主義。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恰恰在於這一帝國主義進程對邊緣國家的剝奪性積累，而非媒體所刻畫的歐元區福利過高以及邊緣國家民眾的懶惰。這一整套制度不僅僅是支撐歐元作為歐元區內的共同貨幣以及世界貨幣的純技術性安排。歐元的根本目的在於降低通貨膨脹，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政策，以及在危機之際提供救助以確保金融資本的利益，同時加強資本對勞動的壓制，並且通過核心週邊資本主義制度以犧牲邊緣國家為代價鞏固了德國在歐元區的統治地位，增強其全球競爭力。
金融化、飽受創傷的工人與負債累累的消費者
成熟資本主義經濟體在最近三十年已經日益金融化，這表現為對於生產而言，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馬克思主義者、貨幣金融理論家科斯塔斯•拉帕維查斯（Costas Lapavitsas）強調金融化具有三個典型特徵。
首先，大公司對銀行的依賴性日益減小，並且更積極主動的參與到金融市場的活動之中。其次家戶通過各類資產（比如年金和保險）以及各種債券（比如抵押貸款和無擔保債務）日益捲入金融系統。第三，銀行轉向通過手續費，傭金以及與家戶部門而非公司的交易活動攫取利潤。儘管如此，金融化在不同國家的具體實現形式各有不同，這一方面導致德國工人以及邊緣國家工人飽受創傷，另一方面邊緣國家呈現出負債累累的消費者與房地產投機狂熱。
對於歐元區國家而言，並不存在強勁的投資增長，只有西班牙和愛爾蘭在20世紀末經歷過短暫的投資繁榮，並且這主要歸功於房地產泡沫，生產性投資在所有這些國家都非常疲弱。 另一方面，消費成為歐元帝國主義統治模式下希臘、葡萄牙促進經濟增長的唯一方式。希臘和葡萄牙儲蓄在GDP中所占比重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為負。因此，消費增長只能通過不斷增加的家庭債務提供。此外西班牙、義大利以及愛爾蘭在20世紀末也出現了儲蓄的下滑。邊緣區家戶部門已經很難根據現有收入維持消費。整個歐元區只有德國的儲蓄在20世紀下半期呈上升趨勢，並且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有限，因為德國主要通過出口促進經濟增長。持續存在的停滯壓力以及德國國內經濟的收縮奠定了歐元帝國主義的基礎，並為主權債務危機埋下了導火索。
在最近20年，個人收入的金融化已經在歐元區邊緣國家急速推進，邊緣國家家庭債務都無一例外的增加了。債務的增長主要由消費和房地產價格的日益高漲推動。20世紀末期的低息政策，使得工人債務進一步上升。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已高達100%。一旦失業率和利息率提升，這一高額的負債水準將難以為繼。唯一的例外是德國，家庭債務呈下降趨勢。然而邊緣國家的家戶部門隨著其在歐元區的一體化過程的加深，已經積累了大量債務。這一差異是歐元區國家對2007-9年危機不同反應的內在組成部門，並且共同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除了這一時期投資快速增加的西班牙和愛爾蘭受房地產泡沫所推動其投資快速增長從而公司債務有所增加外，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公司債務並沒有出現顯著上升。
邊緣性國家的金融化是以歐洲貨幣聯盟以及德國的主導地位為基礎運作的。邊緣性經濟體已經出現了大量的經常帳戶赤字。它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源自家庭債務支撐的消費擴張，或者以房地產投機為根本特徵的泡沫。無論是家戶部門還是公共部門，債務都在大量增加。同時，經濟增長的壓力被轉嫁給歐元區的工人，並且德國比邊緣國家更成功地擠壓工人報酬，有力的實施了靈活性和限制實際工資的政策。例如2003年社會民主黨推行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以及著名的2010年章程，新勞動合同降低了社會福利和失業救濟。此外自從90年代早期以來，德國資本就一直在利用東歐國家更廉價的勞動力優勢。這最終導致了德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下滑，從而提高了德國經濟的競爭力。對於擁有更虛弱的福利政府，更低的實際工資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邊緣國家，比如希臘，葡萄牙，義大利以及西班牙並不能像德國那樣拼命擠壓工人工資和福利。
經濟增長乏力使得德國主要通過壓縮德國工人報酬水準以及降低福利而苟延殘喘。目前德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依靠其在歐元區內經常帳戶盈餘，這從根本上源自德國壓縮歐元區工人工資水準而非德國本身具備出眾的生產率增幅。這一盈餘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德國銀行借款給歐元區邊緣國家以及其他國家而得以不斷迴圈。對於邊緣國家而言，歐元帝國主義的剝奪性積累以及2007年危機最終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並從歐元區局部債務危機演變為歐元區整體性危機。
參考文獻：
Lapavitsas, C. (2012). Crisis in the Eurozone. Verso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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