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潮：人道主義背後的宮心計
文／傅正
破土編者按：最近難民潮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使得歐洲「民主政府」被迫做出妥協。然而問題是，怎麼處置這些難民？本文作者認為，歐洲面臨了兩種選擇：一、圈塊地把難民養起來；二、通過勞務合同，把難民變為廉價勞動力。前者花費高到令人無法忍受，第二種勢必會搶走公民的飯碗。不管哪種結果都會激化難民與公民之間的經濟矛盾，這種矛盾會以種族歧視和文化歧視的方式表現出來。
9月2日早上六點，3歲的敘利亞庫爾德族小男孩愛蘭·科迪（Aylan Kurdi）終於漂到了他的目的地，那是土耳其度假勝地博多魯姆（Bodrum），「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故鄉。小愛蘭的照片著實揪住了全歐洲人民的心，從這個角度看，他死得其所——他的生命引發的人道主義憂慮至少使得歐洲「民主政府」被迫在難民問題上做出妥協。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和評論充斥了各大媒體。然而，這樣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卻被忽略了：吸收了難民之後呢？又該怎麼處置難民？
記得德國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曾提醒人們：
公民和臣民的差別，在民主雅典表現為公民和自由民的差別，在大英帝國表現為宗主國公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在今天，「國內法上說是國外，國際法上說是國內」又體現在公民和難民的差別上！在這段話中，施米特暗示了，所謂的「自由民主」並不只是普世價值，它更是一種現代治理技術，一種通過掌握公民身份，通過調節公民與其他臣民之間界線的統治技術。
「難民」這個身份，本身就意味著沒有固定的政治身份，沒有公民權利的保障，任何時候都可能被驅逐出境！換句話說，難民是可以被任意驅逐而不用經過必要司法程式的「赤裸生命」！政府只要通過掌握決定「他們之中，誰可以晉身為公民，誰會被驅逐」的權力，就可以實現對他們的統治。
我生在中國國企，從小眼見耳聽，知道在一個國有企事業單位，開除一個正式職工需要多麼繁瑣的組織程式，竟至於竟至於領導對不少刺頭無可奈何。而協議工或臨時工呢？只要幹得不好就立馬滾蛋走人。一個「正式職工」的誘餌或一條「被開除」的威脅，就可以讓他們俯首聽命。直到今天，大幅擴大臨時工的比例仍是提高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手段。至於富士康們，其競爭效率的根源恰恰在於把所有員工都變成臨時工，都變成不受保護、可以任意開除的「赤裸生命」。
企業如此，國家亦然。如果沒有墨西哥偷渡者，美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靠什麼發財？ISIS給歐洲送來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不用享受或很少享受公民所享有的法律保護和社會福利。「隨時都有可能被驅逐」這一風險又迫使他們不得不玩命工作，對任何剝削和壓迫都逆來順受。歐洲各國政府完全可以轉變思維方式，利用難民處於法律灰色地帶這一事實，通過勞務輸入的方式，將其變為自己的經濟強心劑。
是的，歐洲面臨了兩種選擇：一、圈塊地把難民養起來，但這樣的花費高到令人無法忍受；二、通過勞務合同，把難民變為廉價勞動力。第二種前景同樣令政客們感到恐懼。廉價的難民勢必會搶走公民的飯碗，其結果要麼迫使高貴的公民降低的身份，要麼迫使公民們通過自己的政治特權逼迫政府限制難民。只要歐洲政府選擇了第二種方案，那麼不管哪種結果都會激化難民與公民之間的經濟矛盾，這種矛盾會以種族歧視和文化歧視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經濟增長帶來的「陣痛」。
通過這種兩難處境，我們不難發現，但歐洲政客虛偽的人道主義說辭背後，隱藏的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的功利算計。然而，人道主義意識形態一經動員，就往往不再受到政客的擺弄。漢代皇帝可以通過「天副人數」坐實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天人之道一經產生，就完全可以成為人民反抗無道之君的革命旗幟。同理，歐洲政客可以通過人道主義掩飾自己的功利算計，但這種人道主義一旦被動員，尤其是一旦被難民接受，就會轉化為他們「無權利者的權利」。它孕育了一個新的反抗主體的可能性，一種不受歐洲政治體制歸化的真正民主的力量。幾十年前，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旗幟，不就是歐洲人的民主意識形態提供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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