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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星人來到地球,它們要看什麼?

當外星人來到地球,它們要看什麼?
文/歸零

破土編者按:於所有新自由主義式環保活動的反對者而言,物作為歷史主體的討論,也許是一個能夠達成共識,並且擺脫新自由主義環保消費陷阱的起點。畢竟,當外星人來到地球上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法確定,它們到底是更想看我們,還是想看那些我們平時從來不注意的樹。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一群外星人掌握了太空旅行技術,來地球旅行。它們抵達地球後會觀察什麼?

也許我們會回答:「觀察我們。」這個回答至少蘊含兩層意思:一、我們人類是代表地球的最高形式;二、宇宙中間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進化時間觀——外星人既然能夠掌握來到地球的技術,而人類暫時不能去別的星球長期旅行,那麼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它們的過去;它們來到這裡,是來看我們這些「小孩」的。

當然,這個答案也只是一個假設,它不一定會成立,因為我們不能排除以下幾種可能:首先,外星人來到地球,可能最吸引它們的是樹,因為人類文明已經是它們經歷過的最乏味無聊的階段;其次,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時間觀和空間觀根本不存在,人類和外星人都不代表各自所在的地方的最高進化形式。

這樣看來,如果我們認為,在人類以外,還存在有其他擁有自身知識體系的存在物,那麼人類中心主義的知識只是一個自證的體系。也就是說,我們進化論式的宇宙觀和發展觀是有可能會被證偽的。所以問題來了:人類到底是不是歷史的主體和發展的中心?換言之,在「人」之外,是否存在一種我們一直忽視的、作為歷史主體的事物存在?

一直以來,樹,狗,石頭——甚至是水,都以被研究和開發的客體形態,存在於我們的知識體系。於我們而言,它們是客觀的和中立的——它們缺乏能動性和生命力,但蘊含著一種普遍永恆的本體論規律,等待我們去發掘。於人類而言,一方面,這個本體論的規律是可以被部分掌握並服務於人類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無法駕馭的。因此,人類在發掘的過程中,心理非常矛盾:「物」於我們來說,是已然物化的;但它又有某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力量,深藏其中,令人敬畏。於是,我們只能通過大工業加工過的,凝結了人類勞動能動性的物來尋求安慰——例如一隻嶄新橡膠靴子和一個乾淨的可樂罐子。但是,一旦這個物被廢棄,例如垃圾堆裡的橡膠鞋子,可樂罐子以及一隻死老鼠,就變得讓人噁心。以發展為指向的工業/科技,成為人類能動性的代表,人性是能動性的源泉。而自在于人類文化之外的「物」,則成為需要借助人類能動性被改造的客體。在大多數文本記載中,物從來都不是歷史的主體,擁有能動性的人才是。

關於人的能動性來源的討論,歷史上一直沒有中斷過。這個話題也一直是思想界的一個元問題。對於這個元問題的回應也是百家爭鳴。在康得式的思想中,人一定是歷史的主體,因為在一個由事物與人組成的二元世界裡,事物是不可能對人進行想像的,只有人可以對事物進行想像。這種物質的機械論根本上肯定了生命的實質在於「人」的參與而非物質之間的普遍聯繫。

當然,在馬克思和尼采那裡,康得式的想法是形而上的。從馬克思提出拜物教的社會關係和「異化」概念,到尼采討論外在於人本體的力量關係,都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了「人本」不是絕對的。在尼采那裡,人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屈從於周遭的物質——根本就不存在人類的絕對意志。這一點可以參見他對膳食的討論:尼采認為,食物並不僅僅是為人類提供能量、被煮熟的死物。更常見的是,當我們進食時,食物會伴隨著特定的報紙,瓦格納的音樂以及其他的「身體實踐的美學」活過來——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我們不僅考慮的是合適的固態、液態物體搭配,我們更是在想怎麼搭配食物和其他社會關係。從這個角度出發,有的食物成為了「戰士」的食品,有的是「百歲老人」的食品,並且進食者會堅持吃同一類型的食物。這樣看來,分類法不僅是人運用自由意志對其他人進行分類,也是物對人的分類——物在這裡扮演的是一個「物質-符號性施動者」的角色。

沿著這種觀點一路下來,物質世界的地位漸漸被提高,而唯心的人類意志則在不斷地「去神話」化。當然,在之後的思想發展中,我們看到更多的以唯物史觀為中心的各種思想,雖然它們祭出了不同的旗幟。比如,瑪律庫塞等人秉承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技術化的物質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進行了討論。他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明確指出,現代社會對個體的掌控不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行的,而是通過物與物之間的秩序進行的。諸如物權,債務和生產分配等法律法規,就是這種掌控的文本表現形式,而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官僚控制社會的一個核心。而梅洛龐蒂的現象學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不過他談的更多的是作為個體的意動性對於更廣闊集體的妥協——也就是說,個體的人作為歷史的主體是幾乎不可能的。當然,所有這些思想在談及的問題上相類,例如,它們都對個人意志作為歷史的絕對主體進行了批判。但他們也在各自沒有談及的問題上驚人地一致:他們更傾向于談,作為集體的人類歷史主體,如何在人本位的發展範式中自我調控,以及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在集體的人類以外,似乎是一片空無一物的洪荒——在那裡,沒有其他的主體可以和人類進行對等的互動。各種各樣的政治實踐(無論是占霸權地位的資本主義,還是其他的替代形式)則是各種類似思想最為集中的場域。

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就討論了工業化後的英國社會對城鄉的審美想像。在這種想像中,更深層次的結構,即自然-人類發展的二元性被描繪出來。自然的鄉村景觀是令人嚮往的,但是它在發展的道德譜系裡,是落後的、有待於技術手段來改進的,這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歷史背景不無關係。殖民者開發偏遠的非洲大陸,對鄉村勞動力的提取和改造土地的行為都在資本主義邏輯的圖景之中。然而,在發展觀的時間性上,馬克思主義本質上隱含的線性進化時間觀,一開始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觀重合。這一點,雷蒙·威廉斯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對自然的蔑視和遺忘是任何一種激進主義的通病,因為任何激進主義(相對於歷史的前一階段)「在面臨對現狀進行批判的時刻,都必須在未來和過去之間做出抉擇」。而在一個人類智識和技術至上的時代,「過去」將會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過去,對自我和自然進行技術性超驗,則是一個政治制度下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標準。

Jane Bennet在《生命之物:事物的政治生態學》(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一書中,將物的主體性放在了新的位置上。她的討論將先前所有的關注人-物關係的討論又往前推進了一步。在以往的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中,我們的討論還是在一個以人類為主導的二元框架內,分析到底誰是歷史主體的問題。然而最終的結論,要麼是未來主義的、絕對人本的發展模式,要麼是一種現行的、由大國和大公司引導的折衷環保,要麼是一種二元力量絕對顛倒後的生態恐怖主義(當然,實行恐怖主義的主體還是人)。而Bennet則採取了一種更加後現代的姿態,認為這個二元光譜內的兩極(人和物)都不是固定的,任何物都具有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是構成物質生命的基礎。在物質生命的概念上,她拒絕任何本體論。在她看來,生命並不代表人性的、可以活動的力量,而是一種普遍的歷史聯繫。尼采的「戰士」食物雖然具有「生命」,但這種生命是在回應人類對物質的想像中才誕生的,因此物質還只是在面對人的一瞬間才擁有生命。而在Bennet的論述中,物質甚至在我們不可見的時刻也發揮著作用。在承認物質對人的影響的基礎上,Bennet的觀點更傾向於馬克思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唯物觀,甚至更極端一些,她認為物的生命力不僅不是不以物質為轉移的,而且是反過來,使人類在文化構建上作出妥協性回應。

例如,一般來說,當我們用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化觀談論物質的時候,我們只談論那些與我們發展相關的物質,例如我們最早提到的工人腳上嶄新的橡膠靴子。一旦它成為舊靴子被廢棄掉以後,那麼它很快就被忘記或者被拒斥。但當這只靴子進入垃圾堆以後,它的生命軌跡並沒有消失,其內部的諸多分子組合——即構成物質世界的基本元素——依舊會在一個普遍聯繫的大環境中留下生命軌跡。在她的書裡,這堆垃圾的生命軌跡,會沿著滲入新澤西下水道的雨水,繼續延續下去,直到有一天,某些物質的累積污染了附近居民的生活水源,而當地居民和政府則不得不回應這種看似「自然」的生態變遷。這種好萊塢電影式的故事似乎並不新鮮,但它至少說明了一點:物質世界是存在某種邏輯的,而這套邏輯具有普遍性和潛在性。首先它是無處不在的,一個礦石裡的伽馬射線,可食用植物裡面某種化學成分都有可能引發一場文化構建的工作,例如大食品公司所推廣的綠色食品健康神話;其次,它悄然呈現給人類,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自然而然發生,沒有人會在意物質世界不可見的一面。從這個角度出發,人類根本不是歷史的主體。我們和物質一樣,都是一個在交互的主體性場域中被動地存在——物即是人,人即是物。當我們討論環保議題時,無論祭出什麼樣的旗幟,我們還是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雖然Bennet是反對本體論的,但她又在重建一個物質世界的本體論,並且提出在一個政治實踐和社會運動中的基礎問題:即作為物質的人與物質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比改造作為觀念存在的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更為基礎。

今天,環保議題已經超越左右,但我們鮮少關注物的生命力。這不是指沒有人在討論它,而是只有國與國之間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碳排放協定等各種分配性消耗的一致協議在發出聲音。這種協議本身並不是真正尋找出路,以重新建立人類發展為目的,而只是在人本的知識框架內,對環境破壞小修小補,拖延步入並不樂觀的可見未來。在這個議題上,以消費主義為動力的新自由主義並不會有太多的建樹。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環保消費」大軍只會為更多的消費行為添磚加瓦。在一個只要有消費,就可以有生產的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下,這些「環保消費」很可能會成為新的社會生產分工和自然資源拆分式的消耗提供合法性。從這一點出發,新自由主義及其關於環保的討論,其實並沒有產生什麼新東西。因為本質上,新自由主義暗示的就是一種人性政治和人性經濟。

而從一個實際的角度出發,各種左派思想在環保議題上具有討論的天然合法性,因為對於「作為物質的人,在物質世界中的位置」的問題,在任何一場革命性嘗試中從未間斷。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和生態無政府主義者等派別並非歐美政治話語中的新事物。但就目前來看,很多相關的實踐,因為與資本主義邏輯多多少少有所重疊,所以很容易被整合進環保消費。所以,於所有反對新自由主義式環保活動的人們而言,物作為歷史主體的討論,也許是一個能夠達成共識,並且擺脫新自由主義環保消費陷阱的起點。畢竟,當外星人來到地球上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法確定,它們到底是更想看我們,還是想看那些我們平時從來不注意的樹。

參考文獻:
瑪律庫塞. (1989). 單向度的人: 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雷蒙·威廉斯. (2013). 鄉村與城市. 北京: 商務印書館.
Bennett, J. (2009).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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