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許會在日本電影裏面見過類似的場面：一個鄉村少年應召從軍，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頭挺胸地對着送別親友大聲宣佈：「我定會堂堂為國盡忠」。然後他的家人、鄉親，和鄰居則會鼓掌叫好，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很多人還會揮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國旗，替打氣壯行。這些參軍青年，在我們的印象之中，總是規規矩矩，嚴守軍紀，無論何時都不忘「皇軍」威儀。而養成這種年輕人的土地，是一個陷入狂熱情緒的社會，人人愛國愛到頭腦發昏；好消息從前線傳來的時候，張燈結綵，鞭炮四響；壞消息開始浮現，他們就一臉肅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準備。這就是戰時日本社會的典型圖像之一，將愛國、愛天皇，以及戰爭這三者毫無困難地等同了起來，並且把這三位一體當成個人生命意義的寄託。如果你不贊成戰爭，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愛國；如果你不愛國，那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我還讀過一些研究，指出當時日本最愛國最忠誠同時也是對戰爭最狂熱的，竟是一批低下階層的年輕人。一來，戰前日本貧富差距極大，這些條件不利的青年苦無出路，眼前即是盡頭，也許會渴盼軍需經濟帶來的一時榮景可以惠及己身。二來，他們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自幼在校天天誦讀充滿着皇國思想的「教育敕語」，洗腦洗得徹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他們的人生實在沒有更大更完滿的意義了，而戰爭，不只能令他們投入到一個非常壯闊的戲劇敍事當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補足；還能讓他們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變得更加「平等」，因為到了最後要是戰死，不管背景貧富，所有士兵的亡靈都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正是生殊途死同歸。
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着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麼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於是讀者能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會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行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底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不過，絕對而神聖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征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症肺結核，征兵軍官看到報告之後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一九四零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宮城遙拜」。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車掌高叫「現在通過宮城前」，便跟着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於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宮城行禮」。他說：「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了」。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後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乾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裏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着由於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餘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型態的時候，你還可以這麼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養家活口，怎麼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瞭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親人去死的主義，拒絕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於生活壓力與包圍着你的宣傳口號之間。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提燈遊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於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從宣告『玉碎』的廣播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不過謙二周邊的人當時都沒有這麼推測，因為大家都太累了，「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
小熊謙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層的底層」，他的母親在他七歲那年離世，他的父親幹的是隨着時局而起伏的買賣，他有五個兄弟姐妹，其中一個早夭，另外兩個活不過二十，他自己中學上到一半就要提早畢業，小時候家裏頭一個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紀稍長則開始工作分擔家累，一路走來都是奔走捱苦。戰爭末期，終於輪到他這個身體本應過不了檢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的「聖三一」劫持，沒有把希望寄在「聖戰」之上，因為他是一個離自然和現實更加貼近的人。就和他所見過的其他底層一樣，他的關切在於今天晚上有沒有東西吃，而不是國祚是否恒久。他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沒多大用處，他只能被嚴酷的國家機器推來推去。真正使得他與別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忘卻現實生活的本相，即便戰後。於是他能養出基於現實的常識，至少知道一個人前赴戰場告別家人，並非一件值得歡慶的事。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