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事實上，911的成功之處遠不止於把戰爭的陰霾擴散到所有西方國家，它更摧毀了整整一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Tony Judt 曾以此為主軸寫過一篇書評，文中娓娓道來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如何在911後努力為布殊政府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決定護航(5)。以往這些公共知識分子高舉的自由人權等等價值通通失去了光環，好像變得無關痛癢。恐怖分子匿藏的中東國家既然罪不可恕，它的國民自然談不上值得擁有什麼基本人權與尊重，更甚的是，連美國國內的人民同樣應該犧牲自己的權利去換取反恐的成果，如果少數族裔或是新來的移民對美國本土有威脅，他們可能已非憲法裏所定義的人(men)。
正是缺少了還保有獨立思想的自由主義分子，斯諾登最後只能避走他方，而保護他的竟然是更專制獨裁的俄羅斯，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對自由主義的反諷。事實上，如果美國政府在911後已經將反恐視為終極目標，監聽市民就並非不能預見的事。問題反而是曾經擁抱自由的美國人民竟對此默默認同，寧願將更大更獨斷更難以被制衡的權力放到政府手上，而非以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去應對變化的世界。美國人民曾經兩次容許聯邦政府的權力大幅度增加，第一次是讓林肯以此應對南北戰爭，並推翻了奴隸制度；第二次是二戰後和蘇聯的冷戰時期，但結果卻造就了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今天美國已經入侵了阿富汗及伊拉克，而位處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仍然拘禁著眾多被美國政府單方面認為與恐怖主義有關，卻苦無證據作出檢控的各國人士。如果權力被繼續集中在聯邦政府手中，甚至最後連其國名裏的United States 二字也名存實亡，就不能不承認恐怖襲擊成功改變了今天地球上最富裕而軍事力量也最強大的國家。
在斯諾登與美國政府之間，他們選擇了美國政府，代表的是他們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專心致志希望重新建立與他者之間的距離，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永遠不要再跟中東，跟世界有所連結，曾經在電視屏幕出現過的影象，讓它繼續留在電視上就足夠了。
恐怖襲擊就是這樣煽動了極端右翼主義，特朗普的支持度來自布殊時期那一度盛行的右翼主義思潮，縱使在奧巴馬任內被壓抑了八年，只要有人推波助瀾就立刻再度興盛。特朗普所想要建立的位處美國邊境的高牆，只是將那道已被恐怖襲擊摧毀的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隔膜變成實物，既然心理上的阻隔不再管用，那不如就索性建構一道物理的高牆，彷彿覺得自己以此就可以獨善其身於由其推動的全球化之外。如果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那麼即使是再發達再民主的社會也不能成為例外，可惜的是若想要享受全球化的便利，卻想同時倖免於其苦果(6)，便無論如何都只是一種奢望。
在歐洲，即使對恐怖襲擊的反應並沒有如美國般激烈，但加上之前的主權債務危機和近年的難民潮，還是目睹了一系列極端右翼政黨的急劇冒起。由希臘的金色黎明黨，到法國的國民陣線以及德國的另類選擇黨，民族主義、排外、反移民成為了歐洲政壇中能左右大局的旗幟，整個西方社會二百年的民主社會實驗不得不說是因為恐怖主義而遇到納粹後的另一次危機。
Note：
5. Tony Jodt, 重估價值 - 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 <第22章 羔羊的沉默: 論自由美國的奇怪死亡>
6. 説是苦果或許有點言過其實。就好像信用卡一般，提前消費過後最終還是有要還債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