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塘是政府初期規劃的實驗室， 1954年她是第一個以土地使用分區(zoning)創造出來的新市鎮，工業、商業和住宅被清楚區分，市鎮的設計是以規劃者想像為本，但想像和實際情況往往截然不同。官塘是官方規劃的失敗例子，其中一個原因，在1964年才陸續搬遷來這新區的居民，奉行「沒有規劃，只有生活」的策略，不論工業、商業和住宅的區分，就是能作營生的地方，就是好地方，一個住宅單位可以用作剪髮、也可是貨倉，更可是樓上舖，工業區可是開倉販賣便宜貨品，有機的生成，形成百花齊放的社區。
小販是百花齊放的實驗，霸野和阻街則是實踐的法門。規劃可以是大學課程，由幾位坐在冷氣房的精英，由上而下決定可以數百萬計市民生活，另一方面，亦可以是牛頭角順嫂、和樂邨老人的起居作息，市民會按着自己所需改變空間的使用，相比，豪華、漂亮，實用和方便更來得合宜。
福嬸的空間戰場
實踐才是硬道理，福嬸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她坐在花旗銀行前的一塊兩米乘一米大小的薄布上、一張小木椅、幾個裝着膠水、鞋膠、鞋帶的月餅罐、身旁是高貴的高踭鞋、光亮的黑皮鞋和平實的學生鞋，那天天氣很冷，在沒有生意的時候，她便把衣服披在腳上，身前小巴站和她身旁放着重甸甸的大鐵箱，裝着她賴以維生的工具；手沾滿烏黑的塵垢，神色凝重的臉也有點灰塵，和背後的銀行、美心、Smarttone對比下，有點兒格格不入。
補鞋/阻街營生，一坐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大約十多年前，裕民坊還是商販林立，小販、地舖、銀行、戲院和酒樓和地構成市中心的商業和娛樂集中地，這是牛頭角、雞寮、和樂或將軍澳居民必經之路，整整一條街就有六位補鞋匠，來到今天只餘下她一位，其他的都因年紀老邁，不能走動，而選擇退休。但能走動又如何呢？怎樣走也逃不過小販管理隊的魔掌，福嫂常被控以阻街罪，由於出入法庭次數不少，她可以點出她跟普通販賣食物、貨品的不同，原來她和修理鐘錶的差不多都稱為手作業，當她看到街頭的錶匠被捉，就知道這一次目標就是手作，她一定劫數難逃。
雖然她害怕被捕，朝不保夕，但捉她的小販管理隊其實大多認識，對她和顏悅色，恭敬非常，曾經有一位新任職的隊友糊里糊塗的把她押上車上，令她要上庭罰款，結果那人被上司嚴厲責罵，小販管理隊和小販的關係，除了捉拿/逃走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可以是顧/客或朋友，建立人際網絡將敵我身份模糊化，被捕在所難免，而被捕和罰款也計算在經營成本內，她跟我打趣說︰「一年通常被捉四至五次，每次上庭被罰幾百元，可以當作交牌費或舖租。」
但街道這戰場絶不能談笑風生，輕言取勝，十多年前和今天不同，來自強化街道的規訓，現在只能打好和小販管理隊的關係減少她不必要被捕的機會。街道是一場論述爭奪戰，福嫂以身體的實踐抗拒大論述的約化，問她甚麼是阻街，她說︰「那些推銷信用咭、寬頻的人才是阻街，三、四人擋着路面，掛着易拉架，擋着人走過，如果有人向他們投訴，反而被他們罵，一點也不講道理。」她定義自己的生意為幫助人，她的東西也會盡量以不阻人為目的，如果有人向她投訴，也會移入一點，跟「霸野」一樣，「阻街」必先有溝通，沒有街坊的首肯是很難立足，人際關係必須時間積累，同時政府則依賴壟斷街道的知識來建構其合理性，在福嫂眼中的阻街，不同於我這八十年代出生青年人的阻街。
小時候，腦海就烙印電視廣告中，那肉騰騰的胖子口含香煙、穿着白中帶黃的背心底衫手執啞黑色的剪刀剪開一塊塊牛雜(背景好像還是舊區的唐樓)，「污糟」是政府給予我對小販的第一個印象，從此不再吃街頭小食的我，目送此論述滅絕熟食小販，不知何時時魚蛋、牛雜又成我們本土特色。
福嫂目睹熟食小販被滅跡於街上，小販管理隊為了表現工作，她們路旁檔口成為代罪羔羊，「阻街」成為新的理據，食環署眼中，街是流動不息的，「阻街」是一刀切，寬頻和福嫂沒有分別，只要停留街上，沒有牌照，就會被捕，「阻」與「不阻」全由他們來定義，「阻街」變為他們理性的工具，難怪有人說「官字兩把口」，另一個口正是條例。
補鞋與地方
為何會被捕還要繼續呢？
她說她是自願作補鞋匠，一雙烏黑色的手，整天對着穿在不同腳上的鞋，她說已習慣這生活，她師承丈夫，她剛結婚時，丈夫也怕這行業會被人瞧不起，後來她學會這門技術，發現這工作也挻自由和穩定，上下班可以自作決定，一星期也可以有兩天假期，可算是個老闆，從跟她對話中，可見她的一份自信，她是幫人並不是阻街。
每天從十一點到晚上十點，不同時段服務不同顧客，每次補鞋短則五分鐘，長則要半小時，從鞋踭斷掉、鞋底有洞、釘木鞋底到填滿鞋踭，大概都要經過七個工序、先用尺量度鞋底是否蹺起，再磨平鞋底、上鞋膠、 下釘、批邊、上色、到上油和擦亮，平均不用一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工序，收費由五元到四十元，如果一對波鞋鞋底穿洞，花五元補上鞋膠底就起碼能多用一個月，大眾化收費使我們生活多了一點選擇，當東西或物件損壞，我們只會購買新的取代，但舊日日子告訴我們，一雙穿舊了的鞋並不容易取替，因為它包括︰舒適、感情等不能輕易量化的感覺，街道不止是博物館，也可以是生活多元化體驗，工藝也可以很地道，和生活緊緊扣連。
雖然是幫人，但福嫂每天要坐裕民坊這車水馬龍的地方中，空氣質素欠佳，難免對身體不好，另一方面，也不想過着這提心吊膽日子，她嘗試在商場找舖位，可惜對她十元八塊的小本生意來說，萬多元的舖租猶如天價，現在她做的是街坊和熟客生意，有的主顧已搬到赤柱，也會專程集齊家中和公司的破鞋每月光顧她。試想像APM中名店林立，nike、adidas旁竟然存在着補鞋店，那裏店主一定大發雷霆。商舖太貴，屋邨又如何呢？她嘗試在屋邨地方開展工作，但立即高速被保安查問，再驅趕，屋邨是規管我們有效的手段，住在屋邨和舊區是迴然不同，屋邨教曉我們甚麼是市民，但卻不是公民。
裕民坊對她而言，是難以離去，她堅持地說︰「如果不拆的話，她死的那天還在這裏做。」重建對她來說可大可小，大的就是她將會失去生計，小的就是她無法處理，只有視而不見，因為她既不是舖位，也不是小販，而是一塊布構成的攤位，一個二十多年的攤位，索取賠償她是打定輸數，也不知怎樣去爭取。問我，我也不知怎樣告訴她，只能希望她能繼續下去。
發掘本土故事，不單是為肯定居民對地方的「貢獻」，為她們充權，亦是我們共同尋回主體性抵抗歷史。「阻街」是甚麼呢？不單是一個空間上解釋可處理，還要考究其歷史上的轉變。當我們讚賞中環菲律賓女傭進行公共空間實踐/抵抗，其實我們舊區也有這樣的經驗。
參考故事︰
官塘字典(1)──霸野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69554&group_i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