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所謂「新界土地發展」議題，乃至分析近日成為熱門討論議題的「官商鄉黑」之由來，以歷史角度作切入絕對是首要的一步。
雖曾分屬番禺縣、寶安縣、廣州府、新安縣等不同行政區管轄，自古以來，香港北部接連廣東的以務農維生的村落，一直奉來自北方的歷朝政府為正朔。然而，如同古代中國所有鄉郊區域一樣，縣府雖為王法的代理人，但由於幅員廣大，地方官吏根本鞭長莫及，而地方管治的大權，自然流落民間士紳階級之手。
那些地方士紳的主要組成部分往往是地區有財有勢之人，或家族中輩份較高之長老，也許當中有部分曾讀聖賢書、懂律法，但總體而言也不過是以維繫傳統習俗和道德風尚為原則。值得留意的是，為了維持地區治安，士紳習慣自組鄉勇、團練以補政府武裝部隊之不足，而電影《讓子彈飛》中的碉樓及《危城》中的護院正是上佳示例。簡而言之，雖然同為一國，城鄉之管治往往並不一致。
上述情況一直維持至1898年6月9日，即英國於香港島建立殖民地56年以後。當時英國政府在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由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當中連同大嶼山等二百多個島嶼，及大鵬、深圳兩灣水域，租約為期99年（到1997年為止）。換言之，所謂「新界地域」的概念，其實只有百多年的歷史。
事實上，英國人當年強佔新界，其目的並非貪圖新界的天然資源或農產品，更主要的理由，其實是作為保衛更具戰略意義之維多利亞港兩岸的緩衝區（Buffer Zone）。另一方面，由於當年的新界居民曾於1899年發動「六日戰爭」對抗前來接收新界的英軍（直到目前為止，新界不少宗族仍然對這段保家衛土的抗爭歷史津津樂道），英國殖民者為了方便管治，便選擇採取放任不干預的策略，未有將在港島及九龍各地業已通行的政策強推至新界地區。
反之，殖民者選擇繼續利用新界各鄉士紳的力量協助管治這大片鄉郊地區。為了避免進一步衝突，港督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更曾在1900年向新界人承諾「新界人的商業和地產利益，將獲得保障，而習俗及良好習慣亦不會受到任何干涉。」及後出現的理民府，及在1925年成立的鄉議局，亦正好印證「官鄉合作」其實有跡可尋。
作為管治者的權宜之計，以新界人治新界表面看來其實毫無問題，但當香港社會後來急速發展，港島及九龍等已發展區不敷應用，港英唯有打新界土地的主意。為了減少來自新界居民的阻力，在鄉議局的交涉下，政府遂推行「新界小型屋宇政策」，包括承諾新界原居民（只限男丁）可於一生中興建一幢面積不超過七百平方呎、高廿五尺的「村屋」，寬免差餉，並訂明新界搬村前的特惠補償政策等。除此以外，早年鄉議局還替新界人成功爭取安葬權及遺產承繼權。凡此種種，都充分說明「官鄉合作」其實由來已久。
類似的情況，其後再一次發生於中英商談香港回歸問題之時。為免出現衝突，當時中方明顯傾向師法英國人治理新界的方式，盡力維持舊有政策不變。換言之，所謂「新界問題」，多年來一直未曾得到正視。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隨著人口的急劇增加，早年港英政府向新界人許下的承諾本已難以執行。更吊詭的是，隨著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愈來愈蓬勃，本來不太受市場重視的新界土地忽然洛陽紙貴。大量地產商加入爭奪新界土地，終令本來已經千瘡百孔的新界問題變得更形複雜。套丁（將丁權當成商品售賣）或濫用棕地（擅自更改鄉郊土地用途）等鑽法律空子的做法，在官方長期不作為的情況下變得愈來愈流行。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坊間經常流傳由於新界土地業權問題複雜，發展商收地十分困難，而在過程中竟有黑幫人士介入，甚至出現如候任議員朱凱廸提出的「官商鄉黑」勾結之說法。
後記：
有人可能會認為，既然新界問題如此複雜，何不採用取易不取難的策略，先考慮開發郊野公園，甚至填海造地，以解決房屋不足的老問題，但值得我們細心思考的是，即使我們願意放棄環保考慮願意接受這些方案，新界問題又是否不用處理？
周子恩@進步教師同盟
原文刊載於：《香港電台集師廣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