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雨傘運動以來，一直都有不少討論試圖追溯這樣的一個大型公民抗命的形成原因，最受歡迎的一個理由必然是經濟狀況。當多年來的經濟增長並沒有為基層甚至中產市民帶來生活質素的提升，而社會結構以及不利創業的環境又局限了青年人的向上流動性，再加上不靠父蔭已沒法負擔的樓價，市民將經濟問題轉化成政治問題，再把壓力發泄到政府身上，就看似一個合理的解釋。
如果將香港和同樣缺乏民主體制的新加坡比較，上述的論調就顯得更為有力。即使余澎杉被捕引起不少討論以及社會關注，由李光耀葬禮的出席人數，以至人民行動黨於去年選舉的大勝，都顯示了新加坡人並不介意犧牲民主自由以維持現有的生活。同樣道理，若然香港的中下層市民能夠更多的受惠於經濟增長，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可惜這樣的思路未免將事情過度簡化，但其實又與香港部分達官貴人的論調一致，不然數年前獅子山精神就不會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也不會出現各種不懂世情的買樓建議。但，如果經濟因素轉化成政治問題，可以解䆁到前年的政制爭拗，它依然與為反對廿三條立法而上街的香港市民脫鈎，也與為避免洗腦教育而靜坐抗議國教的家長脫鈎，更別提皇后碼頭、菜園村以及最近馬屎埔的保育抗爭，這些例子都顯示了經濟增長已經不是香港人眼裡的一切。
回看新加坡，李光耀逝世後出現了不少著作評價﹙或者該說是讚頌﹚該地的治績。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當然令人滿意，但更多人稱譽的往往是其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體制。「高薪養廉」、「為人民服務」這些字句在該地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無論公務員或是市民都衷心相信且已被實現的理念。由公務員的選拔開始，政府所要發掘的既是最頂尖的，也是熱愛新加坡，且希望為其服務的人材；政策的好與壞不是由其理念決定，而是看其落實後的成功與否，以及市民的評價作為最後依歸；整個司法制度真正尊重法律，並將其淩駕於所有官員之上，即使高官也不能逃避法庭的審訊﹙當然所有政治問題除外﹚。
以上顯示的，是一個公平公正，廉潔高效，且將一般市民福祉放在首位的社會，而這恰恰就是這些年來香港人所爭取的東西。漠視這些價值，而以為經濟問題就是一切問題的元兇，其實和以為實現全民投票權就等於民主一樣，都過分地將問題簡化。此之所以，在政制問題懸而未決的今天，各種民間組織都努力營造社區，為的正是培養作為民主社會根本的公民意識。這也正是雨傘運動成功的部分，因為它啟發了廣泛的公民意識抬頭。而只有懂得關心且理解社會，對身處的地方有歸屬感及責任感，並以理性討論去解決社會分歧的公民，才是民主的基石。
Thomas Jefferson 的名言，一個大得可以給你一切的政府，也必然強大得可以奪走你的一切。對於權力的約束，正是要求政制民主化背後最重要的來由，新加坡在失去一個政治強人後將不得不改革，而香港要避免日漸喪失的核心價值也只能走同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