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相信，制度會影響人的行為。例如在比例代表制選舉中，選民會考慮「過票」、「分票」；在單議席單票制中，選民則多會選擇「集中票源」。如果我們把「行為」的定義擴闊，其實也可以包含「人格」、「性格」。哈維爾就曾經描述過，在獨裁專制下，普通人會做很多自己不相信的事。例如明明不相信共產主義，卻會毫不猶疑貼上讚美共產主義的海報，怕被打壓、報復。久而久之，便變得犬儒，事事冷嘲。當下香港奉行威權主義，而中國愛國主義日益熾熱，兩者糅合，造成幾種醜陋的人格。
第一種，是愛國流氓人格。所謂愛國流氓，就是仗恃「愛國」，去行各種各樣的惡。只要說是「愛國」、「為國家」、「大一統」，就無懼一切。控制公權力的人不會譴責或阻止，掌握大氣電波和傳播公器的人會為其掩飾。「國家」甚至會透過後門、枱底等給予流氓人力財力支援。當社會上有爭論時，一般人會嘗試去辯論。但愛國流氓不會辯論，而只會耍無賴、動粗。高級流氓通常是政權身邊的一些紅人，有專業資格，看來斯文有學識，包括律師、專欄寫手等。但其實都是專業打手，或為求上位而做打手的嘍囉。他們懂得在耍無賴時，裝作義正詞嚴，哄騙民眾。至於低級流氓，則專門收錢搗亂做骯髒事。在日前的集會中，曾樹和大喊「搞港獨的」「必須要殺」，而何君堯在旁大喊「無赦」。這明顯涉及恐嚇，是赤裸裸的暴力，「超越人性道德底線」。但不緊要，無人會出來譴責，因為他們「反港獨」，政治正確。只要政治正確、夠「愛國」，殺人放火也不是問題，可以拿英勇勳章。
第二種，是鄉愿人格。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解：「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這類人喜歡高談道德，到處講甚麼仁義禮智，討人喜歡。但他們往往無視罪惡的根源，拒絕承認制度暴力，因而成為威權主義的共謀。口講「民主」、「自由」、「法治」，卻對反民主的體制置若罔聞，甚至為打壓人民的政權塗脂抹粉。當有人忍不住激憤起來（偶有過火），這群「好好先生」便會立刻走出來猛烈批評他們「講粗口」、「不理性」、「無禮貌」。但當政權犯錯時，卻永遠「小罵大幫忙」。對掌權者阿諛奉承，對無權者極其嚴苛。這種鄉愿人格，通常伴隨難看得不得了的雙重標準。這些人，包括一些前民主派人士、在大學裡混飯食的，以及宗教人士。當然也少不了極多建制派爪牙。
第三種，是反智人格。有些人一談到「港獨」，便立即停止思考。堂堂大學校長沈祖堯，竟然講得出一句「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大學常常說要培養同學批判思考，而批判思考，往往就是要質疑很多所謂的「不爭的事實」。國土分離整合、疆界劃分，從來都是流變的。「中國」這概念，也是從古到今不斷演變的。只要稍為讀一讀余英時先生、葛兆光先生等的著作，便可知一二。加上「不可」乃價值判斷，是normative的，根本不可能是「事實」（fact）。這就是反智、反思考。不僅自己反智，還要所有人一起反智到底。一切知識、思考，皆以政治正確為準繩。懲罰思考，獎勵愚昧。在一些論壇、電台節目等，常聽到有人在議論中問：「你是否中國人？」、「你是否支持港獨？」；或說「我一定是中國人」、「你也一定是中國人」。都是反智人格的表現。
以上三種人格，令香港烏煙瘴氣。但可幸（也很弔詭）的是，在醜陋的制度中，往往也能反過來造就光輝的人格。所謂那裡有打壓，那裡就有反抗。例如在迫害中我們總能看到有人拒絕低頭，在「主義」浪潮、「大革命」中，也總有人能特立獨行。今日香港，醜陋的人到處都是。我們更要提醒自己：不要自甘墮落，不要失去應有的人格；要對抗制度，勝過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