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日每當有熱心市民或社工問被捕人姓名和其他個人資料，或提醒他們記得「我無嘢講」時，又唔做嘢又唔讀書的黑警為了阻止大家為被捕手足尋求法律支援，情緒總會瞬間失控，繼而指控市民或社工妨礙司法公正[1]。
2. 大佬啊，連你哋上司李桂華喺之前的(偽)每日記者會上，都唔夠膽咁講啦[2]。
3. 所謂「(企圖)妨礙司法公正」，是指作出傾向妨礙***法院***執行司法公正的行為，並於作出該行為時，具特定意圖以此妨礙***法院***執行司法公正[3]。
4. 從上述定義可見，此罪行的根本，在於其對「法庭程序（curial proceedings）」的實際或潛在影響[4]。
5. 警察的調查工作與法庭程序有別，在此意義下並非「司法公正」的一部分，所以即使假設問名和提醒「我無嘢講」實際上阻礙了警察調查的行為，這仍不足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除非有證據能毫無合理疑點地證明，有關的阻礙行為傾向於並旨在影響調查之後可能出現的法庭程序[5]。
6. 然而，警察進行拘捕時，法庭程序明顯尚未進行，在此時提醒或協助被捕人行使合法權利，與未來可能的法律程序之間根本沒有「可予辨認（discernible）」的實際或潛在連繫，似乎實在難以支持「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6]。
7. 必須嚴正指出，被捕後保持緘默及尋求自行選擇的辯護律師，皆屬受《基本法》[7]及《香港人權法案》[8]保障的基本人權。歐洲人權法院早於1988年裁定，其他人（即使不是代表律師）採取措施知會、鼓勵或協助被捕人合法行使緘默和獲得法律支援的人權，以確保公平審訊，原則上不可視作對正常檢控程序的威脅[9]。
8. 即使不是妨礙司法公正，那手足被捕後高聲問他名字和提醒他「我無嘢講」，又會否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即俗稱的「阻差辦公」罪呢？
9. 一直以來，其他市民詢問被捕人名字或提醒其「我無嘢講」，都只有發聲而沒有任何身體接觸，完全沒有阻礙警方其後將被捕人帶上警車，可說是連構成「不便（inconvenience）」或令警員「須稍加費力（trifling additional effort ）」也說不上[10]。同樣地，既然當時人已經被捕，旁人再與其本人對話，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防止刑事偵查的效果[11]。
10. 正如時任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在《談立徽》案指出[12]，為正被警方行使警權的朋友提供保護或意見，屬法律容許的行為，並非「蓄意（deliberate）」 而且「沒有合法辯解（without lawful excuse）」地妨礙警務人員。這亦呼應上面第7段提到的人權法原則，即協助或鼓勵被捕人行使人權，原則上不構成阻礙刑事程序的進行。
11. 所以大家下次再見到黑警破壞香港法理，千萬不要怕挺身而出據理力爭，保護手足，你絕對無做錯到。大家要齊上齊落，不離不棄。
[1] 譬如昨天防暴警在紅磡海韻軒外就曾指記者妨礙司法公正
[2] 事實上，李桂華曾在記者會上明確指出「法律沒有禁止被捕人士大叫其個人資料，但警方有機會用作呈堂證據，證明他在現場」
[3] 參見HKSAR v Egan (2010) 13 HKCFAR 314 第122-124 段（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語）；《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劉夢熊》[2019] HKCFA 22 第20段（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語）。
[4] 參見Egan案第126段；《劉夢熊》案第21段。
[5] Egan案127段；《劉夢熊》案22段 。
[6] HKSAR v Wong Shing Yim [2003] 3 HKLRD 1046 第24、27段（時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語）。
[7] 第35條。
[8] 第11(2)(f)及(g)條。
[9] 參見Schönenberger and Durmaz v Switzerland Application no. 11368/85 (ECtHR, 20 June 1988) 第28-29段。
[10]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談立徽》(2005) 8 HKCFAR 216 第25段（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語）。
[11] 如參見Bastable v Little [1907] 1 KB 59; Betts v Stevens [1910] 1 KB 1; Willmott v Atack [1977] QB 498; Green v Moore [1982] QB 1044。
[12] 《談立徽》案第23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