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言匯社相信，一個政府理應為人民負責，為最有需要的群體制訂政策和提供基本服務，是一個政府極為基本的責任，我們特別點評三個社群，家庭暴力受害人、長者及殘疾社群，今次施政報告對這三個社群的政策也不算完善。
家庭暴力受害人
今年施政報告在第125段提及家庭暴力，指加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的專業社工人手及增加「兒童之家」的照顧名額以支援家庭受害人或有面對家暴風險的家庭。
翻查過去施政報告，原來上一次於施政報告正文提及家庭暴力已是於2009-10施政報告，歷經5年終於，面對家暴的弱勢家庭終於得到特區首長重視。近日，電視廣告、港鐵廣告也經常看見政府推出的家暴議題廣告，呼籲有需要家庭在適當時候求助，緊守家庭和諧。可是，究竟是政府忽然關心家暴，還是受到壓力才做一些工夫？立法會於本年初成立了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未來將有約一年多時間就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議題與政府商討，民間團體有大量過去多年未處理的政策問題，向政府爭取政策改善。
事實上，2004年天水圍金淑英慘案發生後，社會高度關注家庭暴力的社會議題，立法會亦於同年成立相關家庭暴力議題的小組委員會，並於2004-2008年就多個議題與政府進行商榷。其時每年的施政報告也對家庭暴力議題著墨，該時期處理家庭暴力政策也有不少改善。
我們不禁質疑，政府的施政，是為了應付立法會議員和民間團體的壓力，還是為了協助真正有需要的群體？難道沒有社會討論，沒有人揭示這些情況或慘案，政府就看不到有需要的人？如果按此邏輯，我們一定要繼續持續發聲，不能讓弱勢社群隱沒於政府議程中。
回歸正題，增加社工人手和增加兒童之家名額是否足以回應現時家庭暴力現況？現在最關鍵的數項政策安排，包括家庭暴力定義、庇護服務及居住安排、特別群體面對家暴的情況、司法問題，均有待處理。先談家暴的定義，2009年警方引入了「家庭事件」的分類，在2009年後，家庭暴力的數字持續下跌，家庭事件數字則持續上升，難免令公眾懷疑警方有淡化事件嚴重性的動機。再者，各個政府部門對家庭暴力定義不一，也沒有具體的跟進指引，實是令人懷疑政府對處理家庭暴力的決心。庇護服務的供應亦嚴重不足，有不少提供庇護服務的機構指出，他們經常出現爆滿及超收的情況，令庇護中心的生活環境不必要地有限制。在同志或性工作者面對暴力的情況，政府亦未有適當指引及對應他們需要的服務，沒有為同志而設的庇護服務。而在司法層面，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屬民事條例，如涉及傷害他人身體行為需引用其他條例，但亦未有定義家庭暴力為刑事罪行。
在此等問題叢生下，單單增加社工人手和兒童之家名額(而不是庇護服務)，明顯未能好好對應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需要。不過，還是「有好過無」。還望民間團體能多團結繼續發聲。
安老服務舊調重彈
2015年施政報告在《安老服務》的部份，一開始便強調「居家安老為本」的政策。居家安老需要足夠的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但這份新鮮出爐的施政報告只是重提一些已經飽受批評的政策或服務「交功課」，實在令人失望(也許應說是沒有期待過？)。
首先，梁振英提出「關愛基金」去年6月推出為期兩年的計劃，為2 000名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坊間稱為「護老者津貼」。其實「護老者津貼」甫一推出時已飽受批評。「護老者津貼」理念上應該是作為對照顧者辛勞付出的一種肯定。但政府卻本末倒置，要求申請者需接受經濟審查，若護老者（負責照顧長者的人士）接受津貼後，當局便會扣減或取消被照顧的長者正在接受的日間或家居服務，變相加重了照顧者的重擔。
政府強調「居家安老為本」，理應讓長者能在社區獨立生活，因此護老者津貼、日間服務和家居服務，三者缺一不可。但現時政府卻一切以「慳錢」、節省資源作為推行長者服務的原則，可謂完全無視長者的需要。
緊接，梁振英又急不及待拋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作為政績。這個試驗計劃是以「錢跟人走」的服務卷形式向服務使用者發放資助以使用社區照顧服務。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強調，首階段的1 200張服務券已全數發出，似乎想表現出計劃深受歡迎的印象。但事實上，2014年10月審計署發表的第63號審計報告揭露，截至2014年8月，1 200 名參加計劃的長者中，約有310 人仍未曾使用有關服務，其中約180 人的服務券是已發出超過三個月的，應已作廢；另外亦有27%參加者退出計劃，其中164 人退出是因為將獲編配／已獲編配其他類型的長期護理服務，另有135 人退出是因為沒有合適的服務提供者／服務組合。
新一份施政報告試圖掩飾「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反應其實未如理想，甚至想要進一步將「市場化」的魔爪延伸至住宿照顧之上。現時住宿照顧服務的資助服務名額嚴重不足，輪候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宿位的長者超過三萬人，輪候時間由32至36個月不等，施政報告提及本屆政府在任期內只會增加5000個資助宿位，供應遠遠追不上需求，政府只好將問題交由市場解決，但私營安老院舍的質素良莠不齊，絕大部份的長者根本不考慮入住。政府一心想將安老服務的責任交由市場承擔，既不負責任，亦非理想做法。
最後，梁振英又再次提及安老事務委員會正全力籌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預計於2016年年中提交報告。按照其「循環再用」的作風，繼2014、2015的施政報告已出現同樣的字句，相信2016年的施政報告亦會將次出現「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作為安老服務的其中一項政績。
「安老」從來都不只局限於社會福利，當中還包括房屋、醫療、就業等等方面。政府以兩年時間籌劃一個「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是否可為安老服務帶來轉變？其實從計劃方案交由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備的那一天開始，一切就並不樂觀。從架構而言，安老服務委員會是勞工及福利局有關的諮詢機構，換言之，「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大致上無法跳出福利的框架，有關長者醫療、房屋等等的長遠規劃，還是遙遙無期。沒有整體的長遠規劃，只就眼前問題小修小補，又怎麼可以「安老」？
欠了殘疾人士政策規劃
原以為政府委任了新一位康復專員，殘疾人士政策會有新突破，可惜的是只有寸進。
過去一年發生了多宗有關殘疾人士及其家庭的慘劇，有智障人士父親疑因不堪照顧壓力手刃智障兒子後試圖輕生；有年老殘疾人士連同其更年老的父母同死於家中；有不少長期病患者和照顧者不堪疾病及復康過程漫長而輕生。服務嚴重不足和不對應殘疾人士需要，已多年為人垢病。輪候院舍的時間以八至十年計算、社區照顧服務不足、欠缺照顧者津貼和喘息服務等。施政報告再提及正進行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可是卻沒有做殘疾人士的政策規劃。事實上，對上一次進行的殘疾人士政策規劃，已是2008年，當中的服務和政策已非常過時，有必要盡速進行規劃。對於政府無視過去一年的悲劇，沒有提出重點政策回應照顧者支援政策，我們必須傷心地指出，我們極擔憂未來將有更多殘疾人士家庭面對更多的生死關口。
雖然欠缺一個完整的殘疾人士政策規劃，但我們不能說政府完全沒有新政，政府承諾在衛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精神健康社區中心、家長 / 親屬資源中心增加人手，改善服務輪候情況及服務提供，是有回應殘疾團體的訴求，惟在施政報告中未見到具體數字。同時，在融合教育政策中，政府僅以關愛基金設立特殊教育統籌教師，我們只能無奈地表示歡迎，一是關愛基金並非常額資助，二為未有清晰提及資助額及教師的權責。我們認為理想的模式應以常額主任級別教師，並在所有學校設立此職位，這亦是國際社會實行多年的政策。在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朋輩支援者」、支援高齡殘疾人士，其實也是爭取多年始見落實。當然，也有部份舊政當作新政，包括新增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小欖醫院增加床位等，這些細碎的項目我們也不作太多回應。
政府在去年底剛公佈的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發現有45%殘疾人士處於貧窮，在政府政策介入後的貧窮情況也有約30%，遠高於非殘疾社群，情況令人極度憂慮。對於殘疾人士而言，以入息計算貧窮線及人數已經十分驚人，而理念和原則上，單以入息計算殘疾人士的生活狀況是完全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殘疾人士的醫療和復康開支，是生存的必須品，甚至比健全人士的「衣、食、住、行」更為必須。單以入息劃界，殘疾人士的生活狀況及質素，是遠低於處於同一入息界線的健全家庭。我們認為，必須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除入息以外，必須將住戶的支出也作為貧窮情況的考慮，才可以真實反映不同社群的生活質素。
殘疾人士面對的困難實是社會造成的，殘疾本身並不可怕，社會歧視、政策和服務不足才是限制殘疾人士社會參與主要因素。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所賦予殘疾人士平等權利的精神，是在所有方面，包括教育、就業、無障礙、社會參與、護理服務等。現時香港種種的不足，及不符聯合國公約的要求，實是未能一一細說。我們希望指出，殘疾人士不是社會的負資產，只要有合適的支援及遷就，殘疾社群也是社會公民，可以對社會付出。
政治就是民生
沒有民主，哪有民生。社會問題與制訂相應政策的過程，當權者對工商政治利益集團的偏袒，對弱勢群體需要的無視，是社會不公義的不斷延續。由社會貧富差距、土地發展、醫療房屋的問題、社會福利的分配，這些種種，都是政治。沒有一個真正的普選，當權者和利益集團只會繼續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弱勢群體的需要將永不列入政府的議程。
渴望有一天有真正公平的政治和社會參與制度，弱勢群體的聲音被當權者和社會大眾看見，不同社群也在平等的前題下，在社會有尊嚴地生活。
撰文：盧浩元、林羚 (註冊社工)
正言匯社
201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