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律界基層工人 - Charles
圖：《聽見你的聲音》劇照
商人陳文深被控在 2011 年淘大花園一個單位謀殺他的情婦秦嘉儀，涉事單位正是陳買入、並登記在秦名下的住宅。七男組成的陪審團於 2015 年一致裁定陳罪名成立，主審暫委法官司徒冕（他不是「替工」法官，而是從上訴庭榮休後回巢，協助處理積壓如山的公訴案件）指出，控方提出了「壓倒性（overwhelming）的環境證據」證明被告有罪，更指「若非淘大花園設有精良的保安系統，被告將會逍遙法外」。法官判以法律上唯一可能的刑罰︰終身監禁。
公訴書指明了被告殺人的日子（X 日）。控方綜合淘大閉路電視影片及其他證據交代出以下的案情︰在 X-1 日下午，死者回到了位於二十一樓的事發單位，此後整整一星期，完全沒有她離開單位或大廈的影像紀錄。另外，大廈走火門在 X-1 日起之後 12 天，完全沒有被觸動過的報告。死者的銀行戶口由 X-2 日開始再無提存；自 X-1 日之後，死者既無離境紀錄，也沒有家人朋友再見過她。
被告在 X 日黃昏進入大廈，逗留了大約個半鐘；同日晚上，他曾經離開二十二分鐘，然後帶著清潔手套、除臭劑、真空袋和四卷保鮮紙返回單位，直到晚上十時多再離開淘大。X+1 日上午十時多，被告駕車到淘大，帶著一個膠袋步入單位，大約半小時後用手推車將一個尼龍袋從單位帶到坐駕，離開淘大前往將軍澳。由 X+3 日開始，被告安排了洗車，並且讓裝修工人到淘大單位搬走單位內的所有傢俬。
被告亦有走上證人台，親自論述事發相關日子的情況︰他在 X 日在單位內與「死者」見面，並從她口中知道她已著手搬走，他則告知她會自行帶走個人物品，和安排工人在未來數天清空單位；「死者」開始激動哭泣，她要求被告離開單位一會兒讓她冷靜下來；他到附近買來清理單位所需的物品，然後返回淘大。被告在 X+1 日回到單位，發覺自己的私人物品堆放在地，而「死者」的房門則關上；他心想可能她喝醉了酒，沒有叫醒她，就帶走了自己的物品，放進尼龍袋，再用手推車帶離淘大。被告進一步解釋，安排洗車的是他太太，而當他與裝修工人再返回單位時，他發現「死者」留下了情書和大廈閘門卡等，他相信這代表「死者」已經搬走，於是叫工人將所有傢俬移走，只留下「死者」的人像照。
辯方又提出，單位內毫無血跡，或者其他足以證明曾經發生兇案的法證痕跡。控辯雙方還另有一項爭議︰辯方指，「死者」的朋友以至他本人，都曾經收到過由「死者」電話送出的訊息；控方則指，這是被告用以製造死者仍然在生的伎倆。
代表被告提出上訴的資深大律師提出了四項上訴理由，全部都與主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內容有關。上訴庭在考慮了控方的回應後，只接納了其中一項理由，並據此裁定撤銷被告的謀殺定罪。
其實，這並不是香港歷來第一宗無骸而成功以謀殺入罪的案件。然而，以往一些未能找到屍體的兇殺檢控，控方曾經試過透過疑犯本身招認或者其他被告供認，確定屍體被毀棄前發生的事，從而論斷死者已經斷氣；亦曾經有透過一些零碎的法證結果（例如血跡、衝突痕跡，或者人體組織等），成功說服法庭失蹤者已經沒有生存的可能。但在這宗案件中，卻完全沒有這些證據支持控方的案情。
或曰，被告選擇自辯，卻越說越可疑，甚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多少導致陪審團「極速」（大約兩小時）就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但本案主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時已經指明，法律上是由控方無合理疑點地（beyond reasonable doubt）證明被告有罪，被告絕無責任要證明自己清白。除非控方的證據，能夠在構成控罪的所有環節上，排除一切合理的疑點，否則就算被告謊話連篇，也不能單憑後者就裁定罪成。
當案情某個爭議點不能靠直接證據證明，而要依靠環境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就需要從證據中得出事實為何的推論（inference）。推論並不等如推測（speculation）、靠估，有時候可以比直接證據更有說服力。
試舉一例︰一宗店舖盜竊，店員作供說自己親眼看見被告將朱古力放入口袋，這是直接證據，但店員可能會面對辯方的盤問，質疑他會否記錯、看錯，甚至說謊；然而，如果警察是在店外搜查時，從袋中找到那一排朱古力，另外從店舖收銀系統中，找不到任何有人為這排朱古力付款的紀錄，搜查結果與銷售紀錄，兩者本身都是環境證據，但從這兩項資料推論（infer）出來的結論，即被告是從店舖內偷走這排朱古力，其實比店員的直接證據更加有力。
回到本案。主審法官很仔細地向陪審團介紹，同一堆證據和確定事實下，控辯雙方希望陪審團接納的推論。控方希望帶出，死者住在二十一樓，她從 X-1 日出升降機開始，就再沒有出現在任何閉路電視面前；從 X 日開始，被告先後買了大量清潔用品進入單位、用手推車移走一個沉甸甸的尼龍袋，還有被告面對警方調查時的舉動等等等等。這些全都顯示，死者失蹤，而被告清楚知道緣由，但卻極力掩飾她已經失蹤的情況。
至於辯方，就依靠另一面的證據事實，包括單位內完全沒有血跡、裝修工人倉內的傢俬同樣沒有丁點血跡，而控方提供的單位進出紀錄，與被告提出的解釋並不衝突，這一切都可以帶出另一個推論，亦即是被告的版本︰雙方和平分手，「死者」只是以不為被告所知的方式，離開了二十一樓單位，她沒有死在被告手上。
面對兩套完全相反、非此即彼、沒有可能共存的推論，法官進一步指引陪審團說︰「…… 如果你們裁斷若干事實已獲證明，你們有權可以推論另一些事實的存在。」這一部分指引，其實是完全照搬典籍內標準陪審團指引的用語。法官再繼續說下去︰「…… 但如果你要作出一項不利於被告的推論，你必須確定該推論 （be sure of it）。要是因為有兩個相若的可能性，致使你不能確定，兩者不相伯仲，任何情況下你都不得作出一個不利被告的結論，因為兩個可能性都已經互相抵銷。」這些指引，儘管讀起來頗佶屈艱深，但看來亦足以讓識字的讀者們，知道刑事標準下處理證據推論的嚴謹準則吧。
可是，上訴時控辯雙方都承認，經驗老到的主審老爺，其實漏掉了十分重要的一小段。上文引述的標準陪審團指引，其實還有下半部︰「……你們有權可以推論另一些事實的存在。『但你們作出的推論，必須是根據已證明事實，所能得出的唯一的合理推論。因此，如果你們裁斷若干事實已獲證明，而根據此等事實既可以得出對被告人不利的合理推論，也可以得出對他有利的合理推論，則你們不得作出對他不利的推論。』」這漏掉的一段，或者可稱為「唯一合理推論」指引，結果就構成了辯方成功爭取上訴得直的理據。
簡言之，要就確定了部分事實的環境證據作推論，標準指引要求提醒陪審團，只有當那個推論是從確證事實足以得出的「唯一合理推論」，這推論才可以成立。合議庭的法官們（他們當然比重出江湖、客串審案的主審法官資淺）委婉地指，主審法官看似用自己的文字，表達了與標準指引差別不大的意思，但其實是「捨易取難」，反而讓陪審團更混淆。標準指引清晰指出，如果從已知事實出發，可以得出多於一個合理推論，其中有些有利被告有些不利，陪審團就絕不能接納不利被告的那個推論；司徒冕老爺的說法，抹去了「唯一合理推論」的要求，只是空泛地要求陪審團，只要肯定對被告不利的推論，不足以被另一個「可能性相若」的推論所抵銷，就可以接納這個不利被告的推論。
很明顯，主審法官的用字，稍稍降低了循推論將被告入罪的門檻，這在一宗十分倚賴環境證據推論進一步事實的案件中，其實是頗嚴重的錯誤引導。合議庭在辯方不反對的情況下，將案件發還重審。假若新的主審法官不再犯錯，陪審團將要決定的問題就是，從控方的證據出發（包括各人進出單位和大廈的閉路電視影像、清潔單位的證據、出境紀錄、電話訊息紀錄等），「死者」已死、而且是由被告殺死以外，是否就是可從此等證據得出的「唯一合理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