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秦孝公決心改革圖強，任用商鞅厲行變法，推出鼓勵農耕，獎賞軍功，貶抑貴族，集權中央等一系列政策，將秦國舊制徹底掃除，奠立秦國日後統一天下的基礎。商鞅雖促成古代一次成功的政制改革，但其變法中的輕罪重刑則廣受責難。近日，我們卻從田北辰的宣傳橫額上，有關「低頭族扮睇唔到，立法規定要讓位」的口號，看到了若干商鞅變法的兆頭。
田北辰的意思，是想將讓座（非劃出專用座椅）這種本由道德感召的自願行為，立法強制眾人遵守。我們知道法律是以執法機構的制裁作為後盾，強制公眾做出或抑壓特定行為。道德卻是以社會壓力作為後盾，驅使公眾作出或抑壓特定行為，兩者有本質分別。若想將道德行為立法強制，我們要面對三項後果。
其一增加執法成本。由執法機構進行調查舉證及檢控是有成本的。一般而言，被讓座的對象包括孕婦，老人家，殘疾人士等人。若果A君要求B君讓座給予A或C君，而B君要求A或C君出示資格證明（先不談論受惠對象如何劃定，及發出資格證明的成本問題），並要求由執法機構調查確認的話。這是否表示日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派駐一名執法人員，以便所有調查確認的要求都可得到即時處理？
其二破壞人際友愛。道德行為是一種自願行為，施者表現自身的品格風尚，受者也應因此心存感恩。本來，讓座是將自身資源讓予他人的饋贈行為。立法強制後，讓座就成了一種規避刑責的行為，這樣，施者再無品格風尚可言，受者也不必心存謝意。那麼，座位就成為了有需要人士與普通乘客互相競奪的資源。長此而言，有需要人士與普通乘客的關係只會惡化，與社會所鼓勵的「傷健共融」相去日遠。
其三擾民。讓座被立法強制後，那麼，普通乘客坐在椅子上就是一種潛在犯罪，雖然普通乘客被要求讓座而拒絕讓座後，才會正式定罪，但他們坐在椅上難免憂心忡忡。就如你於夜間開啓電視，在未有人投訴你之前，你都會憂心自己會否發出噪音擾人，從而調低聲量。但對於乘客而言，他們只有坐與不坐的選擇，只要他們一旦坐下了，就是產生一種對潛在犯罪的警惕，這就是擾民。
筆者相信田北辰的變法立意是好的，但有時一動不如一靜，尤其政客宣傳的原意就是想街知巷聞，因此處理需非常十分小心，因為出醜也是街知巷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