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權力團體一遍「反佔中」、「反暴力」、「撐警察」的刺耳聲浪中，過去的周末尖沙咀文化中心劇場上演了《1967》舞台劇，是四十七年前發生的「佔中」、「暴力」、「警察／鷹犬 VS 愛國群眾／暴徒」的劇場演譯。
此劇由「一條褲製作」製作，導演是胡海輝，男女演員共七位，沒有署名編劇，劇本相信屬集體創作，基於訪問不同當事人、旁觀者、研究學者，以及從一些有關「六七」的書籍，如張家偉的《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屈穎研的《火樹飛花》等，抽取資料而寫成。
如何看待「六七暴動」／「反英抗暴」？是香港抗爭史的一部分，一場動亂？還是對中英雙方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新近成立名為「六七見證」的團體，是破天荒由當年前線警員及牽涉其中的左派人士共同發起，現在仍在招收會員。他們希望透過過來人走出來訴說自己當年的遭遇及事後的反思，「還歷史和當事人一個公道」。劇場亦以「還香港歷史一個真相」作招徠。
正如「六七見證」主席林占士所言，「六七暴動」不單是「土製炸彈」、「林彬被燒死」、「警察打死人」，很多被牽涉其中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他們的思想和掛慮。若更多這類普通人願意出來講出自己的心聲，可以豐富人們對「六七」這段相當重要歷史的理解和體會。
林占士當年是見習督察，《1967》有不少篇幅來自他作為防暴隊一員的所見和所為，由演員作出演譯。亦有部分其他不知名的警員的見證。其餘則大部分是當年左派群眾／學生的見證。
灰記早前因為工作關係，看了不少有關「六七」的書籍，接觸了林占士和一些當年的左派參與者，因此戲劇不少內容已從書本和當事人口中得知。不過，利用劇場手法演譯政治社會事件，在香港屬少有的嘗試，透過經過編排、取捨的人和事，演員亦莊亦諧的演出，較能生動地呈現當年一段其實相當血腥、暴戾、瀰漫對立情緒的歷史。
打人一九六七年四月底五月初，一場發生於薪蒲崗的工潮，為何演變成歷時超過半年的「抗爭」／「暴亂」。《1967》基本能從左派群眾和警察雙方的角度，平衡作出呈現。這對不認識當年歷史的年輕世代，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起碼對當年事件有一個較全面概括的認知。
不過，《1967》的野心不止於此，導演嘗試透過演員的自白，希望「超越」呈現「真相」︰
例如開首時一位較年長的男演員講他中學時的七十年代初，被偷偷帶到工會一個禮堂，窗口全被封掉，然後升起五星紅旗，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不知是否演員親身的經歷），然後他用反問語氣，為甚麼自己是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要偷偷摸摸的慶祝自己國家的國慶（大意）；
又例如結尾的大約半小時的各個演員的我體會，例如有女演員從當年九巴職工和太太的經歷，丈夫突然被失踪(被警方拘留於集中營)，太太在極度擔憂下，聯同其他丈夫被失踪的太太們走到警署要丈夫，由柔弱的年輕家庭主婦變成警察凜然，面對強大警權無所畏懼的市民，聯想到當今被中共當局軟禁的劉霞；
又例如有女演員說十分憎恨梁振英，很想梁振英死（此時劇場傳來一陣掌聲，大概反映此時此刻民心所向），但正如當年林彬廣播時說了很多偏頗的話，令左派群眾難以忍受的謾罵，難道真的要殺死他嗎？（大意）……
製作人希望藉這些自白賦予一九六七年更「深層」的意義，現實的意義，希望在社會紛亂、對峙的時候，提醒大家尊重民主、包容異見、珍惜生命……等「普世價值」的難能可貴。但個別當年參與者並不欣賞此一結尾的篇章，覺最後約三十分鐘的自白特別冗長，有人甚至認為畫蛇添足。看來創作人要超越這些參與者的經驗，還需要更高技巧、更精鍊的舖排。
不過，無論有心的劇場人，還是關心香港政治的人，「一九六七」的深層意義的確必須發掘，畢竟傳統左派亦是香港的一部分，殖民統治不光采的一頁亦應讓更多人知悉。
對灰記這類受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老餅，把「六七暴動」／「反英抗暴」置於香港抗爭史來「審視」順理成章。
當年資本家剝削工人，殖民政府政策完全傾向資方，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完全欠奉，連執行鎮壓任務的林占士也承認，起初市民是同情罷工工人，同情工運，甚至一些基層警員亦覺爭取勞工權益，無可厚非，因為他們同屬受剝削的基層。
五月中旬，左派群眾一連幾日「佔領」港督府，「佔領」中環，最終以五二二暴力鎮壓收場。
為何後來演變成警民尖銳對立，甚至出現你死我活的場面？殖民政府高壓統治是一個因，即透過警權暴力鎮壓罷工工人和聲援者，拘捕工會領袖，令事件惡化。但一場並非建基於本土，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鬥爭，可能就是整件事變得更「複雜曲折」的「關鍵」。從灰記所接觸的左派人士及《火樹飛花》內左派人士的自白，「愛國無罪」、「現在回歸祖國要平反當年事件」的聲音穿透其中。換言之，是杳港以外的一個「 美好家園想象」，而不是他們處身的香港，給予他們一切的動力。
為了如此單純的信念，他們的確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因為公安惡法，因為緊急條例，因為警察濫用私刑，被毒打，被判重刑。但左派人士至今(除了個別少數)依然只從「愛國無罪」去衡量一切事物，而沒有從公民與政府的關係，爭取在地的公民權利，反對一切不合理，壓迫人民的政策，甚至「當家作主」等的角度去看這場抗爭。而即使愛國，也應該以同一標準去審視共產黨統治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因此，左派緊跟中共政權所演譯下的「愛國無罪」的確非常problematic，在中國共產黨壟斷政權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磨人的政治運動以及經濟盤剝，導致中國大陸民不聊生，五十年代末更發生人為的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但在政治高壓下，敢於批評這一系列禍國殃民政策的人，不論官至國防部長的彭德懷，還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學生、教員，如《星火》的成員，都沒有好下場（這博客的上一篇的博文有較詳細著墨）。「大逃港」亦於一九六零年代初發生，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冒著被邊境軍隊射殺，被海水/河水淹沒的風險，用腳來表達對中共統治的不滿。
這些中共暴政的真相，左派報紙隻字不提，一遍「社會主義新中國形勢大好」。而中共高層鬥爭從沒停止，毛澤東為了除掉劉少奇這個威脅自己權力的政敵，一再令全國人民疲於奔命，以「文化大革命」之名，利用學生的「無知」，利用紅衛兵批鬥那些老幹部/ 官僚，又是層層揭發/批鬥的「紅色恐怖」。
對毛澤東的瘋狂崇拜，在每個左派機構都可見到。
但當時的左派報紙又是輿論一律，毛派說甚麼，他們就刊登甚麼，左派群眾就呼喊甚麼，連大陸那套「早請示，晚匯報」也傳來香港。（灰記因為工作需要，看了不少當時的左派和非左派報紙，稍為多少揭露「文革真相」的報道，都是來自非左派報紙）。已故的左派報人羅孚曾對記者說，他們辦報就是聽組織的話，替中共說謊，沒有獨立思想可言（這種辦報傳統，延續至今）。而只接受左派一套看法的群眾所培養出來的「愛國無罪」有多扭曲，不用多言。
而中共黨內的你死我活鬥爭，是極權體制帶來的通病（至今仍是中國高壓統治、貪污腐化的根源），這種毛病亦漫延香港。一個說法是，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最高領導梁威林、祈鋒（亦是中共香港地下黨港澳工委的領導），為擔心被調回大陸接受殘酷的批鬥，在香港採取「文革式」鬥爭，搞得香港愈亂愈好，搞得港英愈強力鎮壓愈好，並謊報「軍情」，令主理港澳事務的最高層周恩來處於被動，例如《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強硬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令左派群眾誤讀為北京有意「收回香港」。
張家偉和余汝信(《香港，1967 文化大革命漩渦中的香港》)都有引述的六月三日《人民日報》以「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為題的社論，確有鼓勵向港英政府「宣戰」之勢：
「英帝國主義是香港萬惡的殖民統治者，是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敵人，七億中國人民的敵人。一百多年來，這個腐朽、野蠻的帝國主義，對我港九同胞進行殘酷的壓迫。香港的軍警、特務、法庭、監獄等，都是壓迫我港九同胞的工具。……一百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幹盡了壞事，血債纍纍，罪惡滔天，必須清算。……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愛國同胞，取決於七億中國人民，而決不取決於腐敗衰朽的英帝國主義。」
而余書亦指，北京確曾考慮採取軍事行動。「1967年6月初，周恩來電告廣州軍區，關於收復香港的問題，要談一談。」（156頁）後來三個廣州軍區負責人，溫玉成（副司令員）、吳瑞林（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吳富善（副司令員兼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坐專機到北京，在機上還「興致勃勃地議論起一旦中央決定採取軍事行動的具體部署。吳瑞林說，收復香港，連南海艦隊也不必動用，四十二軍兩個團加一個邊防團就夠了。」（156頁）
但三人到京後，毛周的態度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周恩來向他們轉達了毛澤東的四點指示：「一、弄不好，把第七艦隊弄來了（灰記按︰美國在亞洲太平洋艦隊）；二、拿回香港，幾百萬人要吃飯，我們目前沒有這個力量和精力；三、國際口岸只剩一個，需要出口一些物資，進口一些物資。四、香港是國際情報城市，它搞我們，我們也搞它的。毛最後拍板：『現在不打。』」（156頁）
雖然北京最高層有此決定，但無論北京以至香港左派報紙對港英的語氣和鬥爭的調子沒大改變，左派群眾的情緒不斷被鼓動。而中共在香港代理有意把事情鬧大，甚至希望如澳門123事件般，最終令港英政府向左派道歉、賠償，驅逐所有國民黨機構，令左派團體獨大，形成英方和左派機構「合作共治」的局面。（在「六七暴動」前，不少左派機構人士都曾赴澳門取經。）
根據英方近年的解密資料，當年殖民政府因應過一但中方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收回香港，部署如何撤退。但絕不會如澳門的葡萄牙人政府般甘當看守政府。中共港澳工委低估了英國人的政治意志，即一日香港由他們統治，一日都要行他們的一套。於是，英方全面打擊左派機構絕不手軟，而左派亦下不了台，即所謂「以暴易暴」，鬥爭手段不斷升級，最終在七月發動放置真假土製炸彈的「城市游擊戰」，這亦造成了一般香港人對傳統左派陣營的反感／疏離，情願被動地「支持」港英的鎮壓及恢復社會秩序的行動。
舞台劇《1967》相當生動演譯當年的見習督察林占士如何「贏得市民的尊重」，由被一般市民討厭／害怕的「死差佬」（當年警隊貪污腐敗，臭名遠播），變成市民會對他說句唔該阿蛇（sir）的「除暴安良」警務人員。
當時他所駐守的北角經常因為有土製炸彈而封路，造成市民諸多不便，有些人甚至被延誤上班時間。當時全港軍警只有約十名受過正式訓練的拆彈專家，他們都未經訓練。面對炸彈，上頭的指示是observe and report（不斷觀察及報告）。
「但嗰啲市民個個趕路趕返工，你observe and report即係企喺度唔做嘢，等拆彈專家嚟要等到晚黑十二點。咁點啫，做人都仲要講番少少尊嚴，你做得呢個位，點都要想啲辦法，做啲嘢……」(大意)。結果演林占士的演員用長竹桿把紙皮箱弄翻，沒有爆炸，抹一把汗，市民亦高興得一哄而散。
林占士亦曾表示，當年很多市民都是從中國大陸走難而來，逃避共產黨統治，當中不少受過共產黨專政的苦頭。前線警察也有不少這類「新移民」，聽到傳聞共產黨要收回香港，恐懼和仇恨便發洩在左派人士身上。林占士說，那時警察濫用暴力，其中部分原因是恐共的結果。
《1967》的一些台詞，高度概括了當年的左派的心態和社會氣氛，「當時身為左派，嚮往共產主義梗係覺得自己先進啲」（大意）、「當年香港人對英國人無乜好感，覺得受歧視，但相比之下，佢地更唔喜歡共產黨。」(大意)
但灰記懷疑，當年香港左派人士所接觸的「共產主義」書籍，大都是中共篩選過的「正統」刊物，如聯共黨史（為斯大林獨裁度身訂造的蘇共黨史），如毛澤東選集。一位當年的中學生曾說過，每天必看《文匯》、《大公》，毛主席的著作全部看過。而已故的羅孚乾脆承認當年跟隨共產黨，完全因為「救亡中國」的一顆愛國心，對馬克思主義完全外行。
於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全人類的解放」的國際主義、「國家政權是壓迫工具，最終要消亡」等，這些傳統左派應聽不入耳，聽入耳的是當毛主席的好學生，「熱愛祖國」。至於「真正」共產主義者/左派一樣講求的民主權利、反對獨裁、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中共取得政權前不斷批評國民黨政權獨裁和壓制人權），這些左派人士至少持有雙重標準︰嚴港英、寬中共。
當香港左派「領略」殖民主義專權者對言論集會自由的打壓，「領略」香港人沒有半點民主權利，令各種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時，為何對中國毛澤東個人崇拜去到極點一點沒覺不妥？對中國輿論一律，報喜不報憂，對香港人要千方百計接濟「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親人……沒有半點疑問？
而早在「六七暴動」之前，一些比較有正義感人士所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馬文輝、葉錫恩所組成聯合國香港協會，曾到英國遊說，要求英國政府成立調查委員，督促殖民地政府改革，包括普選立法局，改革福利及勞工條例，消滅赤貧，打擊貪污及財團壟斷等（這些訴求至今只是部分實現）。英國個別工黨議員亦仗義為香港人說話，要求英國政府回應。
馬文輝等更「激進」地要求英國解殖，讓香港獨立，並提出一套本土民主自治的綱領。英國人當然沒有理會馬文輝等的訴求，即使有此想法，在中國抗議下，相信英國人不敢讓香港獨立。而當年社會普遍政治冷感，較有政治意識不是親中共的左派人士就是親國民黨人士，港獨這大膽選項應該不會廣受歡迎。
然而，香港必須改革的呼聲則早已響起，「六七暴動」可能只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正如林占士所言，當年民不聊生，社會不滿積累至爆炸邊緣，任何社會事件都會觸發抗議浪潮，要求改革的聲音。此後港英政府的一連串改革，令香港在經濟起飛之餘，各方面都有較長足的進步，實在是遲早要來的改革。
而香港本土改革推動者主要並非傳統左派。七十年代冒起的「社會派」學運/社運分子，部分雖對「社會主義祖國」不大反感，甚至有正面印象，但與「國粹派」不同，他們不會盲目迷信中共當權派的一套，更重要的是植根本土，為推動社會改革而行事，與「國粹派」探貧問苦是為了突出「社會主義祖國的美好」，突出「毛主席的偉大」（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語）。
後來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中國政治在垂死老人毛澤東把持下，陷於死局。七六年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等受壓的官僚起來反撲，以宮庭政變形式剷除毛的嫡系「四人幫」。那些緊跟中共的左派/國粹派思想一時大受衝擊，但沒有離開左派陣營的，還是緊跟黨的「愛國者」 。
而當中共由鄧小平掌權，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香港的本土改革，民主進程都在中英角力，香港人靠邊站的情況下緩步前行。而傳統左派到現在都沒有改變作風，緊跟中共當權派，而中共通常扮演拖香港改革後腿的角色，本地左派通常都擔任為拖後腿吶喊的角色。
灰記還記得當年彭定康推出類似「全民退休保障」諮詢，亦希望較大幅度增加福利開支，以追上時代需要（香港作為「先進」城市，社會福利，勞工保障到現在都是遠遠落後其他先進城市），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大發雷霆，一句「車毀人亡」，批評港府大灑金錢。當時灰記就覺得這些墮落了的「共產」官僚，心中只有資本財團的利益，不把基層工人的福祉放在眼內。至今，「全民退保」亦是很多香港貧窮長者的「夢想」。
而中共希望保留殖民政府「行政主導」威權政治，行政首長必須是他們「認可」信得過的人，與愈來愈多土生土長香港人希望有自由選舉行政首長和立法會，希望政府向市民問責的意願相違。
這種予盾累積了三十年，到了今天到了要「爆發」的地步？
若說真正立足本土的聲音，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如馬文輝、葉錫恩（葉後來成了親中保守派是後話）等的舊一代本土派，七十年代以後的由「社會派」等衍生的民主派，以至零七年天星、皇后「保育」事件所催生的新生代本土派，有沒有港獨與本土稱號，訴求都是「大同小異」，希望一個立足本土的民主自治。如何達至民主自治，民主派與新生代本土派有很不同意見，面對「強大」的一黨「宗主國」對真正自治的敵視，「激進」旳風險難估，繼續忍讓分分鐘斷送自治的機會，如何整合「抗爭 」力量，的確是一大難題。此外，面對看似牢不可破的黨國力量，一則容易令人訴諸良好意願–盡量唔好激怒「阿爺」，唔好迫「阿爺」埋牆，而忽略自己才是被迫理牆角，二則容易讓人喪失意志，隨波逐流，反而對那些好像一事無成的抗爭者/改革者感到不耐煩，改革前景的確不容樂觀。
而若把「六七暴動」也作為改革／抗爭運動來看，傳統左派群眾只能算是”accidental hero”。就是他們缺乏反思的「愛國觀」，緊跟政權的「愛國觀」，令他們不能成為可靠的改革／進步力量。當中共「治港政策」偏重商家財團及其附庸等的既得利益，包括拒絕開放選舉的既得利益（這亦合乎中共要掌控行政長官人選，立法會要保證過半數是聽話的人的「普選觀」），與改革聲音相沖時，傳統左派亦成了反改革者。
於是昔日的「反建制」，「反壓迫」的「勇士」，今日聯同所有親權力新貴，包括「勇士」們當年所唾罵的資本財團，前殖民地官僚，全力為這個民主不彰、政商勾結、敵視基層……的政權護航。這個政權至今仍未落實五、六十年代的本土民主改革呼聲，卻沾染「美麗社會主義祖國」神話破滅後，中共權力缺乏制衡的「惡霸」／「流氓」作風，威脅著香港人並不穩固的基本權利，卻受著當年「愛國無罪」者及當今「愛國有著數」者的前後簇擁 。只因為換了一面「中國特區」旗幟，一切當權者的腐敗與「倒行逆施」以及親權力者的制度同流，「愛國至上」者都可以視若無睹，他們只著力狙擊一些「改革」者的涉嫌行為不儉（例如個別泛民議員涉嫌沒有申報個人接受捐款），以及樂此不疲的跟隨中共無限誇大「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
而那些當年被殖民政府苛待，被中共「提早收回香港」嚇怕，已經不用擔當鎮壓機器的前線退休警員，今天看到中共已不避忌「君臨香港」，看到大批「愛國」者「與你同行」，慫恿警隊仇視「改革」、「抗爭」者時，會有甚麼感想，又有甚麼話要對你們的晚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