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作為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報導社會的不平等的事情和當權者不為人知的陰暗面。在三權之內的人，他們手執大權，熟識政府的運作和法律的漏洞。政府中人深諳不同部門運作的模式，很自然便會知道當中的灰色地帶和箇中的關係。這些官員每天都要面對各式各樣的誘惑，且手執公權力，定力稍遜便會墮入不歸路，永不翻身，社會亦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所以，傳媒作為第四權，調查報道公職人員失德和私相授受的行徑，繼而將這些劣行公諸香港，市民才能夠知道政府的黑箱作業。否則，市民是無任何途徑得知自己政府官員的行徑，這個城市的公權力只會愈趨墮落。第四權，是公眾制衡公權力最有效的工具，負責揭露社會權貴的不義之事。
所以，傳媒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巴十分重要，能夠確保社會的資訊流通性和透明度。記者，由是被賦予了神聖的職責：「採訪事情的全部真相」，把社會上最真實一面呈現在公眾眼前，不帶任何立場；編輯，也被委任一個重要的責任：「把記者的繕稿如實地刊登出來」。記者所繕寫的新聞稿，不論題材有多敏感，只要有足夠的證據和事實支持，就必須如實刊登，不能改動記者所寫的內容。記者必須採訪事實的全部；編輯必須把事實的全部如實刊登出來，不能加以干預；報刊高層要尊重編輯的決定，不可加以干預。這些，就是編採自主、新聞自由，使香港成為世上數一數二的擁有高度資訊流通的城市。
可是，自1997以後，香港報刊第四權的監察力不斷的下降，新聞工作者的編採自由自主程度急速下降，報章的高層開始干預新聞題材的選訂，害怕得罪共產黨，便進行極之明顯突兀的自我審查，封鎖一切針對共產黨的負面報道。記者選取報導的新聞題材開始有限制，絕對不利於整個社會的資訊流通。社會的聲音逐漸會變得單元，變成盡是歌功頌德的聲音，批訐的聲音全被打壓下去。傳媒作為第四權的監察力，很快就消失殆盡。
香港報刊的高層，為求媚共，不斷的干預報章的報道，調整報刊的立場。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努力的頂着高層壓力，守護他們的使命和理念，把公眾應該知道的事情如實報導出來。高層眼見未能控制自己聘請的員工，遙控自己投資的報刊所報導的新聞路線，便向那些「不聽指示」的高級編採「開刀」，利用自己作為老闆的灌力，即時辭退以儆效尤，叫他們旗下的記者編輯們要「乖乖聽話」，跟從高層旨意。所以，近年不同的傳媒，尤其是紙媒，都出現了「寒蟬效應」：在一輪的更換高級編採人員，或是更換一些年資較老的記者後，媒體報導的風格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結果，傳媒的立場愈來愈保守，捍衞新聞自由的員工一個接一個的離開，留下的只是聽從指令的從業員。最後，當香港人發覺連最後一個敢說真話的記者編輯都被無理辭退，他們才會驚覺言論和新聞自由被踐踏得幾近消失，才懂得要捍衞香港十分重視的核心價值。傳媒人用筆桿向報章高層抗議，發炮口誅筆伐；有些專欄作家在報章開天窗，作出最嚴厲的抗議。可是，香港人在此時才懂得抗爭和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已經太遲。傳媒高層染紅和側重中共的程度，已經超出我們的想像。專欄作家在某報章上批評其高層的處理手法和其政治決定，便被強行加上「編者按」；有些則選擇在其報章上的專欄開天窗抗議，更差點被高層封窗。在此時刻，香港人已經可以知道傳媒的染紅程度已經十分嚴重，高度自我審查，封鎖一切違背共產黨指示的意見和消息。
開天窗，在香港已經變成一件很難達成的事。抗爭的空間，在主權移交過後，已經明顯地收窄。過去的我們，任由中共將新聞自由收窄，以為一切都只是假象，明天睜開眼睛一切便會回復原狀。事實卻是，傳媒的第四權早已被閹割，傳媒集團高層不是向中共獻媚，就是傳媒集團被紅色資本收購。在紅色資本或是親共人士領導下，報刊只會變成一份只懂得歌功頌德的黨報。當香港只剩下一群只會事奉共產黨的中共喉舌，敢真正為民發聲，充當第四權監察政權的人，還剩下多少？
在現在的香港，若果還依靠傳統報章監察政權，也許已是癡人說夢。我們可以依靠的，也許只剩下自己。第四權的功能，也許已落在公民身上。天窗，也許已由報刊，轉移至網絡上。傳媒，剩下的功能也許只是娛樂我們而已。
作者：阿恩，自由文字工作者
90後教育工作者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