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蘋果日報
第二次看《五個小孩的校長》，這次還有Lilian、Alvin叔叔、元岡幼稚園的老師、同學和家長一起看。或許大家都會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呂校長的愛心和奉獻精神，放在電影溫情和勵志的一面。這當然十分重要——尤其對刻下充滿負能量的香港，的確十分重要。
但當有機會靜靜地再看一次，我卻更能細心地體會故事的另一面。這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而是關於社會制度的故事。電影開宗明義地告訴我們，呂校長和丈夫與香港眾多的專業中產一樣，對吃人的體制充滿怨氣，而彷彿他們的唯一選擇，就是離開——選擇提早退休，選擇環遊世界...事實上，對不少香港專業中產來說，他們所需的已不再是三餐溫飽，而是個人抱負的自我滿足。但顯而易見，在就連教育也高度商品化的今天，這些卑微的願望已變得遙不可及。
而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呂校長看見了這個社會的另一面，這是九龍城名校、豪宅屋苑和中產生活模式以外，又或可稱為「離地中產」以外的世界。這裡不但有社會底層、弱勢群體、貧富懸殊，有「不幸」和「需要扶助」的人；這裡更加有地產霸權（收地迫遷）、社會不公平（恃勢凌人的村委），存在活生生的、被吃人體制壓迫得更透不過氣的人——而他們根本沒有選擇離開的可能。
由此看來，《五個小孩的校長》正是香港社會的小縮影。一群對生活有要求、對現實有憧憬的專業中產，卻受制於社會經濟的客觀條件，其實多少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活在封閉自足的小世界裡，無法真正體會到吃人體制的深刻矛盾，最終只能在無奈和挫敗中委曲求存，又或遠走他方追尋自己的「小確幸」。他們往往無法將目光放遠一點，不但看不見社會更赤裸裸的一面，同時亦無法看見改變的可能。
正如我在眾多著作中不斷反覆強調：專業中產作為當代一個人多勢眾的關鍵群體，對資本主義體制總是搖風擺柳、朝秦暮楚，有時候是傾向建制，覺得主流社會挺不錯；有時候又對現實諸多不滿，傾向更激烈的社會變革，但又對變革帶來的未知前景充滿焦慮。就正如我曾在《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2012）一書中，借助以下寥寥數語所概括的：
「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無用困惑；如果命運能演習，現實中不致接納一生每步殘酷抉擇；留守過去的想法，我會否好像這樣生於世上無目的鞭撻……」──林若寧：《年少無知》
在電影中最常出現的兩句對白，其一是清潔阿嬸每日掛在口邊的：「今日唔執聽日執」；其二是呂校長經常掛在口邊的：「你有乜野夢想？」其實兩個角色和兩句對白，正好形成了香港社會上的兩極心態：其一是對吃人體制的認命和跪低投降；其二則是縱使不一定看到希望，但仍有所堅持和執著，對自己和別人的未來願意作出承擔。
電影亦同時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與三餐不繼的草根基層談夢想，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奢侈的事情。為期長達三個月的雨傘運動，難以動員為口奔馳的草根基層參與，正是最好的例證。但對於食飽無憂米的專業中產，尤其是擁有一定學歴的知識分子來說，則擁抱又或放棄夢想，說穿了其實只是一種個人抉擇，只在乎一念之差，視乎你是否願意像呂校長般踏出第一步，跳出自己熟悉的safety zone，投入一個更真實殘酷的世界。但當大家都拍爛手掌，大力推崇電影帶出的正面訊息之餘，又有幾人真能付諸身體力行？
假如單純作為一套的勵志電影，無論是大人或小朋友都會一致同意：人不應輕言放棄，人應該要有夢想！但假如回到現實的香港，則大概99.99﹪的人都會認為，吃人體制根本絲毫沒有動搖的可能！這兩者之間巨大的落差到底從可以來？就正如電影本身所一直鋪陳的，元田幼稚園從頭至尾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由始至終皆只是呂校長一人在死撐，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起死回生的可能；但亦正如片末字幕所呈現的，現實中的元岡幼稚園卻真的奇蹟活下來，而且在短短五年間，學生人數由5人增加至64人。
若把《五個小孩的校長》放諸香港，到底是這個城市是「今日唔執聽日執」呢，抑或我們仍應對未來堅持夢想呢？這實在是值得每個人深思的問題。
延伸閱讀：
〈夢生涯規——又或，又何超越專業中產的矛盾階級處境〉
〈死馬當活馬醫——《狂舞派》觀後感〉
鄒崇銘、韓江雪（2015）《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香港：印象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