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子恩
早前接受D100林忌兄訪問時，我略略談到「進步主義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之概念。可惜一如在節目中所談，令人遺憾的是，坊間在提及「進步教師聯盟」時，甚少觸及這個重要課題。猶幸陳國權先生在主場新聞撰文談及「進步教師」四字的意涵，令我再次重燃寫作本文的意志，希望可以借此良機分析香港教育制度的核心問題：對教育理論之輕視。
對於略有涉獵西方教育理論的朋友，大概對於「進步主義教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受歐洲自然主義思潮及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影響，帕克爾（Francis Wayland Parker, 1837-1902）和杜威（J. Dewey, 1859-1952）一改以往強調學術訓練，講求嚴格規訓的傳統教育模式，嘗試引進新教學方法，以尊重個體的個別喜好、需求、期望和經驗，重視學生學習動機為綱，希望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而當中「教育要使學校適應兒童，而不是使兒童適應學校的」的原則，更成為當時美國教育家最喜歡引用的金句。
儘管曾經盛極一時的「進步主義教育」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衰微，但無可否認，「進步主義教育」的理論及教育法對於整個教育界依然影響深遠，當中尤以向來重視知性教育和權威主義的亞太地區推行的課程改革最為人所認知。就以香港近年推行之教改為例，由包裝到具體內容，或多或少，我們也可以看到「進步主義教育」的影子，甚至「以生為本」（student-centered）、終生學習(lifelong learning)等關鍵字眼。然而，當我們仔細分析其推行的過程及成果，便會發現上述內容不啻是「掛羊頭賣狗肉」。
就以進步主義教育學者念茲在茲的課程設計為例，儘管我們在不同文件都經常看見「問題解決法」(problem-solving method)，但在教育現場的經驗看來，欠缺資源和相關訓練的教師根本無法讓學生透過反思自身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和需要，去建構一套個人化的學習進程。更令人失笑的是，即使教師每天在課室內用盡氣力鼓勵學生主動發問，但殘酷的現實卻是評估方式依舊不變──懂得問/答問題的、專題研習得高分的，並不等於有望入大學接受專上教育。
此外，從校內評估政策一拖再拖一事，亦正好反映當局在推行改革時根本欠缺周詳部署──老師耗費大量精神心血指導學生，但結果卻是勞而少功！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以全人教育概念為本的多元智能理論，本來以發掘學生不同潛能為目標的目標卻被人濫用扭曲異化，甚至淪為害苦幼兒的冰冷評估工具，間接導致所謂起跑線問題愈來愈早出現。而最近引起滿城風雨的中文科範文爭議又是一例──到底中文科的課程是以學生的興趣為經藉以鼓勵廣泛閱讀，還是以老師提供之美文為緯務求提升整體水平？而上述提及這一切亂象，到底又是誰之過錯？
早於2009年，本人於（見不要當教育界王維基）一文中提出一個比喻：
「你試過參與賽跑嗎？在短短幾年參與過程中，我便看過舉錯旗、吹錯哨、甚至有人給起步槍打中。如果你是一分子，你看見賽會又來叫四百米召集，你會怎樣想？」
表面上，香港教改之所以失敗源於當局朝令夕改，但愚以為更深層次的矛盾卻是由於主事者並不重視教育學理論，或只懂堆砌學術理論去自圓其說，而其他持份者，包括老師及其所屬組織，亦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在問題發生前作出專業判斷和反建議。於是，上述的問題，一直在不同的層面和範疇重複發生。
當然，要解決上述問題並不容易，但愚以為，我們可以嘗試回到「進步主義教育」的老觀點尋到出路──若果我們都知道問題的源頭，並願意主動探求解決方法，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並成為我們進步的動力。以香港教育工作者長期受長官意志或政策搖擺影響為例，我們的教師工會是否可以嘗試匯聚業界精英，成立一個更具前膽性的研究團隊，甚至影子教育內閣，而不是被動地回應政府的各項不合理政策？以國民教育事件為例，如果當時教育界能夠在影子內閣呼籲下，一早提出視野更廣的公民教育作為抗衡，情況又會如何？
後記：
在加入「進步教師同盟」的初期，我也曾擔心「進步」二字會惹人誤會。後來當我整理思路過後，便明白「進步」（progressive）一詞背後其實頗能反映我一直深信之「以人為本」精神。
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一個輔導人員，我更加珍視和關心的，是整個教育生態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以及老師們的身心健康，而這亦是，我參與今次選舉的最主要目的。
周子恩，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