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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擔與薪火相傳 追憶中大的當代儒者

In-Media編按:最近中大授課語言問題,帶出了中大傳統、創校精神的詮釋和爭論。<明報>上周刊出一篇文章,報導去年在中大舉行的又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討論新儒家。編者謂又一次,是因為這類會議其實年年都有。中大也反反複複舉行過無數次。這篇報導也說準了:二十八年後的今天,悲情不再。這種 "國際化" 的交流/交際場合,中大總是非常樂於舉辦的。剪存於此,或有助非中大讀友明瞭中大爭論的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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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慘淡的日子,新亞書院董事李祖法、沈亦珍、吳俊升、劉漢棟、郭正達、錢賓四、唐君毅、徐季良、任國榮等九人發表辭職聲明,其中「聯合制終於被棄,改為單一集權制……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無法實現……是非功罪,並以訴諸香港之社會良知與將來之歷史評判」,一字一句,滿是悲情。

二十八年後的今天,悲情不再。二○○四年年底,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海外以及本土的四十位學者於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的當代儒者---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國際學術會議」,共同探討這四位儒者的儒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詮釋及他們在當代儒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及意義。

正如主辦單位中文大學哲學系、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所強調的那樣:「香港中文大學與四位享負盛名的當代儒者淵源甚深。」

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一九四九年下旬,錢穆、唐君毅二人以流亡學人的身分抵港,在深水埗貧民區定居,與經濟學者張丕介一起創辦了新亞書院,蓽路藍縷,希望在香港弘揚他們人文教育的理想。一九六三年,新亞、崇基與聯合書院三院正式合併成中文大學。然而,最終錢穆、唐君毅等還是因為創校之理念精神不能得以發揚光大而曾辭職,壯志未酬身先死。錢穆和唐君毅均是中大的新亞創辦人,錢穆曾任新亞書院院長,唐君毅曾受聘為哲學系講座教授,並兼任系務委員會主席,他還是中文大學第一任文學院院長,兩位儒者對中文大學貢獻良多,毋庸贅言。一九六八年六十歲的牟宗三應唐君毅之約,由港大轉入中大研究院及新亞書院任教,一九七四年於中大退休。錢穆、唐君毅和牟宗三曾被選為中大最重要人物。徐復觀亦曾在中大講學研究,他對中大的教研,亦建樹頗多。

「我由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哲學系講座教授,在一個意義之下接下了他們交下的棒子。」「薪火相傳,我是建築在前輩的努力之上,作出了自己的取捨,繼續往前探索。」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教授劉述先,在主題演講《中大儒者與我在學術上的淵源》中稱自己對現代新儒學之省察的研究,就是對前輩能夠表達出來的最高的崇敬。

另外兩場主題演講分別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的《從當代思潮看新儒學》和史丹福大學墨子刻教授 (ThomasA . Metzger) 的《新儒家哲學與西方文化 概念》( New Confusian Philosophy and the Western Conceptof Culture) 。勞思光院士認為探討新儒學的未來,是希望儒學能做什麼貢獻,並提出新儒學之未來三大訴求---治療功能、宗教意識與社會功能。

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這四位中大儒者,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學術界享負盛名。這批新儒家哲人繼承宋明儒學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傳統,並以現代哲學的觀點重新詮釋中國哲學。面對三十年代全盤西化論的挑戰,新儒家學者主張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並重建中國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傳統。

新儒家在朱子學上的成就與缺失、中西哲學之比較;儒學的方法論;文化衛道與政治抉擇;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對莊子美學的解釋;儒學哲學的詮釋系統在當代如何進一步發展,成為與會學者關注的焦點。

自我意識的儒家實踐精神

大陸有十二位學者參加了今次學術會議。近二十年來,大陸儒學研究方興未艾,成就斐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陸學者反思「五四」以來至「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破壞,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被確立為國家社科基金「七五」規劃重點課題,一九九二年初又被列為「八五」規劃重點課題。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五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兩輯、《現代新儒學學案》一種,還出版了「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專人與專題研究系列。近年還成立了國家儒學聯合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鄭家棟教授個人是主張從「宗教性」方面來定位儒家的,也是在大陸學者中最先討論「宗教性」問題的。Adelaide大學梅約翰 (John Makeham) 教授在《道統與當代大陸新儒》一文中,詳細說明把鄭家棟早在一九九四年看成一位新儒的理由。鄭家棟首先把牟宗三的道統觀念區分為廣、狹兩種不同的含義。道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意識,而不是歷史文化所顯現的意義,不是仁教。這種特殊的文化意識是對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超越性和絕對性的認識和肯定。梅約翰認為這就反映了鄭家棟本人的儒家認同觀。

「他對這個特殊意義的文化傳統的闡述和辯護,對這個走向消解的群體的憐憫和悲傷,正好體現一種自我意識的儒家實踐精神。」

作為世界文化的一種精神資源 針對目前大陸有學者提出所謂的「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危機」的問題,否認中國有「哲學」,認為中國頂多只有「思想」,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學科的諸位專家只不過是用西方哲學的不同話語系統來宰割中國本土哲學。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郭齊勇教授指出,我們當然需要自覺自識與自信,中國哲學的智慧決不亞於西方。「五四」以來最大的毛病就是簡單粗暴地對待自家的文化精神遺產,習慣於以偏概全,一言以蔽之地把需要分析、轉化的價值系統,包括「人道」、「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中庸」等範疇及其背後的與之密切相聯的「天」、「天命」、「天道」等理念都當作負面的或歷史博物館裏的東西,而不肯虛懷體認。

他認為,對於本族群文化傳統的自我批判與自我尊重並不是矛盾的,關鍵是要有深入的理解與切實的分析,不要只停留在表層。

「這也是牟宗三先生的智慧對我們的啟示。」他說。

牟先生的「兩層存有論」、「智的直覺」、「圓善」等重大理論都是通過儒學與康德哲學的比較創發出來的。牟先生對儒學與康德哲學比較研究,學術界評論不一。以「自律道德」為中心來討論,郭齊勇認為牟先生對儒學與康德哲學的互通性的闡發特別有意義:對於儒家道德哲學的闡揚,康德哲學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借助康德哲學,有助於重新認識與發現儒學的價值,有助於國際哲學界認識儒學。

國際學術界愈來愈重視儒學作為世界文化的一種精神資源,對於現代人生活和西方以及全球可能發展的影響。

由杜維明教授主持的哈佛儒學研討會 ( Harvard Seminarin Confucian Studies)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參加者有來自東亞和西歐的訪問學人及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的教授、博士候選人、研究生與民間學者等,討論內容涉及到各方面對儒學和當代新儒家的批評。

波士頓儒家 (Boston Confucianism) 是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院長南樂山 (Robert Neville) 和他的同事白詩郎 (JohnH . Berthrong) 與哈佛大學杜維明等共同組成的學術沙龍,探求儒學資源可供西方社會運用諸問題。

香港中大的新亞代表了新儒學的一個中心。想起由錢穆所寫新亞校歌,其中一句:「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新亞書院的舊址是位於桂林街的一幢唐樓,現已作民居,不對外開放。但儒家的價值和倫理應值得港人去珍惜。

錢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