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有份編輯學生報出版的《中大四十年》，其中一個有分負責的稿題是在九十年代初鬧哄哄的「小報」。那時的小報，由想題目到寫稿到畫插畫排版影印幾個人可以包辦，每期掏兩百塊便可印它一千幾百份。喜歡寫甚麼便寫甚麼，要幾批判有幾批判。那個年頭，不知是否夾了在大字報的衰落及互聯網的狂飆之際，在校園裡還真撩起了一池春水。
大嗚大放過後，留下的問題是：如果說學生會、學生報因其資源龐大和有著某種有理說不清的「問責性」，所以還有成為有潛在小官僚的機會，而無法實現真學生發聲及製造校園異議或另途的文化，為甚麼小報這種更加非體制的媒體或武器，都最終失聲？究竟是一種有別於標準大學生理想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政治行動，無法透過哪怕是如小報這種媒界實踐出來，或是這根本不相干，問題根本出於別的地方？
三年前開始，inmedia提出了民間記者這一意念和實踐，不少民間記者都以他們慣常的活動領域和方法進行實驗，採索和揣摩民間記者的可能性、進步性，甚至偏鋒程度。這一大堆不屬於編輯部的經驗，編輯部已無暇整理。即是以inmedia作為根據地的一種媒體運動是怎樣，有甚麼類型，可以如何連結，有甚麼目標等，說起上來都只是抽象的，無法建基於這裡本有的風格、政治和連結而得出判斷。故當編輯部討論三周年要以甚麼作為主題時，「獨立媒體運動」這一個大字，說不定令不少編輯卻步。
心裡心裡有個謎：對比內地言論封鎖的凜烈，官方宣傳機器的大模斯樣，為甚麼同樣是作為溝通媒界的互聯網及相關的產業和文化，在內地比在香港竟要火紅？你話是抄襲的也好誘發出來的也好，外國有yahoo有google有youtube有facebook有twitter有blogger有wiki有creative commons有ebay，內地就有新浪有百度有豆瓣有土豆有創用有阿里巴巴，諗得起的都有equivalence。回頭看看香港，我們只有跨國企業在香港落腳的分店，彷彿中小型的本地網站商業非商業的，都是隱型的。
我的假設是這樣的，內地正正因為封鎖得森嚴，所以任何間隙都顯得是耀眼的光芒。加上與網絡相連的「自由」、「個人」等聯想，一放到一個幾十年來強調「集體」、「政治教條」的背境裡，一個人，對著一部連了線的電腦，就可以像一把小刀一樣把家仇國恨狠狠割破，恩仇快意自是不言而喻。加上內地人多，打個噴嚏也幾萬人嗅到，這好像叫規模經濟，前仆後繼甚麼都試也就見怪不怪。
反觀香港，被一句話騙了幾十年，令香港人以為自己只是沒民主，自由多多少少還是可以引以為傲。開電視公營電視連自己的頻道都沒有，只能攝在商業電視台的節目之間播放，到報攤報紙和雜誌多得自己都沒興趣看，幾個電台都各具深入民心代表民意的節目和主持。一時之間，表達意見的渠道都不成limiting factor，沒有意見才是難為情的秘密。然而關於香港這邊的解釋，其實像霧又像花。
近日因為要預備三周年的活動，到處向朋友收集舊刊物和作品。隨便舉個例，吳仲賢莫昭如等編的《70年代》雖然經常脫期又被港英政府查封又以偏鋒進步自居，據說還是一期印一萬份的！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大幫社會行動者，他們會關心加租、貧窮等問題，亦會思考反帝、民族的問題，共同的是他們都是行動派，挑釁起三幾十年前一波又一波的本土社會運動，為今天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條件奠下基礎。這不只是簡單一件奇聞，而是這挑戰著香港人一直賤視自己沒文化沒理想沒有政治菱角的「常識」或「前提」。
回頭看今天，缺乏一個含糊的對立面，與哪怕是簡化單薄的集體身份都無以支撐，不知誰因誰果或是互為因果：影行者一堆網台花字花月台廿九幾，阿麥序言正文陳皮村護書堡，還有幾十年來太多刊物演出書局音樂長短片，我們有沒去發掘和確認和倡議共通點？上述的媒體環境，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審美常識習見，是各式媒體實踐所針對的嗎？我們有集體身份嗎？有一把如透明間尺的標準可以一量便現形嗎？還是這把尺本無所謂存在，而需要建構或述行出來的呢？
相比起文首關於中大小報的問題，上文的問題似乎了又有所不同。前者涉及的是在一個溝通傳訊的模型裡，溝通的工具與溝通的動機的相關性為何。小報那系列問題的前提，恰恰是本文那系列問題的起點：小報小報，一般的說法裡已是把不同的小報及其搞手視為當中當然有差異的一個籠統的「類」（這），但在本文的語境裡，另類或獨立或自主的媒體，是一個「類」嗎？這個「類」所面對和身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是甚麼？這個「類」與編輯部一直在想的「媒體運動」的關係是甚麼？更根本的是，這個「類」有需要嗎？便是游移於接近／outline這個問題，及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