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特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的重點是扶貧，措施之一是撥出七千五百萬元予教育界，藉以支援貧困學生參與課餘學習活動。一個簡單直接的處理方法是：按每校貧困學子（定義為綜援家庭背景或獲全額資助津貼）數目，計算該校所得款項而撥予學校，再由學校運用撥款，提供額外課程或活動。例如全港有需要的學童為十五萬人，即每人可獲五百元津貼，某校有貧困學童一百人，則可獲五萬元津貼。
這可姑且稱為「均富」方法，其先例是已發放了多年、屬教改少數極受歡迎措施之一的「學校發展津貼」，就是按學校班數的多少而劃定撥款項目，每年由十餘萬至四、五十萬不等。學校按照發展需要，大致擬定了款項分配計劃，放於學校網頁上，便可實施計劃，而成效如何，則在每年校務報告中列明。若有超支由學校其他經費補貼；如有盈餘則可撥於下年度運用。
競爭vs公平
上述方法的好處顯而易見，它既符合公平原則，即以客觀標準（班數、人數）量度，每校皆受其惠，亦提供行政方便，即不用當局作出審批，學校也不用花精力撰寫詳盡的計劃書與報告。而更重要的是反映政府與教育界的互信：前者信任學校會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去運用津貼；後者在免卻繁複行政程序下專注履行教育專業任務。無怪乎在不同的調查中，「學校發展津貼」都被教育界視作一項德政。
可惜的是，在處理教育扶貧措施上，有關方面卻反其道而行，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將競爭機制加諸於其上！現在當局要求學校撰寫計劃書，連同財政預算，於不夠三個星期的時間內提交審批委員會；獲批與否或批予多少款項一概由該會作決定，並於截止日期內一個月通知結果。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些基本資料未見提供，這包括審批委員會成員名單和審批的準則等。教育界的疑惑還有：如果申請者踴躍，委員會可在一個月內完成任務嗎？如果申請計劃書素質相若，委員會如何取捨，以撥款予某校，而不撥予另一學校呢？
而更根本的問題是：應該使用競逐資源的機制去處理教育扶貧政策嗎？當然，競爭原則不是沒有先例，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優質教育基金。政府於一九九八年撥出五十億元成立優教基金，由學校自願申請。基金審批準則非常詳盡，其委員會成員來自教育界、商界及專業界，並有官方秘書處支援工作。運作至今，審批準則或結果雖偶有爭議，亦不失公平。況且屬自願性質，申請與否悉隨尊便。
筆者就認識到有學校經費充裕，從不申請基金者，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花精力撰寫計劃，額外承擔有關行政工作等，學校亦無怨悔，畢竟這是自我選擇。
由此可見，獲得優教基金審批，得到額外資源去推行教育改進計劃，可算是錦上添花，不申請，不獲批沒有什麼大不了，學校仍有常規津貼去營運。
雪中送炭vs錦上添花
然而，教育扶貧工程可是雪中送炭舉措。當局體察貧困學生需要，想辦法讓他們得額外支援（學業及非學業的），就應該每一位有需要的學童受惠（公平原則）。試想想，有學校在如此黑箱作業的審批制度下申請落敗，實際利益受損的是誰？責任由誰去負？怪不得有教育界同行說這個做法是「考」學校的撰寫申請書能力，或者是甪學校有否「運氣」。教育界感到不是味兒的更是一份不被信任的感覺。究竟是誰最清楚校內學童的需要，是學校當局，還是審批委員？前述的學校發展津貼則充分體現「校本管理」精神，為何現在要違背這個當局近年積極提倡的原則呢？
為了校內有需要學童的利益，筆者縱使有眾多不滿與疑惑，還是要構思申請計劃。但無論成功與否，內心仍會不安，因為我正參與一項零和遊戲，我期望計劃成功獲批，讓學子受益，但即使成功也不會令我開懷，因為我校的成功表示友校的失敗。
我更難說服自己，為何同是貧困學生，基於一些他們不能控制的因素，得不到應有的、公平的待遇。
曹啟樂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