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連戰訪問大陸的這次行程看作「第三次國共合作」，而一談到國共合作，兩岸的「正統」史觀就有截然不同的解釋方式。在共產黨而言，兩度的國共合作一次是為了反對軍閥割據，一次是為了抵抗日本，都是共產黨衷誠為國不惜與對手合作的絕佳範例。可惜蔣介石狼子野心陰謀搞怪，才弄成了個內戰的局面。對於國民黨來說，反倒是共產黨打著合作的旗號，試圖緩和被壓制的危機，換來暗中壯大自己的機會。所以國共合作也者，無非是讓國民黨吃大大虧的詭計。
這種非此即彼的刻板印象很容易蒙蔽國共合作在現代史上的重大意義。尤其是1923年開展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基本上塑造了現在人們常說的「一黨專政」「一黨治國」的模式，十分重要。想當年孫中山南下廣州，非常不滿袁世凱及一眾軍閥的統治模式，立意要把原來的革命黨改造成更有力量的國民黨。但彼時的革命黨不只渙散，而且充滿幫會色彩。
早期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就很不欣賞孫中山管理政黨的手法，例如孫中山要革命黨黨員打手印以向他個人效忠，陳就覺得是種荒謬絕倫的黑幫風格，毫不現代。所以當接到莫斯科來的指示，要他先和國民黨合作，推進第一階段打倒「軍閥和封建地主的民族主義革命」之後，才再開展共產黨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陳獨秀並不甘心。可是向來熱衷尋求外國援助中國革命的孫中山，此時卻很欣賞蘇聯來客提出的合作建議；而同時讓陳獨秀也被迫要帶著同志加入國民黨共襄盛舉的，也正是那名蘇聯派來的特使，他就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Micheal Markowich Borodin)。
說起這位外國人鮑羅廷，實在是中國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卻常在後來的歷史中被低估了他的影響力。他早在1903年就開始為列寧搞秘密工作，1905年在俄羅斯的革命流產後流亡海外到了美國。他曾在芝加哥這個當年北美的左翼基地教小學，早上教書晚上活動。1917年列寧終於成功掌握政權，鮑羅廷乃回到蘇聯，專事共產國際在全球指導的革命工作。
他去過歐洲、墨西哥和美國從事秘密串聯。1923年10月6日來廣州的時候，鮑羅廷已經是個經驗豐富足智多謀的專業革命家了。他下一步要幹的事，就是鼓動孫中山改造國民黨。後來我們知道，他也改造了中國。(二之一)
都市日報 20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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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擺脫兩岸固有的僵化史觀，就能發現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既不只是兩個主導了現代中國史的政黨如何共同對抗軍閥割據，也不只是這兩個黨彼此假意合作然後出賣對方的故事，而且還是一次奠定了現代中國政治結構的重大事件。
當時的「中華民國」，號稱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實則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滿清政權的命罷了，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個統一且民主的國家，各地的雜牌軍想搞的其實是清末以來的「聯省自治」。也就是說各個地方勢力其實是希望各省獨立，然後維持一個鬆散的全國聯盟。
就算早年的毛澤東，腦子裏也是希望湖南獨立多於解放全國。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人，則試圖在四分五裂的狀態底下，漸漸形成美國式的聯邦共和國，州有州權，省有省治，再結盟為一個聯邦政府。
可是性格有幫會獨裁色彩，思想來源複雜的孫中山不吃這套。特別是在袁世凱搞復辟當皇帝之後，更強化了孫中山那種若要結束亂象，就得大一統的思路。
英美式的政黨是先有一套政治架構，然後再發展出相互競爭但都遵循遊戲規則的不同黨派，相對而言黨內紀律鬆馳，黨員可以各有意見。
但孫中山認為中國仍然處在革命階段，要的不是多黨競爭，而是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帶領大家成熟覺醒的蘇聯模式。可是孫中山有的是意見，沒有的卻是工具和手段。
正好這時蘇聯的共產國際先後派出許多代表，協助國共合作，尤其重要的是鮑羅廷，他一到廣州就被孫中山指派為國民黨的特別顧問，地位非凡。
孫中山死後，他甚至一度儼如國民黨的太上皇，過問一切重大事務。鮑羅廷帶來的，是列寧式政黨的結構和管理手法：限制黨員自由，強調統一的思想模式，森嚴有序的階層結構，嚴格的黨員篩選標準。
這一切都很對孫中山的胃口。而且在鮑的協助底下，孫中山進一步發展了黨大於一切的「一黨治國」模式，甚至還炒掉了當時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員，只因為他主張「黨規不能大於國法」。
由此可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其實是把列寧式的政黨和國家觀念移植到中國的實驗。
自此之後，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大家都是依循同一個模式治黨治國，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一黨專政。而民進黨稱是民主進步的政黨，其結構居然也是抄自國民黨。國民黨自己呢，居然要到下一屆黨主席選舉，才開放給全部黨員直選主席。(二之二)
梁文道、馮振超
都市日報 2005-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