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洪清田
政治家站高看遠，視野廣闊、願景恢宏，但知危知機、知變應變，出入幾個世界。政治家見亂而安、見異而喜，承認亂和異的風險為正常和應然。政治家是領導一代人，為一個時代創制的人物。政治家第一步是尊重對手異類，找出對手異類出現和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
曾蔭權報名參選特首時，在職業一項填上「政治家」 (politician )，引來一陣議論。兩、三天後，他立刻解釋，說是翻譯上的問題，承認把politician譯做「政治家」有點「作大」，但又不能用貶詞「政客」
。再過兩、三天，當選後，他着意宣稱自己是「公僕」，不再是「政治家」。
「公僕」和「政治家」不單是一個中性的職稱，而且是有更豐富的語文內容和文化內涵。這次出現的問題，從一個側面折射香港政治和管治在中西之間的重重認知真空。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橫跨中西方千百年的文化體系，歷史罕見，經七、八年的實踐，大小問題不少，成效差強人意，距二十年前想像很遠。現在任何人如能做出成績，扭轉頹勢，肯定是政治家。
公僕面對世界亂象
「公僕」主要是一種身份，奉公職守、謙卑勤奮，不僭越，不做不錯，但求無過、不求有功。「政治家」主要是一種志業和作風，領導一個社會，大破大立，為一個時代開天闢地、創制設典、立身立德。香港現在需要的，正是一個以「公僕」身份，做「政治家」的事的特首。曾蔭權可能是以此自許自勉，理應樂見其成。但後來自稱「公僕」，也是合乎身份。但若是不知底蘊，則應加速補課。
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歷史罕見，問題全新，但也不是真空中獨一無二的自生自成。畢竟，不論中西，都是人類社會。香港的問題，有些可以從中國內地、有些可以從西方的過去和現在找到對應的比擬和借鑑。香港問題的難度，在於要在中西矛盾和統一同時並存、機遇和危機同時並存、正負同時並存之中走出一條路。這是香港的獨特困難，辯證地，也正是香港的獨特動力和空間。
百年英治，香港引入世界最前列、與西方接軌的
「香港體制」，成為中國大地唯一可以持續建立一個以專業體制和精神為基礎的利商環境，屢創經濟、管理、管治、法治和廉政奇跡，但港人只以表面的器用和功能看社會，不知、不理英人移植來港的體制背後都有源遠流長、千絲萬縷的文化歷史和哲學網絡聯繫。十九世紀，鄭觀應、洪仁玕、何啟和孫中山等能看到「香港體制」的整全意義和多層次內容，並且結合中國內地的歷史需要，把「香港體制」引入內地。之後港人對「香港體制」，學乎其中、得乎其下。
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香港體制」由英人負責「上層建築」 (危機處理和反省、平時管理和運作、政策加減調整、體制改革和變遷)，港人精英負責二、三手操作和執行。戰後五十年香港騰飛時，各種專科專業精英和行政專業精英同樣不知「上層建築」為何物，不知一個現代社會總體怎樣運作，甚而以不知為知。香港的精英是以專業主義為基礎的中層、功能、執行精英，香港的現代性只是「類現代」。香港有公僕，沒政治家。公私精英和成功人士的視野只及於局部的、分割的「香港體制」，而且短視，限於操作層面，要現買現賣，一次次買斷。對總體的、跨部門的、有歷史文化來源的、原理錯綜複雜的「香港體制」，他們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不知其然。
「香港體制」錯綜複雜
二十多年來，內地和香港官民對香港的認識、學術界對香港的研究，都只着重政治經濟和管治的最低、最基本操作層面：政府設計和推行、有目的性的物質及精神秩序。內地和香港官民和學術界都忽略和操作層面有機相連、息息相關的三個層面；民間社會自流自由、無目的性的物質秩序；集體 (大眾和精英平等參與)的利益、認同及文化身份、無目的性的秩序；個人 (精英突破和創意 )帶動的、有目的性的總體存在意識及秩序。
回歸七、八年來，治港專業 精英(專科專業和行政專業 )簡單把「專業世界/ 體制」擴大為「政治世界/ 體制」和「管治世界/ 體制」，自囿於無矛盾的、秩序井然的「專業世界」裡，和外面矛盾叢生的「真實
世界」脫節。每種專業精英都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自成邏輯和規律的世界觀、知識論和道德美學，建立一個體制和程序。
歷史實踐證明，能有效控制和改變客觀事物和現實。外面世界和社會的現實和現象，卻是矛盾叢生，或不成系統，或各成系統，各種各樣的獨立系統無數，系統與系統之間時而互相適應、時而格格不入，互相交纏互動轉化。公僕面對這種真實世界的「亂象」，窮於應付，只能依章工作，難免苟且因循以自保。
七、八年來，香港管治和政治上的二、三十次事故和爭議，不少都可以看到，專科專業精英和行政專業精英轉為管治者後，出不了自己的「專業世界」和「官僚世界」，欠缺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管治的知識和敏感度。爭議和格鬥得不可開交的雙方，很多都還未進入「政治世界/ 體制」和「管治世界/ 體制」層面，雙方都給「專業世界」和外面「真實世界」的對流、互動拋來拋去，震動全社會。
身體力行立身立德
政治家站高看遠，視野廣闊、願景恢宏，但知危知機、知變應變，出入幾個世界。這是一個由未知走向知、由不然走向然、由誤走向正、由非走向是的過程，要面對亂和異的風險。政治家見亂而安、見異而喜，承認亂和異的風險為正常和應然，在亂和異中取事，與亂共舞、與異共眠。他們駕馭亂和異，把自己的主動性推進到原先異類佔據的領域，把自己的主動性推進到原先異類佔據的領域。政治家是領導一代人，為一個時代創制的人物，其實只是從複雜形勢的矛盾中理出一個自然、應然的狀態，順勢而為而已。
政治家第一步是尊重對手異類，找出對手異類出現和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沒有也要找，找不到也要找。第二步是坦然服膺社會的客觀理念、價值和和標準，接受裁判規則，以趨近事理的客觀性服人。第三是放下自己成功的過去，不以之作為今天這場「戰役」的資源，而是一次一次計，徒手公平對決。第四是開誠布公，坦然接受無日無之的大大小小的成敗裁決。不論具體目標能否達到，身體力行，有諸內、形諸外，已可立身立德。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大公報
2005-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