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自由」其實是權力壓迫的手段
文／董伊
邁克爾·諾斯（Michael North）的《葉芝、艾略特、龐德的政治美學》探討了三位英美現代主義詩人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葉芝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艾略特對傳統的推崇、龐德對「全體人民」的頌揚都是在反抗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個人主義。然而，不久之後三位又自相矛盾：葉芝批評人就像機器雕刻出的點狀和菱形符號。艾略特和龐德也以堅定的個人主義口吻聲稱：「真理在於個體」。這個矛盾源於自由主義本身的矛盾。
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許諾的自由實際上是與社會完全脫離的。自由在古典理論中通常只用於描述群體的選擇，且選擇內容都是明確的。相比之下，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自由似乎落實到了個人，比如「自由的味道」，而自由的內容卻被拋棄。自由變成了一句空話，無內容的許諾，一個看似完美但沒有用途的制度。
黑格爾和哈貝馬斯都認為抽象的自由是權力進行壓迫的手段。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用抽象的自由將社會分割成一個個單體，使用的策略仍是「分而治之」。典型的資產階級個體就這這樣分裂的：一邊是被奴役的肉身個體，另一面是夢境般的抽象個體。同理，整個資產階級也是分裂的：一邊一起信仰具體實在的既得利益，另一邊則相信資產階級本身、甚至階級共性根本不存在。
誠然，個人化，或倡導個人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同一化手段。每個人都被賦予一種與其他任何人不同的個性，以便被資本主義掌控。由於自由是空洞的，許諾個人自由反而成為一種剔除差別並同一化的手段。它將個體轉化為工業資本主義機器所需要的零部件，隨時可以更換。此外，資本主義現代社會還會在個人與社會間安插類似「國家」、「權利」等概念來遮掩二者的分裂，於是抽象的自由延伸出抽象的群體。其實，「國民」只是一個簡單的和，並沒有精神化、精髓化。
二十世紀初的法西斯主義之所以吸引三位詩人，部分原因在於它可以將所有的反自由主義思想集一身，以此將自己至於黨派政治之上。左派和右派均認為個體必然是特定社會的一員。他們都不相信個體可以像自由主義所言那樣保持中立，自由選擇。對於三位詩人的政見最精辟的說法也許就是：一部分共產主義者，一部分法西斯主義者；在其馬克思主義信仰中仍存一絲君主主義；而在內心深處卻是對秩序仍懷有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盧卡奇認為研究歷史具有革命意義，而三位詩人則認為研究歷史是反動的。他們隨時可以在左右間改變立場。盧卡奇一度滑向斯大林主義，即一種壓制性的反現代主義美學，而三位詩人也醞釀了一場革命，用以顛覆自己賴以生存的文學傳統。
也只有這樣，從左右兩面同時夾擊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個人主義，才能捍衛實在的個體自由與社會。三位詩人都力圖將現實的個體從理論的個人主義上松綁，正如艾略特所言，「把人類的多樣化和特征從自由民主的純物質個人化中解放出來」，為龐德所稱的「沒有理論或意識形態壁壘的」個人主義而爭辯，將個人從「殘暴的人工機械化的爪牙下」解救出來。他們希望回歸的不是一個依靠機械原理運作的資本主義或充斥著空洞許諾的自由主義，而是一個具有共有價值觀的社會。在歷時維度中，自由主義淡化歷史的意義，切斷個人與歷史的聯繫；在共時維度中，它貶低階級意識，切斷個人與社會和的聯繫。三位詩人要做的正是彌合過去於現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斷裂，創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個人的一切將會連接當下以及過去的諸眾。
艾伯拉姆斯指出，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創作理論都致力於彌合主客二分、個體與社會的二分。個體與集體間的矛盾自然轉化為文學自律與他律間的矛盾——創作應該基於個人的靈感還是市場壓力？如何在一部作品中做到二者兼備？浪漫主義著筆於文學自律，用詩人的想象力和想象世界滿足市場需求，用傳統文學中和諧的抒情品質治愈初期資本主義對英國社會造成的傷害，撫平社會矛盾。現代主義詩人的策略則是展現文學自律與他律之間的矛盾，公開地宣稱像浪漫主義詩人那樣憑想象力去創作已不切實際。唯一仍堅持陣地的只有唯美主義。雖然「為了藝術而藝術」是「為了錢而藝術」的反撥，但這種主張過於極端，逃避到一個遠離現實的仙境，達不到任何社會功效。只有像現代主義那樣完全投身於他律，用時政指涉生硬地打破傳統文學平滑、和諧、治愈性的抒情品質，才能如實地用去中心化、碎片化來再現眼前被個人化、缺少社會的現實。如此，現代主義呈現的美必然是失敗的。但失敗是必要的：只有再現亂象，才能喚起對統一和秩序的渴望。
所謂英美現代派政治美學策略就是《駭客帝國》中的那顆紅色藥丸——通過虛構文本的字面義與映射現實的引申義之間藕斷絲連的矛盾（張力）故意混淆文本內的虛構個體與文本外的真實集體，用時政指涉破壞傳統美學治愈的功效，進而打破讀者對浪漫的期待，將一個被極端個人化、碎片化的現實呈現出來。簡單來說，就是用文本內極端個人化（個性、不和諧）的普遍來喚起文本外的讀者對普遍的極端個人化的認識。在資本主義下的現實社會中，個人化是資本主義同一化的手段；而在現代主義所倡導的他律文學中，去中心化、碎片化是現代詩歌一統文學界的手段。現代主義巨作——《塔》、《荒原》、《比薩詩篇》——不是用來展示如何完美地解決社會或美學不合，而是用來將不合本身轉化為一種創作原則。只有這樣，再能真實地再現那些被空洞的自由奪去了社會性的個體是如何被集體奴役的。
［書架］邁克爾·諾斯（Michael North），《葉芝、艾略特、龐德的政治美學》，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