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按: 這是一篇趕客文章, 是我早前將世貿事件和後來的討論整理, 讀來有點過時了.
世貿會議終於結束,香港人「被逼」上了一課「全球化政治與國際示威入門」。有幸如此近距離觀察整件事,不禁令我反思,歷史在不斷重複嗎?
世貿旨在促進全球貿易,結果是擴闊貧富懸殊,世界陷入「富國越富越保護,窮國越窮越激進」這樣一個死胡同。當貧富不均到達一個爆發點,苦絕的民眾逼於反撲,示威甚至革命變會出現。當中有的給鎮壓下去,有的則成功將人類文明推前一小步。
這樣的進程,歷史書早有太多敘述。當中最響亮的一個,莫過於法國大革命。1789年,貧富懸殊已在法國社會形成死結。在巴黎,佔人口1%的第一、二階級(貴族與僧侶)過著奢華生活,其餘99%的第三階級平民卻水深火熱。結既然解不開,唯有一刀割裂。民眾湧到梵爾賽宮,國王路易十六逼於重開三級會議。與會代表談不攏,會議拉倒,民眾走到網球場繼續開會。這時有一些第一、二階級的知識份子,毅然加入第三階級,並發表「網球場宣言」,揚言不立憲不散會。後來,革命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並進入「雅各賓恐佈時代」,這是後話。
當時平民的生活和心理是怎樣呢?在韋爾斯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H.G. Wells),我讀到這樣的一段日記:
「星期一清晨,母親在骯髒的閣樓醒來,聽到孩子們索麵包的哭聲。做母親的必須上街去,到麵包房前排隊。在那裏一眾捱餓的母親們,彼此同情而憤怒。啊,我們這些不幸的婦女,為什麼來排隊買麵包,而不去貴族的府邸找出事情的根源?走吧,讓我們集合起來,到市政廳去,到凡爾賽宮去...」
讀到這裏,再回想那一星期的反世貿示威,會不會覺得法國大革命的成份似曾相識?世貿的傾斜政策,令富裕國家可以用牛奶來餵豬,同時第三世界的農民卻負債累累,怎樣努力耕種,都擺脫不了赤貧飢餓。久而久之,貧民起來抗爭,要衝擊世貿會場。而會議一如三級會議,沒有令人滿意的協定。而反世貿的示威者當中,就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如同當年加入第三階級的貴族。
另一個巧合是,反世貿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脈絡裏,同樣只有貧富懸殊而沒有暴君暴政。在林達著的《帶一本書去巴黎》,就有這樣一段話:
「法國革命的象徵,就是攻陷巴士底獄。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國國慶。
「在巴士底獄被攻陷的時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論是誰,假如平心靜氣下來,都會承認,在巴黎這樣一個大都市,在它的頭號監獄裏,只關了七名囚犯,這在數量上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證據。」
路易十六最終給送上斷頭台,很有點冤,他希望有所作為,但他的能力不足以抵抗滔天巨浪。同樣,今天世界各國的人權和自由等發展已遠超二百多年前任何一個國家。世貿造成嚴重的全球貧富懸殊,並不暗示背後存在一個施行暴政的成員國。事實上,要加入世貿便要遵守他們的遊戲規則,反而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暴政不會出現。
仿佛歷史只是換了舞台,角色依舊。1789年換成2005年;捱餓的母親變成捱餓的農民;法國延伸到全球,階級鬥爭由國民與國民間發展成國與國之間;凡爾賽宮換成會展新翼;三級會議變成世貿會議;這個時代同樣只有貧富懸殊,沒有暴政。
唯一不同的是,今日只有示威,而不可能有革命。即使反世貿的示威者包圍了會展新翼,即使他們走到灣仔運動場發表「運動場宣言」,即使他們像攻陷巴士底獄般攻入會展,即使他們把所有與會代表送上斷頭台,那又怎樣?二百年前,這樣做可以結束一個政權;二百年後,試問哪一個政權會因此而瓦解?世貿成員國只要重新委派代表,會議又可以如期舉行。換言之,即使反世貿和法國大革命有很多相似的成份,即使梵爾賽宮的幽靈今天重臨,結果,都不再一樣。
這就是今日全球化政治的新形勢。世貿、世銀、世衛等世界性組織已發展成一個龐大的政治有機體,成員國彼此依賴,互輸養份,才能保證有機體的健康。過去革命針對一個政權,今天的世貿卻不是一個政權,而是很多個政權合成的有機體,腦部則由幾個強國在指揮。如果這個有機體有一天不幸變成一頭怪物,那會怎樣?你可以企圖打倒它,但最終發現只能僅僅消滅其一小部分,沒錯,你打擊了它,卻能消滅它嗎?
面對這種新政治形勢,歷史的預測力失效了。或者這是杞人憂天,因為成員國之間自會互相制衡。問題是,今日的貧負懸殊,這個有機體脫不了責任。如果世貿純粹是一個經貿組織,大可用「股東最大利益」原則來推搪貧富懸殊問題,但世貿卻是個徹底的全球「政治體」。試問哪一個政府可以漠視國家的貧富懸殊走向失衡,卻又獨善其身?如果世貿這個「政權」奉行自由市場經濟,那更加應該消滅補貼這種干預。
或者,人類歷史的發展只是脈絡在變,行為卻不斷重複。在推動世界進步的過程中,犧牲,往往是為歷史這個龐然巨物注入能源。世貿來港前,香港人對世貿的認識就只是「促進貿易賺多些錢」。農民的問題呢?即使他們已有自殺犧牲的前科,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於是雙方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農民激進犧牲,世界還不太關注,但正因為世界還不太關注,他們只有更激進和繼續犧牲。這令我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一句對白:
“People are going deaf because music is player louder and louder. But because they’re going deaf, it has to be played louder still.” (因為音樂越播越大聲,他們聾了。但正因為他們聾了,音樂還是播得越來越大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