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去曾來，特區政治出現新格局。曾蔭權民望高企、決策明快，令特區政府有了點復興氣氛。相信中央領導人慶幸作了撤換董建華的決定，而香港市民亦對新政府有了點盼望。
曾蔭權能力比董建華強，相信是香港市民的共識。不過也有人指出，不應由董建華一個人背負了特區政府施政失誤的責任。香港政制設計本身就有缺陷，特區政府施政困難亦因此而起。
無可否認，特區政制設計是有缺陷，但世界上任何一個制度都有缺陷，也會在不同時期出現有能或者無能的領導人。在歷史發展中，人的因素不是唯一，但也是非常重要。
我同意的是特區政府施政失誤不但是董建華能力問題，而是他在過去幾年間改變了管治秩序，舊的打破了，新的是不濟事，結果是一塌糊塗。所以曾蔭權確實面對一個棘手情況，這個情況倒不是甚麼政制設計缺陷造成，而是要重建管治秩序，而這並不容易。
探討這個問題，適宜回顧一下歷史。自從香港本土民間社會在六、七十年代逐漸成熟後，港英政府銳意把公務員本地化，以他們作為骨幹的管治力量。公務員被培養為善於與本地工商專業精英合作，採取以工商專業利益為主導的政策方針，但緊守大權獨攬的原則，維護自己作為「球證」即利益仲裁者的角色。
上述港英政府建構的管治秩序，兼顧了香港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鞏固本身權力的需要、以及以公務員較為中立的地位維護港英價值觀。
在港英管治後期，因應回歸形勢及本地民主派的興起，在管治秩序內吸納了民主派的元素。港英預計到，民主派對價值的執着會比實用主義的工商專業精英強，民主派進入建制有利於遏阻香港在回歸後太快地被大陸同化。
公務員適應民主派這個新夥伴不太困難，但工商專業精英與民主派既有意識形態矛盾，又見到民主派與中央抗衡，因此兩者難以合作。有鑑於政治形勢趨於複雜，新管治秩序未必穩固，英國派了政壇重量級人物彭定康做末代港督，憑藉他的政治技巧維持管治秩序，並在回歸前開創了一段繁華時期。
可是，有人出了主意，特區政府成立後搞甚麼管治聯盟，由本地左派和商界組織管治聯盟共同執政。在回歸初期，民主派由於與中央關係惡劣，很快被排斥在建制之外，但在陳方安生退休和實行高官問責制以前，公務員系統對管治聯盟還在負隅頑抗。這種抵抗終於在二○○二年實行高官問責制而結束。
至此，回歸前的兩個主要政治力量──公務員和民主派──被排斥在管治秩序之外。又由於沒有了公務員這種較中立的利益仲裁者，工商專業精英在秩序內的參與出現了變數，再加上本地左派與這些精英其實共同語言不多，所謂管治聯盟只是一盤散沙，管治秩序蕩然無存。
中央下決心撤換董建華，使香港出現轉機。曾蔭權的迫切艱巨任務是重建政治秩序，他要決定是否重新肯定公務員和民主派在管治秩序內的角色，又要設法令各種不同政治力量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對抗。可能有些人有「以夷制夷」的壞主意，希望由曾蔭權來「收拾」民主派和公務員，希望他不要墮入這個圈套。
盧子健
蘋果日報
2005-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