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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張秀賢:社區危機催生出的社區參與

【文化論政】張秀賢:社區危機催生出的社區參與

圖取自張秀賢facebook page

民主派在元朗進行地區工作,往往都是吃力不討好,努力難以化為議席。在上屆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撇除6席當然議席,36席直選議席當中有15席有民主派出選,只有5席當選(雖然已比上屆多取1席);即使是形勢一片大好的2003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也只能取得7席,可見元朗真的是一個民主派難以攻下的地區。

難以攻下之地

在長期弱勢的情況下,民主派是少數中的少數,頂多只有動議與和議的權力,提出的議案大多時很輕易被建制派與鄉事派聯手否決。

過往民主派甚少經營元朗,主要有兩個原因:努力與議席難成正比、鄉事勢力扎根。

民主派在地區的資源比建制派而言必定處於弱勢方,論物資又不夠對手多,議題滲透也難比得上建制的地區衞星組織。再加上元朗區議會當中,不少直選議席也是市區、鄉村混合選舉,使選區結構變得更為複雜,一般政黨或素人難以經營,努力未必可以化為選票,遑論當選取得議席。

元朗區議會的當然議席是新界9區中的第二多,6名鄉事委員會主席自動成為當然區議員,僅次於離島區議會的8席,反映鄉事勢力在元朗能夠左右大局。上屆部分鄉事派與個別建制派、民主派聯手,在區議會主席選舉中成功拉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這亦不難發現部分傳統鄉事派與主流建制派大黨也存有競爭關係。

在當然議席的先天制度優勢,加上今屆最少有12席元朗區議會直選席位是位處鄉界,以及鄉事勢力對部分市區席位有一定影響力,民主派要突破建制派與鄉事派的包圍網,就顯然更困難。

民主派在先天選舉形勢已處於落後位置,因此必須更加用心、努力,方可令元朗區有新的突破點。在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人經歷一個動盪的政治變化期,而元朗人在7.21事件、天水圍包圍警署的人群遭煙花擊中等暴力事件後,更發現身處社區的安全問題成疑,極端鄉事勢力和黑幫分子對社區造成不少潛在危險。

在這種社區危機下,居民反而變得團結,思考如何可以使社區變得安全,成為我們推動社區參與的契機。

過去一個多月,我們都在新聞畫面上看到,每逢天水圍警署發生包圍事件,不少身穿街坊裝的鄰近居民都會在附近觀察,在警察圍捕時都願意挺身而出,保護年輕人。在朗屏西鐵站附近的連儂牆也是一樣,每當有人撕毀連儂牆上的文宣,不少附近街坊都會「撕一貼十」,很快就重新布置附近的連儂牆。

筆者接觸得較多的元朗西鐵站鄰近大型私人屋苑居民,每當元朗西鐵站連儂牆被破壞,或是附近地區有大量不知來歷人士聚集,他們都會互相通報,並且到場觀察,確保社區安全。在元朗出現群眾運動或建制社團動員時,他們亦會組織急救隊,在附近隨時候命,照顧可能出現的傷者。

從社區贏回香港

反修例運動是一場無大台、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當這場社會運動散落不同社區,也可以為社區參與帶來改變。社區自發的連儂牆或急救隊,本身就是一種由下而上形成的社區組織,透過共同信念拉近鄰舍關係。

在元朗,這些民主派處下風的地區,作為地區工作者更應為致力推動一些社區社群的形成,建立居民互助,讓街坊可以齊上齊落。

經歷過百餘天的運動洗禮,地區工作者應該提升自我理解,了解自己肩負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從社區贏回香港」。在歷次DQ,加上建制派的劣質議政,只懂為港府政策背書的表現之下,區議會這類體制的認受性已大打折扣。

相比依賴體制,個人、群體的力量便顯得較為重要和可靠。因此,在這個時代參與地區事務,以至有意競逐議會席位的有心人,均應對香港人作出莊嚴的政治承諾,尤其是讓不信大台、不信體制的抗爭者,建立對地區工作者的信心,令他們願意信奉民主、支持抗爭的地區工作者,願意跟他們走在一起。

祝願各位有心的地區工作同道,區政順利,與市民、抗爭者繼續走在一起。

作者為元朗地區工作者、中大學生會前會長。

本文刊於2019年9月23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