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所舉辦六四燭光晚會，近年開始受到有關「儀式化」的批評。直至今年，批評演變成「悼念是否有完結」的講法，彷彿又與「社會運動無用論」的功利主義思考有某種奇異的重疊。不管所謂「完結」是指晚會與中國的扣連，還是維園的燭光自此應該消失，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新的思潮也是我城敵我之分下的新戰場。
八九六四來到第二十七個年頭，港人的哀傷是否有所減退？而在本土（或年輕一代）的思潮下，支聯會所主辦的六四悼念晚會以至悼念本身都受到衝擊，那麼八九六四之於兩者之間意義又在何處？這些問題或許問得很實在，彷彿沒有帶有任何情緒。但在這些有關六四的提問裡，我們可以看見此際香港存在兩種全然不同的人——見證六四發生而深受影響的那一代人，以及沒有六四經歷只能遠觀的年輕一代。而兩者之間的鴻溝，恰好就在「見證」的分別上。
見證者與後來之人
見證六四，或許是一件無法透過想像去接近的事情。見證六四並不只是見證那一夜坦克駛過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殺戮，而是對於當時的港人而言，由積極參與到見證極權的可怕、理想的破滅，中間近乎精神創傷的感情轉換。
當時仍然是殖民統治的香港，可以想像政治參與的程度固然不高，取代的就是對經濟發展的追求，然而，八九年是一個重要的轉向，不只是有一百萬人的環城大遊行，今時今日都難以想像的馬場政治集會，甚至喉舌報都竟然有自己發聲的一刻。除此之外，我相信在八九年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心底裡的故事，值得書寫的故事，而這些小故事正正就是當時的政治氣候的反映。像筆者一位當時約二十歲的老師所言，在八九年間他才突然發現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這個講法跟香港作家西西的作品《浮城誌異》一脈相承，作為殖民地生活的人本身就是一種「無根狀態」——身份認同的無根，漂浮於陸地上的城市人。
然後，那一夜屠城令這場政治運動成為未完成的運動，所有情感停留在當時當刻的傷痛下，留下來的只剩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以及那一股精神創傷的陰霾。
之所以謂「見證六四」是一件無法透過想像去接近的事情，是因為那一種創傷或當時的歷史背景只能透過共享的經驗成為緊密的共同體，並非作為後來之人的年輕一代所能完全理解。而這一分野，筆者相信就是當下對於悼念的爭議的背後社會脈絡。縱使像筆者一樣受六四晚會感召而高舉燭光的年輕一輩而言，那一代的經歷想必也是相隔一道鴻溝，因為前者僅僅出於道德上的呼召，而後者則涉及更為深沉的記憶。正如李卓人在一訪問裡提到，不少人至今定睛燭光仍然淌下一行淚痕，那一道傷痕可想而見。所以，當下紛紛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一代，自然無法與見證六四的一代調和，因而提出「悼念是否該完結」其實可以理解，但絕不表認同。
跨過那一道無法跨過的鴻溝
更廣而論之，年輕一代之所以會如此「抗拒」，其實亦與自反國教而起的「自我意識」膨脹不無關係。學生身份參與政治是來自反國教的思潮，它標誌著新一代積極參與政治的同時，也說白了一種「世代之爭」，不管是上一輩認為我們「搞事」，抑或對於泛民議會政治的諸多不滿。它是對自我的一種建構，而這一種自我身份或多或少都具有「排他性」，去完成自己準備取代上一代的世代形象，一個完美的英雄形象。再者，網絡文化的介入直接催生了意見分歧即離異的社群形態，網絡全面「高登化」亦進一步令敵我區分愈演愈烈，彷彿我城已經再沒有空間讓民主在討論共識的土壤上萌芽。六四也存在同樣的境況，為六四而感到傷痛的人與後來沒有六四經歷的人，兩者的差異造就了分裂。這是一個時代的悲涼，而作為自反國教而至的我們必須反省。
誠然，「見證六四」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但在當今敵我區分之風正盛之時，盡可能地去認識，更甚相互理解，才是我城「希望政治」的路途。六四燭光晚會並非必然的事情，它可以隨時消亡，然而，每當筆者看到那些從維園的高處上所拍攝的照片，那一點點的燭光相連遍一整個球場，我仍然會覺得二十多載仍然堅定的港人是一個奇跡。如若我們所共同願望的是香港的民主，那麼這一遍的燭光又代表著什麼？他們不也是香港人嗎？香港的民主難道不包括他們？這些問題，將交由我等提倡「新政治」的年輕一代去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