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金鐘添馬公園連日舉行「罷課不罷學」公民講堂，總不乏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副教授陳允中身影。上午在青山公路嶺大授課後，他便隨即趕到金鐘，四處觀察、拍照，雙目閃爍著孩子般的純真、理想，儼如一名樂在秋季大旅行的諸事小孩。然而他卻是「公民講堂」的爸爸之一，以半鹹淡的廣東話統籌著各個課堂的單位，全為著支持學生「strike for learning（因為想學習，所以罷課）」，把台灣爭取民主的經驗播於香港，讓民主成為港人的信仰。
諸事民主 不受地域所限
2003年3月，陳允中第一次踏足香港，面試科技大學一份教職。跟著學者大隊走著走著，他忽然聽到學生吶喊口號，隨即滿心歡喜地離隊，「哇，校園有示威啊好興奮！」。怎料上前一看，才發現誤會了這些校內的迎新、換莊活動。那一行，他只留了一星期便回到美國工作。
同年12月27日，他收到科大收職取錄通知來到香港，知道1月1日有針對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遊行，他便決心要參與，「睇一啲報紙冇講嘅嘢」，去了解香港。「所有社會最大的矛盾，會爆發呢，一定係呢個城市最大的特徵。所以呢，了解呢個地方，一定係去最弱勢的地方，最多矛盾的地方，去了解呢個城市。」這是他城市研究的方法論。
對那時厭倦在美國當二等公民的陳允中而言，吸引他來港的只是一份教職和華人主導的社區，一切都是意外、緣份，「點解香港其實係唔重要，我其實揀咩地方都一樣」。他猶如一隻白鴿子，帶著代表民主、和平、愛的橄欖枝葉到不同地方同付出，他稱之為「補位」，為民主運動發展補位，只要需要到他，他便會身處其中。「好多人問我：『你鍾意邊個城市?？』我講我鍾意一個可以俾我參與改變嘅城市。一個城市，如果係我可以搵到，我可以參與改善，去改變的話，咁我一定會鍾意呢個城市。」馬來西亞如是、台灣如是、香港如是。
革命是為了更美好的愛情
作為馬來西亞第二代華僑，陳允中自小就上華文學校，成績優異，是典型的乖巧書生。他的父母也是執教鞭的，而且更是資深教師，所以他的老師都是其父母的學生。他形容小時候的日子十分「戇居居」，保守到在家中聽到馬來西亞的國歌，也會於空無一人的廳中起立跟著唱。青少年時，精力充沛的他又無法消秏青春，即使拍拖，他的老師也會告訴父母。「所以你知道我有幾苦悶啦大佬。頂，拍拖都係有咁多spy（間碟）spy住。所以係唔快樂，要保守，要聽話，要愛國咁樣囉。」
直至他去了台灣大學修讀機械系二年級時，被葉啟政教授的通識課啟發，接觸到現代社會和人的關係，他便「開腦、開眼」，得到政治啟蒙，積極在台關心馬來西亞的民主、文化、教育、環保等等議題。不過，拉他到政治本土運動的還是一位女孩，那位擔任馬來西亞學生會主席的女朋友。那時，二人攜手鼓勵其他學生先了解台灣民主運動經驗，從而幫助本地民主，及後推至馬來西亞。他們深信「如果唔了解台灣，就唔可以了解馬來西亞。」無奈，學生會經過他們那一屆後便青黃不接。可是，這一切一切卻把他定形成「國際在地主義者」。當年，他22歲。
在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修讀的時候，陳允中主力本土化研究，推動社區民主，例如為社區設立民主制度、組織。這是台灣推動民主的方法，從社區一步一步做起，成立不同中小組織，從而集起來推動更大力量。
及後，他到了美國加洲大學修讀博士，但礙於當地種族歧視嚴重，白人當道的制度下太狹窄，無力伸志，只能關心華人歧視問題，他憶述「我係嗰邊會死啊」，便萌起到亞洲發展的念頭。慶幸香港給他重新了解一個城市的機會，使他能投入本土運動，保育皇后碼頭、捍衛土地等，每一次抗爭都讓他活過來了。
人們總誤說是他女朋友司徒薇把他拉回來，但其實是陳允中花了九個月時間說服另一半，總是對她說「你的城市好可愛，你的城市有個好大的民主運動，你唔返嚟呢個歷史時刻，你一定會後悔。You will rot in USA.（你將會在美國腐爛。）」
香港步入民主運動歷史時刻，陳允中拉司徒薇回來參與這個時代，便是他們生命中的歷史時刻，他自豪地說：「因為我愛呢個城市，我用另一個角度嚟愛呢個城市，吸引到一個對呢個城市失望嘅香港人返黎。我覺得我最大的成就係呢個。如果我對香港最大的貢獻呢，我覺得係拉司徒薇返嚟。」
圖：陳允中和司徒薇。
學運是不可能才要做，因為做才變可能
談及學運，陳允中過去是參與者，現在成了學生的後盾、軍師。近日學聯的同學在辛勞的工作下，都脫去了嚴肅的大人臉。在訪問期間，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碰巧路過，便與陳允中互相擺出鬼臉、逗趣打氣，「學生這幾天變得越來越可愛。」在各個泛民政黨領導令人民失去信心時，學生的理想精神實在是浪漫而可愛。
回到課室，還未參與罷課的學生總追著他問：「為甚麼要進行很大機會徒勞無功的事？」的確，不少政治學家也對這次抗爭沒抱有太大希望，因為香港不像台灣、馬來西亞，她不是獨立國家，國際上也沒有任何在獨裁下有民主地方政府的先例。是次民主抗爭，可算是天方夜潭。
陳允中承認這劣勢，但他的回答卻沒有被挫弱，「學生運動輪到我哋做嘅時候，係表示呢件事冇可能短期做到，呢個係學生運動的本質。所以politics of impossible係非常重要。我哋做不可能嘅事，因為不可能才要做，因為做才變可能。」
民主運動是需要有人領導，給予人民信心，陳允中指出有可能的事，建制派會做，而泛民對社會民主運動的領導性早已失信。「冇人信佢哋，大人破產」，剩下來的就只有學生。他最喜歡答學生這些犬儒問題，「因為出面冇人會答佢哋」。說到這兒，他滿懷大志地笑說：「我知道佢地如果信左之後，佢哋唔會返去。」
公民講堂 從新認識民主
來港十一年，陳允中見證著一幕幕遊行、抗爭，使政府卻步。以往他總懷著信念相信香港會像台灣九十年代一樣，步向民主化，就像「直通車」。直至人大落閘，他醒覺「噢，原來民主化係可以U-turn喎，仲要U-turn得咁快喎。」，一國兩制岌岌可危。於是，當學生說要罷課時，他便大力支持，與成名一眾教授籌辦公民講堂，讓香港人從新認識民主。
儘管香港人活於西方殖民文化下，對「民主」二字毫不陌生，但陳允中卻認為港人的民主實在太狹窄。他以學運作例，學生總依賴官僚式大學學生會的推動，「學聯大叉唒」，假若那一年的同學不像這一屆般熱心，便沒有人帶頭發聲，流動性極低。反之，台灣的學運都把學生會邊緣化，很多同學都參與不同地區議題小組，爭取民主，就如太陽花學運一樣，林飛帆、陳偉霆也是從小組出來的，這種百花齊放的面貌才能把民主之花，散遍每一個角落。
這次聚集過八十位學者講課，陳允中形容是一呼百應，「今次會咁多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冇出路」，即使周五場地申請失敗或會令講課學者被補，他們也毫不猶疑，這令陳允中十分感動、意外。他期望往後能吸引逾二百名學者，當作一個聯署，也希望把講堂推到中學、社區，使民主變成一個所有層面的生活方式、社會共識，訓練一群真正的公民，一群「唔會失望的公民、唔容易投降的公民，唔會覺得做唔到不如唔做，去計算得好盡的公民。」
民主變成信仰 成功指日可待
當罷課、佔中，似是變了香港民主唯一的旗幟，面對很多港人的責罵，陳允中對三子、學生深表同情。他認為即使他們有不足之處，但其實已經很努力，罵人絕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當我哋開始鬧人嘅時候，即係表示我哋開始懶惰，開始唔負責任，唔想做公民喇，唔想為可能會失敗去負責任。一個行動者係好少鬧人㗎，因為你知道成唔成功係靠你，而唔係其他人。」
陳允中指的「你」，包括警察、親政府的人，當他們也受到學生、市民自我犧牲的道德感召，便會可能參加不合作運動：警方請假不拘捕公民抗命的人、《大公報》記者拒抹黑泛民而辭職，加重管治成本，使政權攤瘓，從而改變整個政府，達到權力下放，開展政改更多出路。當人們把民主變成不可妥協的價值，「冇呢啲，冇香港。係有咁大嘅使命感嘅時候，點會輸啊？冇可能輸。」
穿梭於講堂之間，陳允中的周遭總有一群群白衣人魚貫地步入添馬公園，有人說他們的歡樂、希冀像是進入了嘉年華一樣。其實，他們神情較像是踏入了台灣的十分老街，只是路軌變成了草地，彩色的孔明燈變成黃絲帶，人們心裡都帶著一個個祝願，相信民主指日可待，就如陳允中的願景「民主要變咗你的信仰，冇人可以攞走你的信仰。You cannot kill an idea, of course you cannot kill a belief. You cannot kill a faith. 」
記者：梁嘉瑜、吳卓恆
編輯：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