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五區總辭之議一浪接一浪，好文一篇接一篇。繼公民黨推出「總辭三步曲」方案後，一位在政治圈工作的朋友連續電郵來函兩篇文章，要求本人代貼，大家慢用﹗
公民黨提出的「雙辭方案」，將五區總辭列作爭取普選第二步的手段，情況並未如一些評論所言，令五區總辭的實現機會大大增加，因為公民黨的舉措立即惹來獨立民主派議員的責難，說溫文如公民黨竟去學社民連，事先毫無溝通就擺他們上檯，反應最激烈的要數馮檢基，這個倒可諒解，若真的總辭，問誰都知道在九龍西應由始作俑者黃毓民叫陣，你要民協擺擺姿態搖旗吶喊尚說得過去，公民黨突然如此看得起基哥豈非大整蠱？
但作為泛民支持者，現在民主派三大黨總算都各自提出爭普選的新方略，先不論各個方案的優劣成敗，都是值得稱善的事，因為在這政改死局中，作為領導群眾的主要政黨，都得負起推陳出新的責任，給支持者以致堅守民主原則的香港市民明示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和平地激進回應橫蠻的憲政安排
而這一個死局，源於我們要以和平的手段向一個極權政府要求落實民主政制。這無疑是與虎謀皮。所以公民黨的方案縱有千般不是，它至少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重新界定什麼是激進。不只有文匯大公，連政壇裏的泛民中人都說辭職是激進的行為，大家就視為理所當然似的，但到連「理性思考」的藍血人都提出去辭職，大家才駭然發現，由辭職到市民去為補選而投票的一天，中間沒有牽涉到任何「掟蕉」與「掃場」，「五區總辭」原來是和平得不得了，可以是另一次像七一遊行般展現香港人極高公民素質的抗爭手段。
當然你大可以說，手段是和平，姿態卻是激烈的；然而姿態就算多激烈，也不會到達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層次，因而何秀蘭曾說罷交稅就立即被圍攻。香港人實在太善良了，大家那麼快就忘記了對中央無所不用其極拖延普選的憤怒嗎？2005年的釋法，人大公然扭曲基本法，妄顧「循序漸進」原則，凝固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制度，還無中生有額外為啟動政改加設關卡，即特首提報告及人大常委的授權；連自己當初定下的遊戲規則都不遵守，本質上與新疆政府現在就毆打記者事件明目張膽捏造事實如出一轍。
是以，泛民主派在2007年12月的人大常委「決定」後，仍堅持2012雙普選，即是堅持香港人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而要否定這次人大「決定」的權威：要不是促使人大常委要有一個新的「決定」推翻07年12月的「決定」，就如承認文革是「錯誤」；否則，泛民繼續喊2012，那彷彿如1979年中美建交後，蔣經國表明反攻大陸的「決心」不變那樣，一般自欺欺人。
誰是抗爭的對象？
而公民黨的「雙辭方案」，明顯是從所謂的政治現實出發，要市民公投2012已毫無意義，反而委曲求全按照你人大「決定」的本子辦事，連路線圖這項最低消費也不可得，將之設定為公投議題，必能更容易動員群眾。
不過，我認為「雙辭方案」有一大漏洞，就是根本搞錯了施壓的對象。這個情況與民主黨一樣，因為兩者都是向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問責。香港這地方，有許多口中不說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情，例如陳德霖會接掌金管局，梁振英和唐英年會參選下屆特首，以及曾蔭權在政改問題毫無決定權可言。而且，民公兩黨要曾蔭權因有負競選承諾而辭職，變相為那次小圈子選舉背書不說，就當曾蔭權肯鞠躬下台，那末拖延普選的責任由曾蔭權一力承擔了，下屆特首豈不是更輕鬆自在。
因此，縱然我承認公民黨在策略的考量合乎情理，但行動的本質卻是捨難取易，忽略了大原則。我曾聽過一個故事：有人在晚上把鑰匙弄丟了，他在街燈下找尋，朋友見他找了很久，問他是否在肯定在那兒丟失，他竟回答說：「我不是在這裏丟失的，但這裏有燈，比較容易找。」
所以，若按照公民黨的方案實踐變相公投，其結果極其量是對現屆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無關香港長遠民主發展的大局。但若將公投議題設定為「反對人大決定，落實2012雙普選」，卻可以造就兩重不同的意義及結果。
把公投變成中國民主的里程碑
第一重是變相公投的行動本身，是一次香港人與香港人之間的對決。我們作為民主派市民，要在是次公投徹底壓倒不要自立自主，無論是因為「第一種忠誠」還是自利的角度出發，只希望唯北京是從的市民。但這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同時保障或落實他們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因為變相公投而引發的大辯論和相互的游說過程，本身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大里程碑。泛民政壇中人應與所有民主派市民結成同盟，爭取中間派市民，
以五成甚至六成的投票率作為公投門檻，務求每一個民主派市民逐一勸說身邊立場搖擺不定或未有立場的朋友支持公投，民主價值得以廣泛討論之餘，也是一次遍地開花關乎全民的全方位動員。
若民主派市民這一方能勝出公投，這個公投結果就是公投的第二重意義。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在行使主權的地區，有人民透過民主程序，裁定身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不符合人民意願和利益。這是敵我矛盾，因為這彰顯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及第三條人大「對人民負責」的規定。這也是連消帶打，公投結果展現的民意直指中央，民意變相確認「曾蔭權不代表我」，架空特區政府這個扯線玩偶而不用再跟它糾纏。何況司徒華常常說，「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希望」，因此我一直相信，民主的主戰場不在香港，而是在內地，因為過往我們只靠一國兩制維持香港自由的現狀不變，其實不過是一直採取守勢，無助於改變內地的情況，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反攻，而且也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香港化為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城市的形勢不可逆轉，自由的尺度在各方面逐漸退色，隨著年月推演，爭取民主的環境只會更為形格勢禁，大環境如是，本身民主運動的主力，八十年代的先驅一代即將面臨凋零，但另一方面零三七一的年輕一代已經成長，如果老一代的經驗和地位結合新一代的行動力和創意，這時候就是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千載難逢最強大的陣容。
胡溫需要五個對等的談判對手
最後在這裏要反駁一種論調或者預測，就是若就2012公投，「玩到咁大」，豈不是自堵後門，失去與中央和解之機？首先，連泛民中人不是也承認，胡溫皆為值得尊敬的開明領導人嗎？若如是，可能他倆一直慈悲「聽到了」香港同胞的訴求，只是我們的力量並非強大到可以是一個平等對待的談判對手，且看台灣民進黨也紛紛得到「中國」接見，而且泛民中更多是同為保釣志士，胡溫只是欠一個藉口，去壓下黨內的鷹派。
回到變相公投，既然始終是和平行事，勝出公投後民主派仍須貫徹和平方針，也就是必然走向談判桌。所以換取胡溫承認你是對等的談判對手，強大的民意就是唯一的後盾。具體而言，若五位辭職的泛民議員勝出補選公投，他們五人就是香港人授以全權的談判代表，他們應表明當選後會拒絕在立法會宣誓，直至中央首肯，五人帶著人民意願，獲邀到北京開展香港前途談判為止。
由是觀之，民主派現今唯一的本錢，就是與中央對決的勇氣，這也是泛民政壇中人，能在香港政治舞台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應有出路，而非苟延殘喘，在現行政治制度空嘆弱勢。
我作為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衷心希望泛民政壇中人，不只為向我們交代，也是為向歷史交代，勇於踏出足以改變全局的一步。
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的自白(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