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今年8月底對香港普選框架「落閘」，觸動學生罷課集會，掀起一連串不合作運動的序幕。在這場強弱十分懸殊的對弈內，要如何策劃部署、製造「威脅」給這最會耍把戲的敵人，是非常傷腦筋的問題。一路佔據著主動權的中共，把壓力推到了泛民身上，讓他們無論支持或能夠否決到方案，都無法扭轉局勢、贏得勝利。表面美好的「政改五部曲」本來就是個圈套，它迷惑了香港市民，也迷惑了一些還天真存有協商談判希望的議員政客；現在真正普選的夢想已破、理性訴求之路已被封，還相信著自己命運要靠自己爭取的人，應從這圈套中走出，為更為實際的「抗爭N部曲」，貢獻出個人縱然是微薄的一份力量。
在「佔中」行動已難當成重要談判籌碼的今天，首先發動學生罷課，是抵抗權力壓迫的一條正確之道。或者像有些人提到，罷課不應只限在校園內搞集會、開講壇，但我覺得於罷課的早期階段，這樣做可更堅定學生抗爭的意志，吸引/吸納更多校內的游離派參與，來壯大罷課的隊伍，因為當往後的「戰線」拉長的時候、當進行持久抗爭的時候，需要非常多的人手來支援以便進行「輪流」守候；而隨著罷課人數的增多、時間的推移（限定罷課到何時是愚蠢的做法），組織者亦應該跳出校園、公園，在更多的著名地標，與遊客聚集地方進行集會、呼籲（像台灣太陽花學運那樣佔領立法會，暫時是不現實的想法），整個過程可以是理性、平和（期間要有多個大型的、超過數十萬人參與的遊行配合），目的在於盡量感召不同群體的加入，為下一步的大型罷工行動做好醞釀的準備。
按照傳統社會分析理論，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都無法獨立於工人運動之外，學生罷課畢竟影響力有限，撼動不了政府的立場，但罷工則不同，它是實實際際在癱瘓社會的正常運作，能比「佔中」更有效地引起政府的恐懼。然而這看似很「虛」的落實真普選問題，並未觸碰、影響到工人或一般「打工仔」的直接利益，難構成罷工的誘因，況且政府還不斷地宣揚表面是進步的「袋住先」方案，令相對較「單純」的勞工階層，更有可能傾向建制那邊。
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學運這「前戲」就顯得格外重要，它除了讓大人們相形慚愧之外，還應在這段時間讓更多民眾真正知道，普選/政改並不離他們很遠，任何專制的、視民意如陣風的領導，都會對社會發展構成障礙，從而牽涉到更為現實的住屋問題、醫療問題、福利保障問題、文化政策問題等等，或令到普通市民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於新型的消費社會裡，社運事實上並不應由社會的底層，特別是經濟條件最差的階層為主導，它需要擴及到不同行業，吸引各行業中的年輕人參與，方可以將社運的影響力蔓延得更廣。此外，處於頗為尷尬位置的「中產」階級是不容忽視的力量，他們有相較高的分析能力，知道失去真普選會帶來長遠的消極影響；他們在各自領域內的關鍵性，一旦倒戈相向，將會加速政府倒台的步伐。因而，「得中產者能得天下」，但礙於對自身利益的權衡，他們往往絕不輕易地「豁出去」反抗，如何說服到更多中產者加入此行動，是很重要的一役，當然無限期的罷工想法並不可行，策動者應該適時改變計劃，實行一波又一波接力式的罷工，使到烽煙能夠四起，使到星火的結合也能有燎原的機會。
爭取真普選運動要取得成功，必須定立明確的目的，反對盲叫口號，而看這形勢，要實現公民提名已好比搞港獨一樣成為空談，但「提名委員會成員由直選產生」，是可以考慮爭取的目標，它本身亦沒有違反到基本法的任何一條。政府如若在人們罷工進行了一段時間內，都未肯就此讓步，大家即一定需將行動再一次升級，由克制的罷課罷工，變為真正的佔領運動。不反抗不能握住主動權，縱然在港島的人群被捉了，另一班人亦可以在其它重要區域，重新組織起來搞佔領，像打游擊般，地點也不必局限於在中環。中共與香港政府的驅趕威嚇有時候徒有其表，你一硬起來，或會打亂他們的陣腳（雖然港府也有可能藉此重提「23條」，但經過前兩階段運動的醞釀後，全民抗命的氣氛亦會達至高漲，政府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應難打響如意算盤），至於屠城場面假若再次上演，必激起更大民憤，引起一系列連鎖式反應，包括外國可能會介入對中國實施制裁，國內的局勢將更加持續不穩等。佔領這步棋，是博與不博的問題，當很多人都共同一齊「去盡」了，大家就能把壓力推回給中央，看它會否因為要拒絕「提名委員會成員由直選產生」，便冒此大的風險進行暴力鎮壓。
隨著香港近十多年的發展開始放緩，和大型遊行的頻發，中央已意識到其國際地位下滑難以逆轉，亦想借此來「警惕」港人要小心抗爭的危害性。從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到取消APEC財長會議，都像是在慢慢削弱香港的影響力，淡化了香港議題在外國的受關注度；同時通過消息的封鎖，中央阻隔了中港訊息的交流，令香港漸變成一個「孤島」，限制了其發生的社運，在內地所產生的響應效果。可是，大量湧入的自由行，有些會被耳濡目染，將港人爭取真普選的第一手資料帶回給自己所屬地區；而上述發動罷課的學生，在遊客聚集地進行演講，即起到一個傳播作用，也可能因喚起部分內地遊客的醒覺（儘管是表面的），獲取潛在的響應「籌碼」。享有財政獨立地位的香港，不需上繳稅收給中央人民政府，無論「佔中」運動對香港的經濟、金融業造成怎樣重大的破壞，都傷不到中央的元氣、改變不了他們的決定；但當「佔中」跳出中環、跳出香港，使到「上面」擔心其它城市和地區會有樣學樣，打破「和諧」局面，演變成全國範圍內的佔領行動（真正的佔「中」）之時候，你才有更充足的底氣，跟政府進行「討價還價」。
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喊著：「我要這個世界，並且要它原來的樣子」，今時今日的香港不復從前般美好，因為它身體內早就已經生著一個政制問題的大腫瘤，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而要除去這個腫瘤，香港必須接受「化療」，但期間所遭到的劇烈痛楚在所難免，其經濟的增長也會進一步放慢，甚至是倒退；然而只有經過煎熬和痛苦的考驗，方俱重生之機，往後有利民主前行的政策，方在此運動成功的基礎下，更容易被爭取得到。所謂瘋狂，其實正是潛藏於我們一直深信不疑的理性中，若不敢去推倒，又怎能夠去重建？
這場漫長又艱難的仗，鬥的是智、鬥的是勇、鬥的是忍耐、也鬥的是堅持，習慣「三分鐘熱度」的港人如沒有恆心，則可能讓昨日所取得的勝利煙火，於明天煙消雲散。要創造歷史，就必須敢去賭，用你手上的個人前途作賭注，來博取這城市的民主，以及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