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目前特區政府的經濟狀況，為了平衡財政預算、節省公共支出，把公共產品交由經濟效率較高的市場來生產或經營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應以短期政策及對較小和短線的項目較為適宜，在大型項目和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項目便需要深思熟慮。
無論是紅灣半島售予私人發展、西九龍項目招標 或是領匯上市，都是把公共資產(public goods )以 私有資產( private goods )方式從官營政府生產轉為 民營(市場生產)，是公共資產私有化( privatization )的不同模式。
按前殖民政府時代訂定下來的「法理」，紅灣半 島的用地權( ownership)、領匯上市的業權(prop-ertyrights )均為房屋委員會擁有，西九龍的地權則 屬於政府(government land )。所以，無論房屋委員會或是政府都有獨立處理其資產和財政的權力，他們都可以和發展商以雙方滿意的模式「交易」，在殖民政府的行政主導年代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自特區政府以來，在民意越來越受重視的情下，若「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政策仍建立在以往一貫的「法理」上，能否和目前及未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切合呢？這些事件帶上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是如何改善把公共資產私有化的認受性？目前特區政府仍沿用前政府訂立下來的行政架構和法理。因此，政府和政府的法定組織的公有資產便可以合法地不經立法會通過而由官營轉為民營了。在積習已久的「官意」帶領「民意」的行政文化影響下，沒有認真地諮詢民意，客觀在響應社會的要求，在目前較開放的政治環境下，便容易被認為是「黑箱作業」和「官商勾結」，嚴重影響到市民對項目私有化政策的認受性。
官營民營各有利弊
其次是如何分配社會資源？政府的主要社會責任 是要公平(equity)、公正( justice)和合乎公義( righteous )的情況下去分配社會的資源和機會，特別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的民生政策更為重要。土地 (包括地點和環境)是公共資源(public goods )，在售予與私人發展商之前，也 是市民的共有資產(common goods )，之後 ，便是私有資產了( private goods )。現代著名的政治及公共行政學者威瑪和唯靈《Weimer and Vining1998》指出政府在使用公共資源時需要盡量公平、公正地對社會各階層提供多樣選擇和機會，才是一個向全體市民負責的政府。在政策制訂方面，公共資源分配可以直接由政府或間接地由市場實施，或兩者共同進行。美國經濟學家費利民《M . Friedman 1962》在談論「自由經濟」 (economic freedom )和「自由政治」 ( political freedom )時指出自由市場的操作並不是政府不干預市場，反之，社會要有一個能代表公共利益(政府)和代表私有利益(市場)的平台來制 訂公平(equity) 分配資源和資產(distribution of income )的政策，監理分配。在這理念下，紅灣半島由政府或發展商參與居屋計劃，提供一些較優質的居住環境給沒有能力購買私人樓宇的社會各階層，高地價政策犧牲者的選擇和機會，是符合現代以民為本(主)的社會理念。試想，同樣是公共資源的「空氣」，一個對市民負責的政府是不是可以把「空氣」質量分成等級，分別分配給不同「質量」的社會階層？這是公平理念的問題，再者是如何平衡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的相互關係？公共產品由官營轉為民營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 人(M . Thatcher )為了改革自戰後以來不斷膨脹的政府架 構(包括官營和半官營 機構)和公共支出，挽救面臨崩潰的經濟採用的政策，但該政策的成果 (policy outcome )和對社會深遠的影響，至今在英國仍亦極具爭議：前國會議員東尼‧賓 特(Tony Benn )認為私有化對工業、醫療、教育，以及社會保障都造成極大的傷害，現財政部大臣歌頓‧布朗 (Gordon Brown) 批評這計劃未能平衡官營與民營之間，因社會上各種矛盾而產生今日的各種社會問題。近日美國《紐約時報》 ( NewYork Times) 更以英國及智利為例，明確指出私有化是造成該些國家的中下勞動階層越來越貧窮的主因。
我國早在西漢中期，漢昭帝始元六 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也曾因政府的財政問題，在官營和民營之間 ，從經濟(宏觀經濟和微 觀經濟)、 政治(法治與禮治)到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的關係作廣泛辯論：支持官營的大夫指出公共產品官營，不但可以「輕重御民」、「上下俱足」，更可以「積以備乏絕」、「流有餘而調不足」等以平衡市場供與求的關係，同時也可以抑制因「私威積而逆節」 (市場壟斷)對社會( 政府)造成的傷害；「賢良」、「文學」卻認為官營會使「國家衰耗、城郭空虛」 (財政困難 )而「百姓困之」 (社會貧窮 )，但民營則可以因市場競爭而使「父子戮力」、「務為善器」 (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桓寬：鹽鐵論》，雙方激烈辯證後，發覺公共產品由官營或民營都各有利、弊，故當時政府並沒有因經濟問題而積極把官營改為民營。雖然這些例子和今日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不盡相同，但也反映出公共產品生產和供應私有化在古今中外都不是有利無弊或有弊無利的。
大型項目需深思熟慮
按目前特區政府的經濟狀況，為了平衡財政預算、節省公共支出，把公共產品交由經濟效率較高的市場來生產或經營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應以短期政策用於對較小和短暫的項目較為適宜，在大型項目和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項目便需要深思熟慮。
此外，政府對已實施的政策評估不足，紅灣半島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香港的地產泡沫在特區政府推動了「八萬五房屋政策」後便開始被冷卻，由一九九七年七月至同年十月金融風暴襲擊期間，樓價下滑了百分之二十，其後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政府採取穩定樓宇價格措施 (包括了停建和停賣居屋計劃 )，其間樓價一共下滑了百分之六十五 (政府統計處資料 )。
自熱錢在二零零三年四月開始流入香港，樓宇價格也開始穩定，更在與內地的緊密經貿關係協議於二零零四年一月生效後，樓價更重返上升軌跡。那麼，近年的房地產價格嚴重下滑的現象是特區政府實施「八萬五」的原因，是金融風暴的影響，是高地價政策，是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是高通脹、低利率，是社會保障 (例如退休金制度 )不足，市民需買樓保值，是長期累積的房屋政策失誤 (policy failure )或是市場失誤 (market failure) 等相當複雜並且相互影響的政治經濟內容造成，在沒有清晰的評估之前，不容易說清楚。
根本問題未解決莫急於求成 問題是，多年累積下來的房屋問題需要解決，市場內潛伏的樓價泡沫因素需要消除，才可以長期地改善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 )，使社會資源更有效率地公平分配，未來特區經濟在外來政治經濟衝擊時的穩定能力得以加強。目前採用的「穩定樓宇措施」只是急湊而成的危 機處理(crisis management )方法，並沒有顧及潛在已久的問題。在政府沒有全面充分評估近年地產市場下滑的原因之前，卻急於為了紓緩房屋委員會的經濟壓力，把紅灣半島售予私人發展，主動地把公共資產投入市場，這是行政上的失誤，也是未來政府政策制訂者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總而言之，紅灣半島、西九龍項目和領匯上市事件，都反映出目前特區政府的管治架構在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政策制 訂(policy formulation) 、實施 ( policy implementation )和評估 (policy evaluation )都有不足之處，管治方面仍遺留著殖民政府年代的行政文化。這樣，施政過程中就難免產生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大小不同的矛盾。在「一國兩制」、民意越來越開放的政治環境下，改善和磨合這些矛盾，是提升未來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因素。
羅慶鴻
香港註冊建築師
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