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七一數十萬人上街，教不少港人雀躍萬分，尤其首年直接導致廿三條擱置及次年隨後的董建華下台，讓港人從失落絕望中看到希望。
七一過後，是其意義的探索。其中一種不得不重視的主流論述，是中產論述的提出，說回歸後的問題，是對回歸前諸如自由、法治、廉政及高效公務員體系等被侵蝕的結果，香港要重振雄風，便要重新肯定及維護這些價值。
我無意說此論述全錯，只是想指出這論述確是似曾相識，正是當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別這殖民地，嘗試為英國此最成功殖民地作出的結語的重心內容。而 Thomas Wong 在《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the Hong Kong Story》一文曾指出彭的結語的論述性，為了給其國家一個正面形象而將很多丟臉殖民政策與經驗隱藏。
Wong 指殖民者對華人一直是採取鄙視態度，自視高人一等，這可見諸一些如禁止華人居於半山區的法令。但英國殖民者後來是經過轉化，尤其重要是二次大戰，大挫此殖民者的自大與傲慢，讓他們以較謙遜的心態對待被殖者，如將上述充滿歧視的法令取消，以較平等與尊重心態對待華人。
當然我們亦不能不提七十年代港督衛弈信，正是他的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及公共醫療建設等為香港經濟起飛與轉型創造條件，雖然他的政策自有為了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考量，但我們亦不能完全毋視其工黨背景此身份對其政策的影響。正可說是作為工黨此關顧勞動階層，貧苦大眾的從政者讓香港這本是難民的聚集地變得稍為人道，成了港人開始產生屬地認同的地方。
若然以當政者的謙遜度看港人對內地與香港政治認同也許能帶來新的認識。港人第一次信心危機是八二年鄧小平表示堅持收回香港，但隨著八四年戴卓爾無奈簽署聯合聲明，港人信心迅速回升，樓、股急升。這個，除了因為鄧的經濟改革方案，難度鄧的實用主義哲學，強調摸著石頭過河的政治思維沒有關係嗎？再到回歸前後，港人對內地信心更是猛升，同樣除經濟因素外，難道跟國內出現一位朱鏞基這樣的政治領袖，明言將要走的是地雷陣，萬丈深淵無關嗎？不論是過河或地雷陣，讓港人看到國內仍有政治領袖，強調政治作為一種責任，政治高位，是步步為營，如覆薄冰的位置，對這位置的直率體認，要求的是當仁不讓與謙卑謙遜的某種平衡，如此政治家風範難道不是港人認同與渴望的嗎？
回望回歸八年，特區政府欠缺的不正是謙遜嗎？董建華的問責制只行行政主導之權而不顧問責制之責，致有權無責，政策更一意孤行，漠視民意；葉劉的晚婆娘咀臉，對民意更是鄙夷與敵視之，自視為高高在上的當權者，表現的正是殖民者前期的傲慢，港人心中屈辱可想而知。
到了今天曾蔭權上場，你會認為他是謙遜的政治人物嗎？我看未必，尤其看他在西九視民意為嘈音，又或對民選議員的鄙夷態度，大概他更著眼於政治的名利得失而不是責任與志業。但謙遜是可以學習或被迫學習的，當年殖民者就是因權力沒落與權力多元下變很謙遜，而回歸從某程度言確是衝擊此權力分散與多元的狀態 (有評論曾指基本法的政治倒退是部份政客、商家及專業團體組成 ‘不聖潔聯盟’ (unholy-alliance)的結果 ，將香港普羅巿民排拒政治之外)。故此，七一便成了香港巿民創造社會環境與條件，讓當權者看到權力的多元紛雜，看到操弄、統攝與駕馭的不可能，從而學會或被迫學會謙遜。我想這是我們今年七一應繼續上街的一大原因吧。
最後，作為一個人數過十萬的遊行，大概沒有人認同所有遊行團體的訴求吧！例如去年以基層團體帶頭，手持標語是爭取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等，結果傳媒又說是中產遊行，氣得很多基層團體忿忿不平，問傳媒有冇搞錯？大概明光社的擔憂是過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