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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村抗爭運動揭示香港媒體與時代嚴重脫節

菜園村抗爭運動揭示香港媒體與時代嚴重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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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菜園村的抗爭運動已持續了兩年多,但除了2010年1月萬人包圍立法會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撥款伸請時,引來香港媒體廣泛報導;這兩年多以來媒體只是零零碎碎地報導。香港在九七前早已出現新聞娛樂化的問題,九七後的傳媒生態除了無法改變新聞娛樂化,更出現日益嚴重的自我審查。敏感的政治問題固然要自我審查,涉及地產財閥利益的也要自我審查。除了這兩大要害,香港傳媒的生態其實已形成另一種同樣嚴重(如果不是更嚴重)的問題。這一新的問題是香港的傳媒已跟形勢脫節,無法掌握時代的步伐,香港傳媒忽視菜園村的抗爭運動便正好是傳媒跟形勢脫節的例子。這樣說或許會被批評為誇張失實,不妨按下菜園村的抗爭,討論近日廣受香港傳媒關注的事件——支聯會主席司徒華逝世。無論是報章或是電子媒體爭相報導司徒華逝世的新聞,連身在台灣的前學運領袖王丹希望來港悼念司徒華一事也成為重要的新聞。王丹最終被拒來港悼念司徒華,輿論大多認為「一國兩制」受重創,王丹本人先在個人網頁表示「一國兩制」騙人,後來更在台灣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一國兩制」已死。九七之後,「一國兩制」的承諾可以說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方案和正式合同,「一國兩制」受重創有如合同被塗污,合同的成效或約束力立即成疑。王丹來港悼念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一事,連建制派人士也擺出一副樂觀其成的姿態,但最後還是無法成行,事態發展可謂曲折離奇,即使以新聞娛樂化的角度來看,王丹被拒來港的消息應是報章的頭條新聞。但事有湊巧,消息公佈當日同時發生電視台股權變動和豪門爭產的新聞。在新聞娛樂化的大前題下,王丹的消息便要讓路了;更何況大事報導可能令北京當局不快,因為王丹被拒來港的決定顯然是北京的某大員一聲令下的結果。香港傳媒的生態,尤其是言論自由、出版和辦報自由原是「一國兩制」的重要成份,2003年50萬人上街抗議的導火線恰恰是打壓言論自由的基本法23條立法。既然王丹被拒來港是「一國兩制」受重創,傳媒在「身受其害」的情況下,應不至於拱手把這段新聞讓路給其他新聞。從處理王丹被拒來港這則新聞的手法來看,已清楚看到香港傳媒如何不濟了。

如果說王丹被拒來港一事沒有受到香港傳媒適當的重視,那麼有關菜園村的抗爭便幾乎完全被忽略。王丹被拒來港一事當然源自六四和支聯會主席司徒華逝世,前者對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是重大的歷史事件,代表著重大的歷史轉折;後者則對香港尤其重要,不少評論更認為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無論是六四或是司徒華去世都是關乎歷史的重要事件,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傳媒都會大事報導。司徒華逝世的新聞更持續至他入土為安才停止。即使出現了傳媒自我審查和新聞娛樂化這兩大要害,但主管媒體的總算仍然能察覺歷史轉變。然而上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柯卻曾經指出,十九世紀是歷史的世紀,二十世紀則是空間的世紀(參見)。根據這說法,主管香港傳媒的,眼光仍停留在十九世紀,只能留意歷史轉變相關的事,對於空間的問題似乎一無所知。菜園村的抗爭是關乎空間的抗爭,若非發生衝突事故,香港的媒體根本不屑一顧。如果二十世紀是空間的世紀,關乎空間的抗爭便直接指涉當今世代的根本問題。事實上,只要仔細分析福柯的講法,再結合他整套思想體系,便能明白菜園村的抗爭背後的重大意義。香港傳媒生態除了經常被提及的兩大要害,更出現媒體主管愚昧無知,與時代脫節的嚴重問題。

福柯的講法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第一個層次恰好也是歷史轉變的層次;十九世紀承接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餘威,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思想理念或意識形態輪番衝擊既有的體制和秩序,重大的歷史轉變甚至是烏托邦都恍若指日可待,人們對歷史充滿期盼。二十世紀卻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1914年爆發的戰爭粉碎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想法,社會主義革命淪為由類似秘密組織的革命黨秘密推動,革命亦淪為新的獨裁統治取代舊的獨裁政權。對新自由主義者而言,就連二十世紀後半部出現的福利主義和福利國家,也是災難;不認同新自由主義的亦不會全面擁抱福利主義這種勉強在再分配的層次上稍為彌補生產和生產關係的嚴重不平等。總的來說,整個二十世紀雖不至於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但卻沒有任何事情令人對歷史產生期盼,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東歐變天等事件,只是令人鬆一口氣,不是令人驚喜;更何況蘇聯、東歐和德國的巨變之前發生了六四血腥鎮壓。

另一方面,正如《帝國》一書的兩位作者指出,福利主義其實是規訓社會的胡蘿蔔(監獄和精神病院則是大棒)。規訓社會的概念來自福柯,二十世紀是空間世紀的想法和規訓社會的概念相關。1914年爆發的戰爭摧毀了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直接促成社會主義革命這種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的分析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鍥而不捨地繼續探索重新啟動社會主義革命的路徑。意大利共產黨的理論家葛蘭西(Gramsci)提出霸權或統識(hegemony)的觀點,突顯理念和意識形態抗爭的重要作用。對葛蘭西來說,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建基於資本家牢牢主宰著生產之外,更建基於一套令人們接受不公平生產關係的主導意識形態,。而構成主導意識形態的因素甚複雜,不能把它簡化為資本家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葛蘭西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兼備倫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更扮演著教育家的角色(The State as Educator)。要重新啟動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抗衡資本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這個任務落在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身上。葛蘭西設想的有機知識份子不是在象牙塔裡閉門造車的人,而是緊密跟社會上的抗爭運動相呼應的。但整個二十紀裡,即使不少知識份子不甘困在象牙塔裡,但往往發覺自己根本無用武之地;1968年席捲全歐洲的學生運動便是典型的例子。提出批判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一群學者不但無法和學生運動相呼應,反而成為學生批評的對象。在整個二十世紀裡,不但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旁落,就連意識形態抗爭也是舉步為艱。

恰恰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困境裡,福柯的思想發揮了柳暗花明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著眼於歷史轉變和改造歷史,福柯則把目光擴至空間的問題上。福柯受邊沁(Bentham)的全景敝視的監獄(Panoticon)設計啟發,指出整個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式實乃溯源於這種設計。全景敝視的監獄把囚犯關禁在個別細小的囚室裡,犯人之間無法看到對方,但高居在監獄中心塔內的獄卒卻可以隨時察看個別囚犯的一舉一動。福柯認為全景敝視這種監獄設計除了說明權力運作必須倚靠一套具體的技術操作,更說明權力運作同時生產知識。高居在監獄中心塔內的獄卒隨時可以知道個別犯人的一舉一動,獄卒因而不須要全程緊盯著每個犯人。雖然囚犯知道獄卒不一定緊盯著自己,但也不敢輕舉妄動,全景敝視的監獄設計逼使囚犯們把監獄的規訓秩序內在化了。這套監獄設計亦同時把「知識就是力量」這種老生常談倒轉過來。知識不但源自權力運作,後者更生產出「相應」的知識。高居在監獄中心塔內的獄卒可以隨時察看個別囚犯的一舉一動,囚犯則無從知道獄卒的目光在特定的一刻停留在那一名囚犯身上。這種嚴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久而久之在囚犯當中形成了一種特定的行為模式——無時無刻被獄卒監視的行為模式。高居在監獄中心塔內的獄卒輕而易舉便能得知囚犯的一舉一動,但囚犯的行為模式卻有如被圈養在動物園裡的猛獸,不是在野外生活的行為模。權力運作產生的知識也就無非是服膺於嚴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的知識。知識和權力根本是一體,不能分開;這也是現代規訓社會的特有現象。現代規訓社會建基於不同的社會體制,除了監獄,還有醫院、學校以至各種文化設施。換言之規訓社會其實建基於特定的空間設計和間格,這些特定的空間間格有其特定的社會功能制約著人們的一舉一動。適齡學童必須送到學校受教育,不能留在家中;生病則送到醫院,死亡也要送到醫院得到證實。就連現代社會的整個知識系統壓根兒也是源自權力關係嚴重不對等的權力操作生產出來的,透過設計問卷、抽樣調查和比較不同的變數,社會科學聲稱可以了解整個社會的各項細節,一如全景敝視監獄裡,高高在上的獄卒可以看到任何犯人的一舉一動。

規訓社會的理論雖然同樣指涉著某種霸權或統識,但卻有別於葛蘭西所說的兼備倫理、道德和教化作用的主導意識形態,規訓社會透過各種微形政治(micro- politics)建立其霸權或統識。微形政治乃建基於特定的空間設計和間格,有效的抗爭策略亦必須針對這些空間間格。一年前的「反高鐵運動」已直接或間接涉及空間間格的問題,車站選址固然關乎空間間格,更重要的是興建高鐵代表著時間和空間壓縮,興建高鐵本身已是一種空間間格。仍是膠著的菜園村抗爭運動純屬空間間格的抗爭運動,微妙的是從歷史角度而言,這場運動是史無前例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一方面以爭取弱勢社群的權益為目標,另一方面則是盡量爭取媒體曝光,透過媒體訴說弱勢社群的苦況,向政府施壓。香港媒體對菜園村的抗爭不屑一顧,換著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抗爭行動早已無以為繼,偃旗息鼓。菜園村民和支持者雖然都是無權無勢,但他們的行動卻不是為了爭取媒體曝光,他們的抗爭是直接行動。他們直接阻止地政人員收地,直接阻止港鐵人員搭建圍欄和圍板。搭建圍欄和圍板是不折不扣的空間間格,菜園村村民和支持者則組織巡守隊阻止港鐵在問題尚未解決前胡亂更改菜園村的間格。另一方面,巡守隊的直接行動卻不是要賴著不走,而是因為建立新村一事仍未能落實。建立新村當然關乎空間間格,菜園新村由參與建村的四十多戶居民在支持者和熱心的專業人士協助下,經過大半年的時間,透過多次會議的商議才能達成,菜園新村將會是史無前例的。菜園村村民和巡守隊阻止地政人員收地,阻止港鐵人員搭建圍欄和圍板的行動不是為了爭取媒體曝光,而是為了建菜園新村能夠落實。政府方面對對興建新村一直袖手旁觀,但起碼政府不能反對建新村。新村一日未建成,菜園村村民便一日不能搬村,這是十分顯淺的道理;政府急於拆菜園村興建高鐵,按常理政府應盡量協助村民早日建成新村。問題在於興建菜園新村完全違反香港社會一貫採用的空間間格,無論在認知上以至動機上,政府官員們都未能對村民提供有效的協助。政府的如意算盤是「不理三七廿一」,不理農作物賠償合理與否,強行收回菜園村的農地,圍起圍欄或圍板,讓興建高鐵的工程可以展開。工程一旦開始,嘈音、塵土、重形機器和大批工作人員都會對生活在原本寧靜的菜園村村民構成巨大壓力,發揮微形政治的效用。政府承諾不會清拆有人居住的房屋,但政府不曾承諾維持適合居住的環境。政府的策略顯然是要逼使村民知難而退,明白菜園村抗爭運動的重大意義是抵抗政府策略的重要一步,因為當中牽涉的是微形政治和空間間格的問題。

「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由「強拆」建成的新中國是城市面貎煥然一新的「新中國」,政治上卻是一切如舊。從歷史轉變而言,「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不過說明舊的政治勢力何等頑強和頑固,所謂「新中國」其實封殺了歷史轉變。但另一方面「新中國」之說並非完全騙人,「強拆」確是做就了新的空間間格,亦即是說新的空間間格封殺了歷史轉變。香港媒體的主管雖然重視歷史轉變,但卻顯然不知道二十一世的重大事件其實是空間的轉變。清拆菜園村源於興建高鐵,高鐵正好是「強拆」建成的「新中國」的新面貎。破舊立新原是人們期待的,但踏進二十一世紀,空間是剩餘資本實現資本累積的重要途徑,財閥們致力改變空間的間格,成為繼續累積資本的投資產品。卡著菜園新村的路權問題也正好是改變空間的間格,成為累積資本的投資產品的問題而已。另一方面,菜園村這條如果沒有興建高鐵一事便根本無人認識的非原居民村落,對一群居住在城市的年青人來說卻是重大的發現;他們發現原來在香港人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搭起自己的家園和耕種自己的農田。菜園村沒有數百年歷史的祠堂、沒有成就子弟高中科舉的書院,更沒有棄耕後堆起一個又一個貨櫃的農田;菜園村有的只是村民自己搭建的房舍和村民每日耕作的農田或果園。也因為這樣,菜園村是家園,不是投資產品。從這個意義來說,菜園村的抗爭也是關乎抗衡香港社會主導意形態或所謂「中環價值」的抗爭,但這場抗爭的戰場是菜園村,不是媒體。抗爭的方式除了巡守阻止地政人員收地之外,更包括在被切割和被鏟平的農田上舉辦「廢墟藝術節」。媒體當然不會報導,但「廢墟藝術節」的意義除了英文所說的defiance(或不屈不撓),更在於重新賦予被冒犯的土地新的意義。事實上,整個菜園村的抗爭運動由一開始便是要在香港這片被冒犯的土地賦予新的意義。反高鐵撥款時的「五區苦行」已清楚帶出這信息,一位參加苦行的年青人事後說,當「苦行」隊伍行經港鐵荃灣站時感受特別深刻。使用港鐵荃灣站的除了荃灣居民,更有青山公路沿線屋苑和遠至屯門的居民;荃灣站外的西樓角路可能是全港唯一一條只有作為通道用途的街道。西樓角路一旁是隔開港鐵車廠的高牆,高牆以外則是來自四方八面的專營巴士的車站。走在西樓角路的人,不是剛下車趕著乘搭地鐵,便是剛從地鐵出來,趕著轉搭巴士的人。「苦行」隊伍行經港鐵荃灣站時,參與者感受特別深刻;除了「苦行」隊伍之外,所有人都不過是「趕頭趕命」。沒有人會停下來感受西樓角路這片被冒犯的土地,沒有人會問為甚麼地鐵到了荃灣時竟然不守本份,硬要從地下鑽出來,佔去大片土地。不要老掉牙地說甚麼「中環價值」,如果走在西樓角路的人全是來去匆匆,對周圍環境不聞不問,這是空間間格使然,「苦行」的意義恰好是要改變西樓角路這種逼使人們來去匆匆的空間間格。雖然「苦行」的信息十分清楚,雖然「苦行」獲得主流輿論的稱許,但得到稱許無非是因為「苦行」符合主流輿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準則而已;對於「苦行」的意義,主流輿論根本無意討論。因此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即使菜園村的抗爭運動從沒有停止,但香港傳媒卻是「濶佬賴理」。菜園村的抗爭運動是嶄新的抗爭,是關乎空間間格的抗爭,也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事件。2011年1月14日規劃署俏俏地提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諮詢,諮詢的期限卻是2月10日,連一個月也不夠;中間還有農曆新年的長假期。這個計劃的名稱充滿空間間格的意味,既說「宜居灣區」,又說「重點計劃」。甚麼是宜居灣區?菜園村的抗爭恰好是為了爭取宜居的家園,所謂宜居會否只是回報率高的投資產品而已?香港傳忽視菜園村的抗爭運動,亦「一視同仁」地忽視「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諮詢。或許這就是額頭鑿了「公信第一」的報章社評所說的:「菜園村很特別,但不應有特權」,對於空間間格的種種問題,香港傳媒一概不知、一概不理!

(圖片為編輯所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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